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o4m4fm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聽說政府消息封鎖,很多人都不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我想問問大陸朋友,你們知道有這件事情的存在媽??這裡是在GOOGLE找的一些資料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E5%A4%A9%E5%AE%89%E9%96%80%E4%BA%8B%E4%BB%B6&btnG=Google+%E6%90%9C%E5%B0%8B&meta=抱歉,大陸會員要過“金盾”,所以分割敏感字詞。版主 龍過貓年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訪客 swiftchen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就是--八%九民%運。抱歉,大陸會員要過“金盾”,所以分割敏感字詞。版主 龍過貓年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沉睡森林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我是北京的 我知道啊 在大陆几乎人人都知道!那年我上小学 先是学潮(其实主要就是大学生嫌大学食堂里的伙食标准太低了) 后来有一些暴民闹事 烧死了很多解放军 然后解放军才开的枪!我知道的这些不是学校里听到的 而是那时爷爷家的邻居们说的 最近又听我爸爸说了些!我表哥那时正好是大学生 一开始学潮时他也要去 让我爷爷给锁屋里了!现在表哥再说起那时的事 他就觉得很可笑 当时自己太幼稚了!爷爷家邻居的孩子倒是去了几个 其实平时就是些混混地痞之类的 到北京的菜市口闹事 让警察拘留了几个月放了!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景宇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樓上說的不對,此事件當然知道,死了很多要求變革的大學生,其他不想提了,當局確實是錯誤的,大陸的人了解的人有一部分,19以下的人知道得很少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沉睡森林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樓上說的不對,此事件當然知道,死了很多要求變革的大學生,其他不想提了,當局確實是錯誤的,大陸的人了解的人有一部分,19以下的人知道得很少我生在北京 当年小学4年级!隐约记得当时一开始人们都喊"烧死解放军啦 烧死解放军啦"过了几天后是"开枪了 开枪了" 这我说的绝对没错!我爸爸当时是一个大型工厂的工会主席 他们厂里有些工人也去闹事 我爸爸只好冒险去找他们 结果被解放军用枪指着检查证件 看押了几个小时!几年后我爸就下海经商至今 他没必要说解放军的好话吧 而且他深恨文革对他们这代人的影响 所以我爸所说的绝对客观!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出了些问题 主要是因为邓的改革开放政策 大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让很多习惯了计划经济的大陆人不适应 那段时间北京的物价飞涨 积压了很多民怨 逐步导致了89年天安门事件!不过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改革开放二十年后 大陆的发展会这么好!所以我大表哥才会觉得自己当时很幼稚!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景宇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確實有人從中搗亂,打死解 %放軍,但當局的鎮壓也夠血腥的,大部分人是無辜的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沉睡森林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確實有人從中搗亂,打死解 %放軍,但當局的鎮壓也夠血腥的,大部分人是無辜的打死烧死解放军的主要是那些地痞混混什么的 应该不是学生干的因为他们没这本事!呵呵我老爸亲眼见过几十个学生把几辆军车给围了十几个小时!就在我爸他们厂门口 那时解放军刚进城 军车里放了很多木头柴火什么的 他们将武器放在木头下面 没有命令不许动!学生非常激动地让当兵的下车 解放军就死抗不下车 围到了傍晚突然从车上下来几个 把带头的几个学生连打带拽的给扔到了一边 其他的学生就一轰而散了 军车也开跑了...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沉睡森林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0, 2006 反正这事在台湾肯定是要大书特书的 我要是当时台湾的领导人 作为大陆敌对方我也会这么做!呵呵其实台湾现在还是有点 看了一阵台湾报道大陆的新闻 好家伙那叫一邪乎 有的一点小事台湾就照五倍十倍的夸张去写呗!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coolcanon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1,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1, 2006 我在國外的網站上看過當時的炤片,根本不是人們說得那么血腥,隻不過是學生在街上閙市而已,當兵的沒有命令是不能開槍的,文革閙事的時候,混混就評這一點欺負當兵的,這是我叔叔說得。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dingtianlidi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1,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1, 2006 知道啊不过那有什么那时候国家的大环境还不是很稳定学生又太激动结果一大部分被国外的反华势力利用失去了刚开始运动的目的这个就如同几年前在西北大学发生的日本留学生“辱华”事件刚开始的时候学生的运动,抗议是正常的合法的结果后来被人利用,演变了性质大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稳定,和平我们不希望看见什么流血,冲突发生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fengzhu00285 10 發表於 September 11,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11, 2006 关于这件事情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也无法一窥全豹。台湾同学们在相关的舆论导向以及泛美国宣传中有一定的误读。在大陆的如果没有亲自经历那场运动(就算是旁观者)也无法知道确切的情况。我经历了一些,但是我依然不清楚整个的状况,再后来我也找过相关的一些资料,进行了一些查询,我把我的大概观点说一下。