【討論】論蔣中正


Recommended Posts

毛也好,蒋也好,都是对以往时代,甚至在将来也有影响力的人物。

再过上几十年,或许大家能更客观地了解他们吧。

还有,敬请大家注意一点,请不要将中共再叫作"共匪"了。大陆这边七十年代之后就不再用“蒋匪”之类的公开词汇。

現在都稱呼為大陸同胞 OR 對岸同胞

共匪這名詞很少聽到了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 回覆 137
  • Created
  • 最後回覆

Top Posters In This Topic

堅持可以反攻大陸的夢想

是基於他在大陸上曾經南征北討過

眼界非常開闊 不像我們這幾輩

連個台灣島都沒有逛遍

軍人也始終是軍人

槍桿子拿得非常漂亮 舞得虎虎生風

筆桿子一拿起來就減了不少聲望

對於蔣 只能說那種見識大時代的胸襟抱負是值得肯定的!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要論蔣介石功過

不可否認他的努力

不過個人認為早年他的時運不錯是主因

在巧合,時代 ,機運下 他成功了當然最可能與他的一板一眼性格有關(個人推測是早年就學日軍校所影響)

不然他可能還在幫派間複雜的世界渡過一生吧...

而蔣的北伐統一中國之事 並非如此完美 只能算是有個樣子

事實上內部問題重重 這只是個危機與利益所成的假象 畢竟多方勢力爭奪短期單靠武力是不能真正統一

前面有人提到 要用殺來統一 但是他真的想做 並不可能隨心所欲 所以面對當時他最主要四個敵人: 軍閥 黨內爭權者 共產黨 日本 要完成真正統一 只能說 不可能!

在北伐中 蔣的地位還不穩(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李宗仁、...等都是對手)除了運氣外 只能用爭權鬥人的老家傳( 依靠共產國際的力量掌握國民黨中有利位置,排除共產黨 一步步邁向最高權力者)北伐至重日二次戰爭期間 國黨內部蔣的地位漸穩 另外共黨歷數劫而不滅 甚至西安事變得以重生 至於軍閥也未完全消滅 還有許多零星戰爭 不過最大推手還是日本 面對這個共同敵人中國人有了共同合作對抗的目標 最後的國共內戰證明了之前統一只是假象由當時國共內戰三年中 國民政府軍投共者可知眾人真面目 蔣也在此中中摔了一跤

再來回到台灣

所謂日本戰敗前後台灣的殘破

事實上不論殖民及差別待遇問題 日本在台灣建設是成功的 台灣許多基礎都是日治的成果

但是日本侵略戰爭損耗 尤其後期日軍的物資缺乏補給 美軍轟炸 最後台灣跟者殖民母國日本一起垮

二戰後62年來

國民政府確實貢獻了台灣的復建與進步

但是他們真的讓台灣發展到最好了嗎?

我想這是讓人質疑的 因為老實說蔣介石帶從中國帶來的人是良莠不齊

優秀如中國留學知識份子 劣質如跋扈軍民貪污官員等 這些不也是台灣當時絆腳石 不是也讓天台灣產生很多問題?

要說蔣介石帶來穩定沒錯

但是與其說是蔣的領導成果 不如說是美國的長期保護及早期援助所帶來 從當時國際冷戰局勢的防止赤化的動作 到今天中國與台灣也還要看美國臉色便知

而建設最充其量只能談到軍備 經濟方面只能說是有留學經驗的人帶來的觀念去推行的 只有金錢是不行的 不然可能會落的猶如中國大躍進的下場吧?

要有現在這樣成果也不可能了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蔣這個人,說老實話

早年有4個字可以形容他『瑞元無賴』

他這人混合了本身的無賴性格,在日本融合了一些日本的武士道無聊思想,

在加上德國軍國主義思想(藍衣社等等)和一些雜七雜八的思想

我來講講他的發跡吧

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學歷也是有問題的,教育程度可能只有一般士兵水準,

他上的是『振武軍校』,並不是日本士官學校,2者是不同的。

日本士官學校沒有他的入學記錄,且不可能使用化名,因為清朝跟日本有協定,

日本政府不接受私自學習軍事的學生。

因為那時日本振武軍校才開創立,學校學期時間有長有短也不固定,有時只有一年,

所以代表教育並沒有很好。

在辛亥革命不久受陳其美的命令暗殺了和陳其美爭滬都的『光復會』首領陶成章,

之後又被通緝流亡日本。

後來二次革命在江陰戰鬥之後在上海灘成為投機人士,炒股(李敖考證過確有此事,他的收藏有老蔣當年的炒股文件簽名)與青幫肚月笙等上海黑道人士結交。

1917年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廢棄《臨時約法》孫中山南下組成中華民國軍政府,