首先,学生们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但并不是为了民主政治以及相关的改革内容,而是为了台湾问题,要求武力统一,后来慢慢演变成了贪污腐败问题,最后社会体制问题,自由民主问题邓)第二,的确有外国势力的渗透,并且操纵了学生们的正当行为,导致了向政权施压的过程。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对是不对,就这一条就是错误的,也值得镇压。而且到了后期已经开始了武力对抗,情形也并不是象楼上所说混混们的斗争而已,相当一部分打砸抢杀人等都是有组织的。而且在任何一种政权的国家都会出动武力镇压的。(比如韩国的光州起义、德国的斯坦福广场事件等都是类比事件)第三,一些领导者(学生领袖)在后期都纷纷依靠外国势力出逃。剩下的一些学生则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继续武力对抗。而外国势力不但不从中斡旋,反而添油加醋更加导致了这场的对抗。第四,关于坦克压人事件,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说的那么血腥。到了最后纷纷都逃走了,没人愿意死,特别是在坦克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横冲直闯。死没有死人我不清楚,但是我从一个日本人拍摄的现场照片中并没有看到血迹。第五、这个行动是盲目的且目标含糊不清的,越到最后越乱。但是任何一个政权都有权力来镇压这种行为。(不要说美国,美国现在也在残酷镇压印第安分裂势力)学生开始的行为是值得肯定,包括要求惩治贪官污吏以及武力统一等。但是到了打砸抢的时代就一点也得不到同情,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是活该,而且民主自由在这个运动背景下更象一个幌子。到了后期不服从政府的调度,引起社会骚乱,导致无辜平民以及正常生活因为这个被打乱,更是十足的不稳定因素。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張遼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1,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1, 2006 太厲害了~~那我到想問問閣下們之不知道趙紫陽這號人物阿.....那你們知道他下台的真正原因嗎何謂都是"都是國外反華勢力的蠱惑"...海外對於天安事件的認知都是自中國共產黨內部取的的資料.這種一以壁之的說法..並不能對事實做出中肯的釐清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張遼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1,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1, 2006 关于这件事情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也无法一窥全豹。台湾同学们在相关的舆论导向以及泛美国宣传中有一定的误读。在大陆的如果没有亲自经历那场运动(就算是旁观者)也无法知道确切的情况。我经历了一些,但是我依然不清楚整个的状况,再后来我也找过相关的一些资料,进行了一些查询,我把我的大概观点说一下。首先,学生们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但并不是为了民主政治以及相关的改革内容,而是为了台湾问题,要求武力统一,后来慢慢演变成了贪污腐败问题,最后社会体制问题,自由民主问题邓)第二,的确有外国势力的渗透,并且操纵了学生们的正当行为,导致了向政权施压的过程。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对是不对,就这一条就是错误的,也值得镇压。而且到了后期已经开始了武力对抗,情形也并不是象楼上所说混混们的斗争而已,相当一部分打砸抢杀人等都是有组织的。而且在任何一种政权的国家都会出动武力镇压的。(比如韩国的光州起义、德国的斯坦福广场事件等都是类比事件)第三,一些领导者(学生领袖)在后期都纷纷依靠外国势力出逃。剩下的一些学生则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继续武力对抗。而外国势力不但不从中斡旋,反而添油加醋更加导致了这场的对抗。第四,关于坦克压人事件,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说的那么血腥。到了最后纷纷都逃走了,没人愿意死,特别是在坦克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横冲直闯。死没有死人我不清楚,但是我从一个日本人拍摄的现场照片中并没有看到血迹。第五、这个行动是盲目的且目标含糊不清的,越到最后越乱。但是任何一个政权都有权力来镇压这种行为。(不要说美国,美国现在也在残酷镇压印第安分裂势力)学生开始的行为是值得肯定,包括要求惩治贪官污吏以及武力统一等。但是到了打砸抢的时代就一点也得不到同情,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是活该,而且民主自由在这个运动背景下更象一个幌子。到了后期不服从政府的调度,引起社会骚乱,导致无辜平民以及正常生活因为这个被打乱,更是十足的不稳定因素。照閣下的理論....孫中山所謂的革命也是該譴責的他不應該推翻滿清政權...不應該替中國建立新制度因為它的革命不服从政府的调度,引起社会骚乱,导致无辜平民以及正常生活因为这个被打乱,更是十足的不稳定因素.....話當然不能麼說我不太能苟同閣下"任何一个政权都有权力来镇压这种行为"...這句話的君父思想意謂實在太濃救我的概念...民為國之本...政府可以試著溝通取代武力....就算要動武..也不開草率施行.但是他們做不到..這點基本上已經非常可議..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臨風幻舞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1,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1, 2006 我曾經看過一篇評論好像是指說當時的學生基於當時所受的教育及對理想的熱情發起運動當局卻硬是把運動鎮壓下來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gigiii1134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2,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2, 2006 其實我還滿好奇的,我們......都是聽別人說的吧這樣也好,那樣也好,總覺得不管是哪裡,政府都會修改歷史成最自己有利的,其實說不定我們講的都不對,又有誰看過呢?有誰能保證自己所得的資料一定正確?誰能保證我們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曾經有人不是經由媒體而現場得知當時狀況,然後在代代口述的過程沒有微調、改變?就算真的都沒有,現場也不一定代表了全程,站在哪邊的人,就會說哪邊的話。我們的思想,竟然有許多部分,是他人操縱的有一點點,我就很難忍受了,何況連多少都不知道。關於這點......是我覺得最難過的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shaowenrhi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2,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2, 2006 照閣下的理論....孫中山所謂的革命也是該譴責的他不應該推翻滿清政權...不應該替中國建立新制度因為它的革命不服从政府的调度,引起社会骚乱,导致无辜平民以及正常生活因为这个被打乱,更是十足的不稳定因素.....話當然不能麼說我不太能苟同閣下"任何一个政权都有权力来镇压这种行为"...這句話的君父思想意謂實在太濃救我的概念...民為國之本...政府可以試著溝通取代武力....就算要動武..也不開草率施行.但是他們做不到..這點基本上已經非常可議..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咱们用不用来研究一下关公和秦雄谁厉害?嘲笑低平说(就是天圆地方之类的概念)?讽刺教会统治下的欧洲?或者藐视其他智能低于我们的灵长类?大家都认为我又毛病吧?但上面所说的概念在当时是权威是真理!!历史是由后人来评价的,不是让后人当作笑料的。我们今天对于这些历史的评价是基于结果之上的。回头看6.4他的失败注定了今天他被评为一场由学生运动演变为暴动的结果,胡扯完后想认真问你两个1.什么是“君父思想意謂”?2.历史上那个政权没有镇压的权利?沟通是万能的话………………(人类史上全球和平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世纪吧?)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姓韓者 11 發表於 September 23,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3, 2006 照閣下的理論....孫中山所謂的革命也是該譴責的他不應該推翻滿清政權...不應該替中國建立新制度因為它的革命不服从政府的调度,引起社会骚乱,导致无辜平民以及正常生活因为这个被打乱,更是十足的不稳定因素.....話當然不能麼說我不太能苟同閣下"任何一个政权都有权力来镇压这种行为"...這句話的君父思想意謂實在太濃救我的概念...民為國之本...政府可以試著溝通取代武力....就算要動武..也不開草率施行.但是他們做不到..這點基本上已經非常可議..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我同意你的“政府可以試著溝通取代武力”但是看回-六-四-这件事情:有些时候不是要让一个国家的国情去符合民主的要求而是要让民主制度适应一个国家的国情简单来说,至少不要弄出向军阀混战这种局面抱歉,大陸會員要過“金盾”,所以分割敏感字詞。版主 龍過貓年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potatolsw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恩 知道的.看過一個國外拍的記錄片.多少有一些瞭解,政府封鎖消息.但是人總會去尋求真實歷史.對此事的態度在於你站的立場..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fengzhu00285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别直接说这个话题了,或者是用代号吧。我过不了金盾,根本无法看见。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华人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天安門事件亦稱四五運動,1976年4月5日發生的,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反對四人幫的全國性的群眾強大抗議運動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各族人民無限悲痛.但是,四人幫壓制廣大人民群從悼念周恩來,誣陷鄧小平,加緊奪取中共黨權的活動,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義憤.。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的民眾,紛紛自發進行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的各種活動.清明節前後,北京市上百萬群眾,自發地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藍.送花圈,貼傳單,作詩詞,悼念周恩來,支援鄧小平,聲討四人幫,對於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四人幫極端仇視.並歪曲和捏造事實欺騙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4月4日,華國鋒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錯誤地認為群眾的革命行動屬於反革命性質.並在當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抓走許多堅持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當時,作為毛澤東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會議情況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毛澤東圈閱批准了這個報告.4月5日,北京廣大人民群眾紛紛提出抗議,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形成了天安門廣場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活動.並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戰士發生嚴重的衝突導致車輛和治安崗亭被燒.當晚7時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廣播講話中說,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伯的反動性"九時半,出動一萬名民兵,3000警察和5個營的衛戍部隊,帶著木棍,包圍天安門廣場,對留在廣場的群眾進行血腥鎮壓,並逮捕了一些人.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員聽取北京市委的報告.錯誤地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並要求北京市委寫成材料通報全國.毛澤東又根據毛遠新的書面報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決定.4月7日,毛澤東錯誤地同意吳德的廣播講話和<人民日報>記者關於天安門事件的"現場報道".