老孫招集了中國大大小小的軍閥到廣州,跑到奧軍的地盤,引的廣州百姓和奧軍的軍頭不滿,在加上老孫跟陳烱明的意見相左,終於導致1921年的『陳烱明叛亂』

在這事件老蔣一開始老孫狂發電報要他趕來,老蔣卻故意慢慢來~

而老孫的同盟會那些老戰友們早就在事件發生時趕快到永豐艦去了,包括了偉大的女性宋慶玲,她在這次事件流產了。

這次事件使得老蔣的地位開始逐漸的升高,但在國民黨的地位沒有那麼的重要。

黃埔軍校是他人生一大的轉機,也是他在國民黨開始正式開始站上舞台了。

開始了他國民黨領導的身涯,老蔣在北伐的指揮能力在很多參加過北伐軍閥將領的回憶錄裡都有大肆批評,老蔣他的指揮能力在外國軍事顧問眼裡也是問題百出。

寧漢分裂後老蔣下野也沒閒著,在這段期間繼續增加他的影響力,

包括跟宋美齡結婚,宋家3姐妹都跟中國那時的有力人士結婚。

之後武漢政府也下另清黨,寧漢合流,之後汪精衛到廣州重組廣州政府,

老蔣被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決議請蔣復職,並負責籌備四中全會,

後來汪辭職到法國去了。

1928年在東北易職後,表面的統一,開始了『黃金十年』,工業開始有了一定的成長,

國府努力穩定物價、償還國債、實施法幣、禁用銀幣、統一全國幣制;建設鐵路及公路,

並開始備戰準備,請外國顧問訓練軍隊。

1929年老蔣跟桂系的李宗仁開始了蔣桂戰爭,

馮玉祥,閻錫山兩派觀望形勢,保持中立。使得老蔣可以成功在雙方聯合起來前消弱對方的勢力。也加速了2派的聯合對付老蔣。

1930年之後發生中原大戰,這場大戰把國民政府的經濟破壞打的更加嚴重,

人民的傷亡更加慘重,戰爭打的非常激烈,老蔣在視查時在隴海一戰差點被被西北軍孫良程吉鴻昌的騎兵俘虜,

但是老蔣他利用自己的資金優勢大舉外債可以購買武器和賄賂敵對勢力的將領,

馮玉祥的手下不少被收買走了(其中一個原因是馮自己也對部下太嚴格)

在加上張學良進關挺蔣,中原大戰結束。

但是老蔣損失慘重且不少地盤被張學良佔領,又多了一個隱憂,

老蔣日後又惡整革命元老胡漢民,又關又放他,

1931年胡漢民、汪精衛和粵、桂等反蔣各派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

內戰又要爆發了,民國以後都是軍閥混戰,而在他們打的死去活來時,日本最樂見這種情況,

從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斷的向外擴張勢力,日本為了自己的東北利益組成了惡名昭彰的『關東軍』。

由汪精衛出任總理,9月開始北伐,之後發生『918事變』,粵、寧合流,

老蔣在度下野,孫科組成政府。

1932年『一二八事變』,孫科請辭由於汪調不動軍隊,軍隊都聽蔣的,汪只好請蔣出馬,

日後汪調不動張學良的軍隊請辭去法國,1933年3月汪回國復職。

汪回國變成對日和談派,以求保護中國。老蔣也不想招惹日本,要早日了事,

5月簽訂『塘沽協定』,汪被成為代罪膏羊,其實真正的主使想要和平協定的人是老蔣。

1935年以後國民黨內部對日和解派開始凋零,汪精衛被刺殺成重傷被送到歐洲,

主和派的外交副長唐有壬被殺死。革命元老一派被徹底壓制了,

國民黨開始被老蔣徹底的獨攬,在西安事件後到達顛峰。

我會在看情況是否要打後面的事情。

是否要打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和遷台之後的事,看情況~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 2 weeks later...
只能說,軍事上是個數一數二的人才也,軍政有功

真得很佩服他的北伐事業

還有他了解應該先剿共的原因

不過我猜他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男人,不然也不會有現在的下場了?

當然啦~若不是他當年的決定,您們台灣今天也不用成為外交上的孤兒了。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

對他很無言

其實看看歷史課本就知道

給日本人統治說不定還強過他?

鳥228= =

228是因為陳儀亂說,硬是要蔣公中正派兵清鄉,而當時講公忠正也因為國共內戰不順,又聽到陳儀說台灣叛亂,自然一怒之下派兵前來,導致整個228事件災情擴大化。

真要說有問題,陳儀最該死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

對他很無言

其實看看歷史課本就知道

給日本人統治說不定還強過他?

鳥228= =

的確,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台灣人的人均所得排行亞洲第二(第一當然是日本本島。),而教育普及率則是亞洲最高之一。但難道蔣公統治台灣時,對台灣一點的貢獻都沒有嗎?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 2 weeks later...

蔣總統當年人都還在大陸

228世界關他什麼事?