姚文元組織炮制的<人民日報>報道文章,顛倒是非,把群眾的革命行動說成是"反革命"活動,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並誣陷鄧小平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於4月7日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同時,錯誤地認定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並作出撒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藉,以觀後效的錯誤決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决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华人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5月13日下午,北京市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从5月15日开始至5月19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学生绝食请愿的群众游行。北京已出现无政府状态。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呼吁学生们停止绝食。5月18日上午11时至1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李鹏说,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有多少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他还说,同学们很尖锐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一点,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北京已经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李鹏呼吁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李鹏等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在访问期间,杨尚昆、赵紫阳、李鹏也分别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会谈。18日,《中苏联合公报》发表 。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坚持退让。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希望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希望广大同学和各界群众立即停止游行活动,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杨尚昆在讲话中说,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 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发布告北京市市民书。 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他说:"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邓小平指出:"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他还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6月3日凌晨,部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内的一些重点保卫目标。 6月4日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约5时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至5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华人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六四事件,也称八九民运(民主运动)、八九学运、六四屠杀、六四风波、八九民主运动、八九学潮、天安门屠杀、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称之为动乱,反革命暴乱,在此简称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以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的游行和示威运动开始,但是学生团体和政府之间在交涉中未能达成共识和政治妥协,最后以政府召集军队武力镇压造成若干(具体数字不详,存在从几百到上千的各种说法)市民和学生死伤而告终。一般认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表达各种政治主张的示威游行。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此次事件导致了自1978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众多争论时至今日也尚未解决。背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开始由自由化知识分子、领导阶层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广大民间共同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被中国政府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88年,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从世界范围内看,六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发生了政权轮替,并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事件记录起因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事件导火索是由于中国学生自发的 悼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事件的起因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当时国内、国外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联。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扩大4月17日,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据称队伍中有9辆外国使馆车辆和一些外国记者随行。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 官倒,公布详情。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 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 底平反。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城市,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但是在北京,情况正在失去控制。据称,18日深夜,由于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只剩下数人,武装警察将他们拖走时动手打人,被打学生回校广播控诉,次日凌晨,千余名学生开始向新华门聚集。4月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剧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当晚,数万北京学生们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包括数百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 与总理李鹏对话; 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 学生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能得到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国徽下,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更多的广场学生齐喊“站起来!”。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学生们在接近一昼夜的静坐后无结果,情绪激愤,由于将近傍晚,担心入夜出事,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但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呼喊“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开始从广场撤离。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对话,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对于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表示赞同,并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四·二六社论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部分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对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原文如下):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导报》定于4月24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在用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谈会内容中,有些如公开发表,对稳定当前局势十分不利,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为此,市委和《导报》名誉理事长4月22日约请《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谈话,建议对报纸内容加以节选。钦本立同志表示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停发已印好的这期报纸,待重新排版后再印发。但是,后来了解到,原来报纸已经印好,有些报纸已经提前发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等当时决定改版后发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后的清样还压在《导报》负责人手里,迟迟不签发。最后仍未出报。25日晚,《导报》负责人给市委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坚持发行原已印好的那张报纸。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他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果断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获得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4月28日,《人民日报》照前日李鹏的要求,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中共内部有官员腐败的问题,但是强调大多数官员还是好的,并称无新闻检查制度,而只有“总编辑负责制”;另外他也称胡耀邦是自己决定辞职,除了因为认为学运事件未处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个。但是他同时又批评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动情绪,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发动了类似的游行活动。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5月1日劳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顶事宜。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面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五四谈话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绝食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滼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华人 10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檢舉 Share 發表於 September 24, 2006 以下是江澤民自傳關於天安門動亂早在天安门示威运动发生之前,赵紫阳就可能注定倒台,他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即便在八十年代末倡导改革的人士中也显得突出。