真是的不要什麼事都要硬牽拖好不好

再說日本人拉我們台灣人去當炮灰

在抓我們的婦女去做慰安婦

這種政府怎麼可能強過帶

全中國的黃金來台灣建設的蔣公

這還要比?難道有人喜歡做慰安婦?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我非常贊成樓上的發言。故總統蔣中正雖然鉗制人民思想,但是對於穩定政局還有防制共匪入侵,仍然有一定的能力。同時,在他主政時代,實行的「九年國教」,更沿用至今。因此有褒有貶,不能一味的否定他,或是神格化他,要有宏觀的歷史視野。他就是我國第一至五任總統,如此而已。

  至於某些人在爭的所謂「臺灣主權未定論」,我只有一句話。台灣、澎湖目前由中華民國實際管轄,且其管轄權亦合法有效。就算《開羅宣言》僅為一新聞公報,但《波茨坦宣言》重申其效力,而之後的《日本降書》亦明文,遵守《波茨坦宣言》的一切條文。只是奇怪,只是客觀的討論蔣中正其人,怎麼會討論到這問題?

乖乖

小孩子不談政治= =

暫不贊成是個人因素

總之要把蔣中正當大聖人或大罪人都太偏激

雖然說罪>聖

還有阿

連當5任總統絕對不是 " 如此而已 " 就能帶過的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我個人認為 蔣介石 沒有靈活的政治手段

他達到目的的方式只有一個 拿槍硬幹

所以"戰"打的不錯,國家就搞的不好

還有回來說打仗這點....

我一直想質疑 南京大屠殺 是不是蔣介石的一個失策

那麼多的中國人民被屠殺,是他在退到重慶前沒有想到嗎??

或是當時在重慶的他難道沒辦法透過外交或政治的手段去阻止日本人的暴行嗎??

我覺得這也是他手腕不夠靈活所造成的

之後退出聯合國,還有在韓戰失去反攻大陸的先機,

覺得造成這些後果絕不只是外國人的決定,而是國民黨政權外交能力明顯不足

再來說台灣228,白色恐怖,多數本土或外省菁英被殺

這種行動並不會讓政局更安定,也許對日後國力有顯著的影響(但這點已經沒辦法證實)

如果沒有以上作為

人民也不會因此趨分彼此為外省人 台灣人 藍或綠(當然兩黨制是民主國家的一個指標)

所以對於蔣介石 其實還有很多要討論

說他有功 仔細分割下去 也有該檢討的部份

當然 他有過 檢討之後 也有些許合理之處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台灣之二二八事件,放大至當時全中國的政治格局下觀察,就知道它並不是一起孤立的例外事件,以下為轉帖資料《聞一多被刺事件與1946年的中國時局》: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活動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國民党特務暗殺。15日,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聞一多也在同一城市遭特務多人狙擊身亡;同行的其子聞立鶴亦身中數槍,生命垂危。由于一城之內,五日之間,續演兩起殺人慘案的時空聯系,也由于李、聞都是中國第三大政党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更由于這一事件發生在全面內戰一触即發的形勢下,因此這一慘案對當時的時局影響不言而喻。本文擬對聞一多被刺事件做以個案考察与研究,相信有助于對“李聞慘案”与1946年政局演變關系的全面把握。

一,聞一多被刺的社會反響

  1946年,是中國社會出現重要轉折的一年。這年初,在美國特使馬歇爾斡旋下,國民党破天荒地第一次与共產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無党派代表坐在一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并通過了有利于國內團結与民主進步的五項協議。

政協五項協議的誕生,曾給中國人民帶來美好憧憬。然而,視中共為心腹之患的蔣介石不甘心中共力量坐大,于是,國民党先是糾纏于政協協議的修改,繼之又在東北問題上挑起爭端,重慶較場口慘案、南通慘案、南京下關慘案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就發生在這一形勢下。就在全國各地掀起反對內戰高潮的之際,剛剛在較場口慘案中身受重傷的李公朴竟又殘遭國民党特務暗殺,繼之聞一多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特務多人圍攻狙擊。這一法西斯行徑,理所當然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

7月17日,參加國共和談的中共代表團向國民党提出嚴重抗議,指出:國民党一面大舉進攻解放區,一面“縱容、指使特務机關在大后方暗殺和平民主領袖,如此野蠻、卑鄙手段,雖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政府猶不敢肆意為之”。[①]18日,周恩來在上海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李聞慘案的“嚴重性不亞于內戰”。[②]中國民主同盟也嚴正指出國民党對民主領袖的迫害,“時間一步比一步緊促,手段一步比一步毒辣”[③],并表示“民盟對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絕不因這類暴行事件有所恐怖与退縮風們只有更積极更勇敢的向前猛進,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聞兩先生地下之靈”[④]。