八七年底他实施价格改革,指控对此政策不满的反对者是希望为[极左]经济政策翻案,他警告说:[ 如果老一套的极左路线占上风,整个国家就会立即陷入动乱,经济就会失败,这些后果远比学生们上街高喊自由民主口号严重得多。] (60)但在中国,对社会动乱持有如此的冷漠态度也就是赵紫阳一人,他大胆的开放价格方案获得通过后不到几个星期,便被李鹏撤销。赵紫阳的价格革命被扼杀在摇篮里,标志著他具有胆识的改革之路开始遍布荆棘,《文汇报》后来评论说:[赵紫阳下台在八七年底就很明显了。](61) 如果反赵之风早就已经煽起,我们便可以推断,邓小平在天安门示威开始前的几个月,即八九年初,就在认真考虑总书记人选了。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责任。他一直真心希望,自己不要到老年昏愦还把握大权,步毛泽东的后尘,盼望能够遇上一个好时机,将顶峰权势的接力棒交给[第三代]的[核心]。当八四年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担任总书记和总理时,邓小平曾经宣称:[即便天塌下来],有这两个年轻的搭档顶著。(62)后来胡耀邦任凭通货膨胀和西方影响长驱直入,邓小平只好将他赶下台,正式任命赵紫阳为党总书记,自己辞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希望最终退居幕后。现在,他布置妥当的计划又遇到震荡,赵紫阳也将被逐出官场。邓小平后来对党内元老说:[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有站住,我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63)八九年二月春节,邓小平按惯例到上海小住。这时已经有迹象表明,他已经在动脑筋,考虑高层领导改组换班的事情了,据说,邓小平曾经和李先念、军中强人杨尚昆二人合计过,(64)但没有马上拍板决定。赵紫阳三月初抵沪,受到邓小平诚心诚意的接待,当时邓小平可能还是希望赵紫阳留位原职,至少到秋天的中央全会召开之时再定乾坤。因为这时候,价格浮动上涨之势逐渐被控制住,赵紫阳关于改革缓慢便发生学生示威的预言也还没有兑现。但学生示威的爆发使得高层幕后的这一切安排都发生了变化,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泪别学生,标志著他作为党总书记生涯的正式终结,其实在此之前,他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 据说邓小平经过[全面的考虑筹划]和[反覆比较]才最后定下人选。(65)八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在讲话中反覆谈到要找到第三代领导 [核心] ,那么邓小平在找谁呢?(66)简单地说,就是找一个在位时间可以持续多年的人,这样一来,这位改革的缔造者才可以高枕无忧地过他企盼日久的退休生活。这就意味著这位接班人在遇到异议思想煽动时,不能向胡赵二人看齐,而特别要在行动上立场坚决,同时,又要具有两位前任锐意改革的精神,所以这个未来的党总书记将是个政治保守和经济开放的奇怪组合人物。而且,邓小平更希望新任书记在经济开明方面更为人所知,他这样解释说:[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有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67) 邓小平深知,和北京镇压有染的任何人都将不受海内外人士的欢迎,这从十九日李鹏讲话所获得的反应就可见一斑。他心知肚明,了解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未来的总书记必须对重新整合这个国家抱有希望。具有北京背景的香港《镜报》指出:[ 领导层人事变动并不是依赖对学生反抗镇压的贡献大小决定的。] (68)这就排除了所有政治局常委、总理、副总理和北京市委的大部分官员,新书记必须是中央政府或者党内官员,但没有参与北京镇压决策,或者是温和处理学生运动的地方官。 这些是邓小平自己列出的标准。这个精明的老兵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赵紫阳的继任者必须让那些理应按步就班继位的人们服气,还需要党内元老陈云和彭真的接纳,除非这些党内老人聚集在接班人周围,否则[核心]必将成为五千万党员和政府机构中心的一个[洞]。过去十年中共领导层歧见日深,寻找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并非易事,邓小平曾经私下承认,他本应尽早杜绝派系团夥,他说:[ 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 (69)而一张新面孔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人在北京和任何派系都不搭界,也许更容易立足。 邓小平可能考虑过符合以上条件的几个人选,而且将其中几人反覆比较,直到最后决定,特别是,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国务院计委副主任丁关根,两人都是五十来岁,属于优先考虑的对象。 五月二十二日,一个著灰色上装,头发笔直向后梳理的男人,走下降落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的一架飞机,旋即被一辆专候良久的黑色桑塔纳接走,这个男人便是邓小平选中的中国下一任党总书记江泽民,未来的几年,他的名字在全中国家喻户晓。 为什么轮上了江泽民?首先,江泽民在对待不同意见时表现出明确无误的政治直觉,这正是邓小平所欣赏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江泽民处理《导报》事件的方式。邓江二人因为具有这样的直觉,同被称为[棉里藏针],这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倾向,意在保全中共的权力垄断,就像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述,同时又不波及经济政策。《文汇报》指出:[邓小平认为江泽民对《导报》的处理符合四项基本原则。](70)新华社则高度评价说:[ 在原则问题上,江泽民立场坚定,比如八九年他处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的问题。](71)虽然这种表扬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江泽民停办《导报》实属无奈,但在北京方面看来,他在必要时立场坚定。 江泽民在八六年和八九年两次处理上海学生运动的时候,都显得很有节制,并且做出一番温和努力,这一点也令他与众不同。虽然他一度被示威者称为党内强硬派-和李鹏[穿一条裤子],但人们也看到他采取调解疏通的方法,甚至时而流露出一些自行其事的风格。比如他在最后关键时刻突然在外滩学生中间露面,以及朱熔基五月二十二日讲话的缓和语气,都是最佳佐证。