  在眾多譴責聲中,被視為人心走向晴雨表的中間知識分子的態度最值得重視。中國的中間知識分子人數不多,但在兩頭小中間大的中國社會,卻始終充當著“中間大”那部分的代言人。同時,由于這部分人多以教育學術等文化活動為職業,其立場、觀點与傾向,常常可以通過各种媒体對社會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在動蕩不安的時代里,這一群体的向背就勢必關系到政治天平的傾斜。

相對救國會七君子李公朴而言,聞一多的留美經歷、詩人學者身份,以及他的自由主義者形象,使中間知識分子對他的被刺反應更為強烈。眾所周知,聞一多從13歲起就生活在用美國退還部分庚款所辦的清華學校,1922年畢業后赴美留學,19 25年歸國后相繼在北京藝專、?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擔任教授。在聞一多的早期生涯中,他“是個在領導地位的新詩人”[⑤],后來又在“卜辭金文及先秦文獻的研究成了海內有數的專家”[⑥]。所以,當人們談到聞一多時,想到的是詩集《紅燭》、《死水》,想到的是他參与創立的新詩“格律派”,想到的是与胡适、徐志摩、梁實秋等密不可分的“新月派”,?想到的是他那些關于楚辭、詩經、唐詩的學術著述。當然,一些人還知道他早年是個熱烈的國家主義者,大革命前夕曾与中共和國民党左派發生過正面沖突,其后在對待“九一八事變”、在“一二九運動”、在“西安事變”等事件中,也与政府保持一致,即便是抗戰中期,他還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聞一多的政治轉變是抗戰后期才開始的。1944年,他有感國民党抗戰不力,統治腐敗,民不聊生,于是投身民主運動,不久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成為云南省支部負責人之一。在民主運動中,他發表過許多相當激烈的言論,曾在大庭廣眾面前指名道姓罵蔣介石,在國民党第五軍軍部座談會上呼出“現在只有一條路──革命”等等。但是,人們理解他,認為這不過是出于詩人气質的義憤,是一個書生在公開場合說出的有目共睹之事實,況且這些并未超出言論自由的原則,充其量也只是左傾色彩鮮明些罷了。

正是聞一多的這一人生特征,使許多中間知識分子特別是學術教育界人士無法接受他被刺的事實。報載聞一多被刺的消息傳到北平時,教育界特別是“清華教授更為震惊”,“不少美籍人士亦与聞教授熟稔,竟相追問`這是怎么回事?'”[⑦]《大公報》曾用“聞一多之死,各方震動”一語[⑧],傳遞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吃惊、不解、憤怒等許多無法准确表達的情感。与聞一多朝夕相處過的朋友与同事尤其激動,清華大學校長、主持西南聯大工作的梅貽琦教授在日記中寫到:“日來情形极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后再出現,而一多近年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實現,而察其當時之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⑨]清華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教授用“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這世界還成什么世界”表達悲憤[⑩];楊振聲教授說“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并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11];胡适、薩本棟、李濟、梁思成、傅斯年也在唁電中表示“無任痛悼”[12];?而沈從文教授則說這一事件“實在象征國家明日更大的不幸”,他忍不住反問:孫中山“難道當真就死了嗎?”[13]。7月18日,重慶《時事新報》、《世界日報》、《新民報》、《新華日報》、《民主報》、《國民公報》、《西南日報》、《大公報》同日刊登聞一多之子聞立雕、聞立鵬的《是誰殺死了我的爸爸?》。對于這個不尋常現象,天津《大公報》專門發表了一則消息,強調它表明“輿論界以及社會無不同情聞一多氏之不幸遇害”。[14]

以上,僅僅是從社會反應中選擇出的若干,卻已足以証明不同群体与個体在聞一多被刺事件中的反應。可見,通過這一事件,有助于進一步考察1946年中國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演變軌跡。

二,馬歇爾對李聞案的態度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結束以后,國共間一直圍繞東北問題進行著較量与談判,而這次談判的推動者,是著眼于戰后遠東利益的美國。几個月的邊談邊打中,國民党隨著戰場上頻頻得手,談判籌碼也不斷抬高。孰料就在蔣介石志在必得之際,李聞慘案發生了。這一事件的出現,既再次暴露了獨裁專制統治的黑暗,也使倡導“自由民主”的美國十分難堪。

  按照戰后在遠東与蘇聯抗衡的戰略規划,美國需要在中國扶持一個穩定的政府,這個角色被選定為國民政府。作為扶持的重要條件之一,自然是經濟軍事等援助,但是李聞慘案的發生,使本來就對蔣介石政權反感的美國輿論一片嘩然,許多團体要求停止對華援助。《紐約郵報》20日的社論建議馬歇爾正告蔣介石,要其“立即停止用暗殺為政治武器,并決心解除內戰威脅”,否則“美國將斷絕租借援華”。[15]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等大學53位教授,聯名致電杜魯門總統、代理國務卿艾奇遜及美國國會,指出“美國學術界莫不為之震駭”,要求“美國政府必須立刻撤退其駐華軍隊”,并且“在中國尚未成立民主之聯合政府之前,美國必須停止其對一切軍事及財政援助”。[16]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全体教授,亦在給杜魯門的電報中表示:李聞被暗殺的“這种出于若干反動分子的殘酷行為,刺痛了中美兩國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這刻畫出中國局勢在迅速的惡化,美國也深深的被卷入了”[17]。

  美國的輿論不能不對馬歇爾的調停產生影響。在美國外交檔案中,保存著美國駐昆明領事斯普勞斯當時給大使館的一份報告。報告指出:“李被暗殺后,在大學的開明人士中引起了強烈的譴責。然而,他們不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脅,因為大家感到,李是一個實干的政治活動家而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盡管他們自己也接到了可能有危險的警告,但這种感覺還是存在的,可是,聞一多被暗殺使局勢完全改觀,因為聞是開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識界的高度敬仰。聞過去完全不關心政治,直到兩年前他才突然极為關心中國的政治局勢。隨后,他參加了民主同盟,成了最能代表民盟說話的人士之一。同時,在昆明在大學生中,他的影響比任何人都要大些。”[18]我們不知道馬歇爾是何時看到這份報告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他得知李聞被刺時,馬上感到了一种壓力。

7月17日上午,馬歇爾与周恩來在南京海宁路5號舉行會談,馬歇爾就是在這次會談中從周恩來處獲知聞一多被刺消息的。當時,周談到此事時很激動,說:聞一多不僅是留美學生、詩人,還是胡适的朋友。周這樣提出問題,顯然是想以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精神領袖胡适的態度,來強調聞一多被刺的嚴重性。馬歇爾听到聞一多繼李公朴之后复遭暗殺的消息也十分惊訝,他毫不掩飾承認自己也同周“一樣的震惊和憎惡”。不過,習慣用西方思維推論勢態發展的馬歇爾,認為國民党“應該知道讓這种事泛濫會有什么結果”,同時還表示“美國使館的行動雖然無法使李聞的生命生還,但由于輿論的轟動,特別是外界不可避免的強烈反響,對阻止類似事件的繼續發生會起到強有力的約束”。當時,馬歇爾希望李聞事件不要与蔣介石有直接關聯,“希望暗殺起因于地方上的仇恨,是地方的決定”。當然,馬歇爾并不敢為蔣介石打保票,他深知“昆明早就有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剛到中國時就有學生在那里被殺害”。[19]

李公朴、聞一多接連被刺不是孤立事件,周恩來提醒馬歇爾注意自從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以來已發生的重慶較場口慘案、新華日報社被搗毀,還有西安、南通、下關等一系列事件,并強調“全國特務做了布置的絕不止一個昆明”,“如重慶的鄧初民、史良,上海的沈鈞儒、羅隆基,均在黑名單內”。因此,如果昆明事件不能得到公正解決、如果任這种暴行繼續下去的話,那么民主人士就只有逃到共產党地區,而其他人也會放棄努力。說到這里,周恩來強調美國應該負起責任,因為“中國的最大悲劇是中國人自己不能保護自己的生命”,而“對其中一些人來說,唯一希望是得到美國的保護”。否則,“也許有人會提議成立另一种調解總部,以保護民主運動”。周所說的“另一种調解總部”,是暗示聯合政府或其他民主政權。馬歇爾很清楚這一點,于是帶著補充与解釋的口吻說:“換句話說,當一個組織消亡時,另一個必須產生”。會談結束前,馬歇爾表示他要与司徒雷登午餐時,再看看昆明有什么報告,然后商量能做些什么。[20]會談后,馬歇爾立即向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匯報了李聞事件。

資料表明,馬歇爾當時就決定向蔣介石提出調查處理李聞事件的要求。當天下午,他与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起自南京飛至牯岭會見蔣介石。晚宴后,馬歇爾向蔣介石鄭重指出這次事件足以對居中調停的美國帶來負面影響,說:“這次暗殺針對了中國最有教養的一群人,其中許多人是從美國的大學畢業的,美國人會把他們的貢獻同那些受教育較少的打內戰的軍事領導人相比”,所以美國輿論肯定“對蔣不利”。[21]

司徒雷登也坦率表示“政府已在知識分子和大眾中逐漸失去號召力”,因為“最近的謀殺造成的极大的恐惶”已使“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對政治思想和行為進行壓制的開始”。當時,司徒雷登曾建議蔣采取三項措施,即“一,公開聲明中央政府不贊成謀殺;二,解除對報紙的限制;三,召開政協會議作為建立立憲政府的開端”。[22]