《文汇报》评论说:[ 上海当局没有加剧和学生的分化,他们派出工人纠察队而不是诉诸武力威胁。](72)大陆传记作家王霄鹏的用词更情感化:[ 动乱期间,江泽民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勇气和机智,在处理重大政治问题上显示出超人的能力,他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73)甚至一向字斟句酌的官方新华社的传记也指出,由江泽民和朱熔基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开展[ 说服工作,成功地保证了上海的稳定]。(74) 但是江泽民能否获得整个高层领导的支持呢?邓小平知道,这需要他来做一些劝说工作,江 民的旧日恩人汪道涵和陈丕显(现任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都会辅佐他们这位好友,可是几乎每一个政治巨擘都需要点头,邓小平的这个决定才可以站稳脚跟。在这个关键时刻,江泽民自八十年代初在党内高层打下的关系终于派上了用场,比如李鹏和陈云都和江泽民有过工作交往,再就是也可以依靠和渊源流长的历史关系,包括乔石、钱其琛、李先念等。江泽民看来可以具有广泛的支持,只是他与这些关系的交情都不深厚,一份官方报导指出,邓小平看中江泽民,是因为后者和陈云关系不错,但又不像其他人选[涉足过深]。(75) 江泽民的关系不算少,但他缺乏自己的派系基础。八○年离开一机部以后,他一直在各个领域之间跳来跳去,现在,正是这些平淡的派系支持突然成了他的强项和弱项:邓小平因此接纳了他,其他人也不表示强烈反对,但他因根基不实,也许不能坚持到任期届满,毕竟邓小平已经八十四岁高龄,过不了几年就会去世。 江泽民二十二日抵京后,有人通知他邓小平次日召见他,他因此有一天空闲时间。因示威领袖们当时到处设卡检查,他便装扮成医生模样进入天安门广场,(76)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面色憔悴但情绪高昂的示威者们。江泽民快速走了一圈,然后从广场南侧离开,第二天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别墅,邓小平正式授予江泽民中共党总书记一职。(77)当时的情景我们知之甚少,但从江泽民回上海后寻求朋友和家庭的意见来看,他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感到几分惊讶。他后来告诉一位美国学者:[ 我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下坐到这个位子上来,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78)邓小平向江泽民说明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保证支持这位接班人面对党内小圈子的最大挑战,然后便让满心惊恐的江泽民回上海做一些准备。5 在上海,王冶坪知道丈夫被委任新职后哭了,她试图劝说他不要赴任:[ 这不只是你的前途风险,如果你做不好,不仅国家遭难,个人也会有灾难,我们家将会有很多麻烦。](79) 王冶坪不愿去做这个中国第一夫人,她有自己的理由:她将无法继续住在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她的身体也日渐虚弱,再加上首府那些夫人们也令人生畏,她不愿和她们竞争,比如李鹏的妻子朱琳是个有权有势的女商人,一个来自南方的笨拙科学家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呢? 江泽民自己也是满腹疑惑,他的上海市委书记当得挺开心的,在自信的上海都市人中间控制自己的王国,远比在诡计丛生的首都政治中迂回要强得多。他后来曾对一位来访者说:[ 上海的生活对我影响很大,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差别很大。] (80)就是从个人喜好上来讲,离开上海也是件苦恼的事情,江泽民不是上海人,但这个城市在他成人的青年时期培养了他,他在数月后告别茶话会上对旧日的同事说:[我真不想离开。](81) 另外,在以思想技巧和政治智力取胜的中国,江泽民对自己的智力水平也可能感到信心不足,(82)一些上海人曾提醒他北京高层政治的险恶。他后来告诉驻德国的中国使馆人员说,他对做官 [不感兴趣],因为[高处不胜寒]。(83) 但是,如果江泽民拒绝邓小平,他的前途将同样危险。这次,又是江泽民的恩师汪道涵劝慰相助,驱散他的疑虑,给思前想后的江泽民壮胆。江泽民自然知道不应该泄露这个国家机密,但汪道涵是他的恩师,理应知道来龙去脉,于是他给当时在北京的汪道涵打电话,后者反应快速而明确。汪道涵说,国家危难,江泽民应该担起责任,然后又讲起一八三八年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的故事,勉励未来的总书记。林则徐是被清帝指派扫除广州鸦片贸易的清官,在英国侵略者和地方既得利益者中间披荆独行,与鸦片瘟疫展开斗争,他拘捕数名鸦片贩子,于一八三九年初没收和销毁两万箱鸦片,导致后来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随后丧失几个港口城市的控制权,林则徐不顾个人安危和朋友的劝说,挺身救国。汪道涵并引用林则徐日记中的话:[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鼓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84) 江泽民自迈出校门,便在多年的仕途中受到这位上海老市长的提携,现在他怎能不听从汪道涵的谏言呢?就这样定了,江泽民走马上任,担当下一任中共党总书记。事隔多年之后,江泽民保存了一幅林则徐诚心救国的对联,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在与江泽民会面后回忆说:[ 他带著扬州口音朗读这段话,抑扬的声调带出他的苏北腔,让人感到这是个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人,表现出一片忠心和真诚。](85)6 曾庆红是第一个获悉江泽民新职的要员。这位戴著宽边眼镜,脸上永远洋溢著温和笑意的人,看起来更像是一名中学数学老师,他常穿一件黑皮夹克,一派斯文,其实这副和蔼亲善的面容背后,早已孕育出一份中共官员的严谨的思想。曾庆红之父曾山曾任中央委员,在七二年过世前,历任多个部委的部长,其母邓六金乃是三十年代毛泽东早期江西苏维埃时党的工作者。八九年时曾庆红正好年过半百,他在江西出生,求学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家石油工业领域开辟天地,八四年被调往上海,遇到次年江泽民到任,江曾二人很快意气相投,结下友情。其实两人背景相异,江泽民是南方的知识分子,曾庆红则是北方的红色王子,可是他们的性格彼此互补,江泽民喜欢出风头,曾庆红甘愿隐身幕后。八八年曾庆红主管上海宣传工作,同年跃升市委副书记。 江泽民决定接受党总书记的职务不过一天,曾庆红即飞往北京,在之后时局动荡的几个星期里,辅佐江泽民。(86)江泽民虽然身在上海,但实际已经成为只待加冕的皇帝,依照邓小平和政治局的旨意行事。 江泽民当选党总书记,第一个工作便做得颇为得意。北京宣布戒严的第一个星期,人大领导紧急行动,试图阻止军队镇压,一百五十六名人大常委中,五十七人签字递交三封请愿书给大人委员长万里办公室,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人大的不满阻碍了中共压制学生示威的行动,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万里誓言要[ 坚决保护中国年轻人的爱国热情]。