  如果說馬歇爾、司徒雷登的批評還不是公開的話,那么昆明領事館的對昆明民主領袖的保護性措施則頻頻見于報端,從而客觀上對李聞慘案的嚴重性起著推波助瀾的傳播作用。

  清華大學校長、主持西南聯大工作的梅貽琦教授,在聞一多被刺當天給教育部的電報中,曾用了“同人极度恐惶”這种公文中极少見的字句來反映該校大民主分子當時的心態。[23]事實上,7月15日聞一多被刺當夜,昆明領事館就用吉普車將潘光旦夫婦、費孝通夫婦、張奚若等接到領事館加以保護。29日,美聯社在一則消息中透露說:美“國務院聲稱,昆明美領事館此种措置乃因”這些人“顯然有亦被暗殺之可能”,故“南京美大使館已与中國外交部商談此問題”,一旦上述諸人“安全獲有充分保障”,這些人將“脫离美領館之保護”。[24]

  昆明領事館的非常舉措顯然超越了其外交職權,為此,昆明副領事特向大使館解釋到:說:由于領事館的人相信國民党“已決定謀殺昆明民主同盟領袖”,并且獲知云南民盟支委楚圖南等也列入了黑名單,因此有必要對這些人加以保護。報告還稱:“証据表明,謀殺經過經心策划并將繼續,有可能反動分子擔心最終會和自由党妥協,已決定不管最終會產生什么政治后果都要將他們徹底消滅”,因為反動分子認為“在昆明的謀殺不會象在南京、上海和北京那樣對政治產生巨大危害”。基于這些判斷,領事館提出了數項應急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國民党政府“停止恐怖活動”、“保障人身安全”、“与民盟及馬歇爾將軍派人調查”。[25]對于這次越權行為,無論是馬歇爾、司徒雷登,還是美國國務院,都非但沒有批評,反而予以認可。在美國的馬歇爾調停檔案中,就保留著貝爾納斯通知美國大使館的“如必要時,可以繼續提供保護”的明确意見,也保留著昆明領事館、南京大使館与美國國務院之間圍繞采取什么措施保護云南民盟負責人的往來函件。

昆明領事館在李聞慘案后的直接介入,無疑增加了李聞被刺所引起的緊張空气。7月18日,云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接到要其保護有關人士的命令,命令還說如有人提出离開昆明,也應提供必要的條件。23日上午,馬歇爾在与周恩來舉行的會談中,?亦說他一直通過昆明領事館關注著事態發展,并稱行政院長宋子文也已指示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要其對發生的事負起全責。

中共、民盟和國內各階層的強烈抗議、馬歇爾与美國輿論的態度,使蔣介石如坐針氈。當時,蔣為了集中精力解決東北問題,急于從尷尬局面中擺脫出來,于是才一面囑行政院發出要各地“政府為維護地方治安”負責“人民生命完全与自由”的通令[26],一面先派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唐縱,繼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陸軍總部參謀長冷欣、憲兵司令張鎮赴昆明處理。顧祝同等抵昆后,匆匆舉行了兩次應付輿論的公審大會。而蔣介石明知李聞慘案的主謀是云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但只槍決了兩個特務,對霍則名為革職實則保護了起來。

三,中間階層的反思与變化

  在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權力的進程中,聞一多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為民主事業的獻身者。在國民党統治史上,不知有多少愛國志士殘遭殺害,但都不了了之,唯獨聞案有蔣介石親自過問,繼之數員大將出馬,再之公審處決凶手,并且查辦封疆大吏,這些罕見的舉動确實有些獨一無二。然而,它只能在國共軍事較量尚未完全明朗、全國民眾反對內戰的呼聲日益高漲的環境下,才可能作為特例而出現。國民党在聞案的善后處理上盡管屬于特例,但仍存在許多十分可疑之處。

首先,按照國民党內的重大舉措均須最高當局裁決的貫例,刺殺第三大政党民主同盟的中央執行委員絕不是一件小事,也必須得到蔣的批准,否則,霍揆彰就沒有必要飛往南京請示。因此,雖然目前尚未見到蔣介石同意殺害李聞的手令或其他文字材料,但也不能排除蔣曾有口諭或默許的可能性。

其次,國民党早就有殺害李公朴、聞一多的預謀。1946年初,李公朴在重慶較場口慘案中被特務毆傷,而按照特務的計划,本是要把他推到一口枯井里殺死。對于聞一多,也在這年5月的昆明近日樓附近,就張貼出要用40万元買他頭顱的標語。至于霍揆彰、王子明等制定的黑名單,?亦在李公朴死后從警備部內部傳了出來,梁漱溟、周新民赴昆調查時,包括“警備部工作人員及特种分子”,也曾“秘密的、自動的”寫信提供材料,而且“美國大使館曾專為此事派員到昆徹查清理”,“人証物証都有”。[27]

再次,作為一個整体的李聞慘案,李公朴案卻被束之高閣。7月28日,蔣介石召見唐縱時,唐建議“李聞二案宜分開,以示非有計划之行動”。唐主張“聞案以受刺激而出于義俠之偶然行為”,?而“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擔為報复李公朴构煽部隊之義俠行為”。蔣認為不妥,主張“李案如不破,則暫時作懸案”。[28]于是,李公朴案始終被排除在外,這种伎倆只能証明蔣介石處理聞案也不過是迫于無奈。

复次,國民党的所謂公審也使人疑竇叢生。第一次公審時,新聞界連《大公報》記者也拒之門外,僅指定中央社兩記者旁听。而湯、李兩凶犯在法庭上气焰极為囂張,公然“說聞一多是賣國賊,他們二人气憤不過,故予殺之”[29],這証明其所恃者,不正是國民党后台的撐腰么。公審時,梁漱溟、周新民要求聞立鶴出庭辨認凶手,竟遭到拒絕,這只能進一步暴露其欲蓋彌彰的企圖。1947年,霍揆彰与沈醉談起李聞案時,倒說出了心里話,他說當時“干得太早一點”,因為“時机還不到”,“才惹出這場麻煩”,“如果等到今天來干,那就不是過錯而是有功了”。[30]昭昭事實,表明國民党統治集團無論在聞案上采取什么措施,都絲毫不會改變与人民為敵的立場。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早就极端憎惡國民党的獨裁專制,一系列的禁錮与摧殘,只能使他們离統治中心越來越遠。國民党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种种倒行逆施已不同程度激地發起更多的中間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現實,而聞一多的被刺只不過促進了這一進程。

  歷史表明,一些与聞一多有相同思想基礎的知識分子,在悼念聞一多時已經越過了人道主義的界線。著名化學家黃子卿教授在稱贊聞一多“學問道德,夙所欽佩”的同時,更推重他“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和“為主義而犧牲”的精神,認為聞一多“生為河岳,歿為明神”,其死“重于泰山”。[31]清華大學教務長吳澤霖教授,指出當前社會是“暴政橫行”,而“一多兄為真理為民主而犧牲其精神將永生矣”。[32]堪稱清華元老的蕭公權教授,在《挽聞一多教授》詩中寫到:“危言抗議震清流,狷极甘心与俗仇。豈冀怜才飛鶚表,不辭据亂學麟游。离騷別解尺惊人語,死水新篇刻骨憂。正气何妨偏處見,舍生成禍亦千秋。”[33]一位姓李的西南聯大物理系從軍學生,听到聞一多被刺的消息后大哭一場,隨即開小差离開了青年軍,后來走上了另一條道路。[34]葉圣陶說他就是由于聞一多之死,才對國民党徹底失望的,國民党連聞一多這樣的學者都不能容忍,學術自由思想還有出路嗎?[35]

  可見,對于具有民主意識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他們是對現實如何無可奈何,還是在國共之間觀望,甚或對國民党政權還抱有某些幻想,聞一多的死都使他們切身感到一种實實在在的威脅和打擊。1948年4月23日,北大、清華、燕京、師院90教授在抗議北平市党部威脅迫害許德珩、?樊弘、袁翰青三民主教授時,便指出:“我們更要追問,第二次聞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制造中?我們愿意提醒當局,聞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沒有消除學人對于現狀的不滿,且更加深了他們的警惕与憤慨。”[36]

中國知識分子在這种變化下形成的离心力,讓國民党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多年后,一位台灣學者對此進行反思時,說:“在國共兩党的政治斗爭史上,聞一多之死是一個里程碑。由于聞一多過去的背景,他的死對國民党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其重要不下于金圓券的發行与失敗。”[37]發表朱文的刊物主編,是當年西南聯大學生,這位屬于“走過來”的人在按語中承認:“聞一多之死,其影響絕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鎮的淪陷之下”,“在國內,引起全國知識分子更進一步的責難政府,?不滿政府;在國外,美國許多重要學府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著名教授聯名抗議,并主張干涉中國內政,斷絕對中國的任何援助。在中國調處國共糾紛的馬歇爾將軍更曾向蔣主席提出嚴重抗議”[38]。由此可見,失去了中間階層的結果,勢必只能是削弱國民党的統治基礎,而國民党之所以喪失大陸政權,這難道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嗎。

[①]  《中共代表團的抗議書》,《新華日報》,1946年7月18日。

[②]  《周恩來將軍談昆明暗殺事件》,《新華日報》,1946年7月26日。

[③]  《正告國民政府》,《民主報》1946年7月21日社論,轉引自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第204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④]  《民盟書面談話》,《新華日報》,1946年7月19日。

[⑤]  朱自清:《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悼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三卷,第122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⑥]  郭沫若:《悼聞一多》,《聞一多紀念文集》,第54頁,三聯書店1980年8月出版。

[⑦]  《聞一多被殺,平教育界甚為注意》,天津《大公報》,1946年7月18日。

[⑧]  《李聞被刺之巨波,中共向政府抗議》,天津《大公報》,1946年7月17日。

[⑨]  《梅貽琦日記選》,1946年7月15日,《近代史資料》總70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⑩]  《朱自清致高孝貞信》,1946年7月17日,聞一多家屬保存。

[11] 《李聞被刺之巨波,中共向政府抗議》,天津《大公報》,1946年7月17日。

[12]  《胡适薩本棟李濟梁思成傅斯年致梅貽琦轉高真唁電》,19 46年7月23日,清華大學檔案室存。

[13]  沈從文:《憶北平》,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1946年8月11日。

[14]  《向社會及世界控訴,聞一多兩子為父悼文,渝九家日報同天刊登》,天津《大公報》,1946年7月20日。

[15]  《紐約郵報提出警告》,上海《文萃》第40期,1946年7月25日。

[16]  《美國哈佛大學等五十三教授為李聞事件的抗議》,轉引自方仲伯編《李公朴紀念文集》,第69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17]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為李聞事件的抗議》,《李公朴紀念文集》,第67頁。

[18]  菲利普·D·斯普勞斯:《關于李公朴聞一多暗殺事件的責任問題》,中共云南師大党委党史資料征集組編《一二一運動史料匯編》第五輯,第101頁,1985年8月出版。

[19]  1946年7月17日馬歇爾与周恩來會談紀要,郭曦曉譯。

[20]  1946年7月17日馬歇爾与周恩來會談紀要,郭曦曉譯。

[21]  [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施旅譯:《馬歇爾傳(1945-1959)》,第130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22]  据1946年7月21日司徒雷登致貝爾納斯的報告,郭曦曉譯。馬歇爾的助手比爾在《馬歇爾在中國》一書中也提到司徒雷登在廬山向蔣介石提出的這三項要求,其中第一項為“否定政府与昆明的暗殺事件有牽連,并向全世界徹底澄清此事”。

[23]  《梅貽琦致教育部電文》,清華大學檔案室存。

[24]  轉引自《昆民盟十一人,美領事館保護中。美國務院証實此事,謂安全有充分保障時即脫离》,天津《大公報》,1946年7月21日。

[25]  司徒雷登致巴特沃斯的信中所引昆明領事館副領事的報告,郭曦曉譯。

[26]  《政院通令各省市保護人民安全自由》,天津《大公報》,1946年7月18日。

[27]  《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在滬報告李聞暗殺案調查經過》,《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第217頁。

[28]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1946年7月28日。

[29]  《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在滬報告李聞暗殺案調查經過》,《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第218頁。

[30]  沈醉:《軍統內幕》,第371頁。

[31]  《黃子卿夏靜仁致高孝貞信》,1946年7月17日,聞一多家屬保存。

[32]  《吳澤霖致高孝貞信》,1946年7月20日,聞一多家屬保存。

[33]  轉自引唐振常:《漫記蕭公權》,《讀書》1993年第2期,第90頁。

[34]  這位西南聯大的學生后來任新疆大學物理系副主任,70年代,他親口對筆者講了這段經過。

[35]  据《葉圣陶傳稿》作者商金林教授訪問葉圣陶先生的采訪記錄。

[36]  《北平四大學九十教授來函》,《觀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37]  朱文長:《聞一多是如何成為“民主斗士”的》,台灣《傳記文學》第38卷第5期。

[38]  編者:《朱文長教授〈聞一多是如何在成為“民主斗士”的〉大文讀后的几句話》,台灣《傳記文學》第38卷第5期。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228是因為陳儀亂說,硬是要蔣公中正派兵清鄉,而當時講公忠正也因為國共內戰不順,又聽到陳儀說台灣叛亂,自然一怒之下派兵前來,導致整個228事件災情擴大化。

真要說有問題,陳儀最該死

我有相同看法,老蔣八成被陳儀蒙在鼓裡,當時行政長官公署一定有問題。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俺還是只看見蔣中正先生

有他本身個性的缺陷和固執

但無可否認他是個投機主義份子

記得他的出生和灌水的史據(並非批評而是你要跳脫眼見及鼓吹的民心)

政治家卻為權力而活.....

俺無法茍同政治家是為自己利益維護而站在歷史中間卡位.......

政治要為民犧牲

要愛民阿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俺還是只看見蔣中正先生

有他本身個性的缺陷和固執

但無可否認他是個投機主義份子

記得他的出生和灌水的史據(並非批評而是你要跳脫眼見及鼓吹的民心)

政治家卻為權力而活.....

俺無法茍同政治家是為自己利益維護而站在歷史中間卡位.......

政治要為民犧牲

要愛民阿

如果你來管理國家

一定和平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蔣中正,他的領導軍隊作戰能力是獨一無二的,歷史上只有2個人曾經由南北伐統一中國,

一個是 朱元璋,一個就是蔣中正

...........

或許他領導軍隊是內行人,但是他喜歡任命特務當領導者帶兵,這點似乎不是很高明。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請登入後來留意見

在登入之後,您才能留意見



立即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