李鹏请万里留在加拿大,(88)但万里坚持提前回国。(87)万里专机于五月二十五日凌晨降落在上海杨浦区东部的长白军事机场,飞机将在此地暂停一小时,加油后续飞北京,当万里欲下机透透空气时,看到江泽民站在跑道上,没等他走下飞机阶梯,机轮下已经安插了机塞。万里心里明白,他走不了了。原来李鹏早就给上海市委发电报,指示当地领导留住这位人大委员长,[ 直到他公开宣布他对学生运动的立场 ]。(89)此时的万里面临妥协和支持戒严的压力。万里实际是是被软禁在上海西郊宾馆-当初毛泽东在上海的居所,对外佯称有病,(90)。直到他放弃 ?开抵制戒严令的人大会议的计划,江泽民才可以放行。五月二十七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万里讲话,说明他支持戒严令,并决定将下次的人大常委会议延迟到六月底召开。四天后,万里获准回京,留住万里是江泽民为平息北京示威所做的第一个[贡献]。 虽然江泽民无法预测后来发生的一切,但他显然已经知道北京将用武力结束示威活动。他于五月二十六日发表北京镇压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这位工程师一向号称自己不识高层政治的激烈,现在上海闵行发电厂与他的过去告别,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当时江泽民戴著一顶橘色硬壳帽,巡视担负全市三分之一电力的工厂,他对身边的工人说:[人民将记住你们的功绩。]不经意之中,江泽民脱口说了一句回应胡绩伟[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稳定]的话,颇耐人寻味,看来他当时所想不仅仅限于对话和和解,而是如何恢复他即将掌权的国家秩序,新闻自由和一个健康的经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说: [没有电,上海就没有稳定。] (91) 不论怎样,上海的时局渐渐有所改观。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学生和工人阻挡被疑装载士兵进京的北向列车,市府因此发出警告说: [组织者将负刑事责任。] (92)这个警告似乎产生了威慑效果,当时天安门广场只剩下一万名示威者,校园学生组织继续鼓动罢课,但二十九日上海下令恢复教学后,五十所学校中,已经有三十所复课,交通也开始恢复正常。官方中新社说:[ 上海人民重新享受到和平和安宁。] 该通讯社一直违反中共新闻惯例,对那时的示威活动进行公正报导。(93) 五月三十日,江泽民私下召集市委[学习会议],表面上是学习 [反对反革命动乱的中央精神] ,实际上江泽民在会议上提出了处理上海乱局的个人意见,这些意见是他以上海市委书记身份所做出的最后指示。(94)他在会后告诉朱熔基,自己已经调升北京,(95)由朱熔基负责收拾上海示威的残局。江泽民以往表现谦虚,任凭朱熔基发挥处理经济问题的超人能力,而这次他请朱熔基接管大局,则完全是从需要出发。 当中国军方在巨大的挂图上计划袭击和平示威者的时候,邓小平在遍寻党内元老对江泽民任命新职的首肯,他已经在五月二十二日通知江泽民本人后,徵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江泽民早期赢得了陈李二位老人的信任,在政治问题上的多次发言也合他们的口味。邓小平还向元老们保证,江泽民不会更改改革时期两个重要文件中的 [一个字 ],这指的是七九年中央全会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文件和八七年十三大有关政治改革的文件。(96) 确保元老支持这项任命至关重要,邓小平之后只需要依党内排名顺序[通知]其他人。五月三十一日,他在寓所会见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有报导说,中央书记处成员乔石也在场记录),告诉他们不要因为江泽民在党中央缺乏经验,就不服气,(97)他对这三个人说: [我们必须有一个核心领导¨¨¨搞小圈子总是没有好结果的,要服从江泽民的领导。] (98)江泽民于八十年代初曾和李鹏短暂共事,并在上海早期学生运动时认识乔石,所以他们都不会反对这项任命。有了元老的肯定和同僚的顺从,邓小平的第三个接班人便可以走马上任了。这时,邓小平面前有一步异常难走的棋,如何能够处理得当,事在人为。当时全国示威活动的火焰渐渐熄灭,外国记者也相继陆续起程回国,邓小平安排接替赵紫阳的人选也赢得广泛支持。如果中共高层再忍耐一下,示威的风暴可能会像八六年时一样,渐渐平息。但不幸的是,他们终于失去了耐心。7 六月一、二、三日,军队士兵或步行或乘车逐渐进入北京市中心地带,引起示威者们的警觉,军方并遭到一些袭击。六月三日傍晚六时左右,汽车装备的步兵团和坦克跟进,冲破示威者搭设的障碍物,碾压顽抗不走的鲁莽人。后来的大约十二个小时,首都好像进入一场战争,四十年前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毛泽东,此时此刻从悬挂在城楼上的巨大画像上看著眼前的一切,无动于衷的微笑好像在保佑这场屠杀。 沿长安西大街两公里的地带,愤怒的示威者收缴军队六十五辆卡车和四十七辆装甲车,六名士兵丧生,平民受伤人数不详,但军方警方报告六千多人受伤,从这个数字来看,可以猜测出整个晚上的平暴规模。(99)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是 [二百多名平民,包括三十六名学生 ]。但更准确的估计大约超过一千人,一名失去儿子的北京教授列出九十六名丧生的年轻人名单。(100)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后来在美国宣称[没有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丧生],他说的是实话,大部分人都死在广场周围的街巷中,对此,迟浩田也承认当时出现了[骚乱]。(101) 其实中共实在不需要用那么血腥的手法镇压运动,在诸如南韩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方,警方配备催泪弹、橡皮子弹和水枪,足以将学生驱散。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当时还没有配备这种装备,他们抠动扳机,发射真枪实弹,打中了数十名示威者。 我们无法确定江泽民在六四事件发生这一周的行踪,多数人相信,他可能在坦克和士兵进入首都心脏之前,就又从上海回到了北京。人们最后一次在上海见到江泽民是五月二十九日,(102)来京后,他住在中南海中央委员会宾馆,当时没有党内高级领导和他接触,他用大量的时间往上海打电话。由于进京匆忙,他忘记带多馀的衣服,所以还差遣一个勤务兵去买些新衣来。(103) 六月三日晚上,江泽民肯定在接近枪声的地方,或者在部队指挥部,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广场是部队执行任务,开始时是不让开枪,后来坦克被烧了,战士被打死了,不开枪不行,我们才让开枪。](104) 毫无疑问,在必要时刻诉诸武力结束示威的这个军令是邓小平下达的,他此前徵求了元老们,特别是他的红军伙伴杨尚昆的意见后,才出此下策。多年以后,中共对这位改革设计师的颂词中,描述了当年的运动如何[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强有力的支持下]得以平息。(105) 江泽民曾经解释官方镇压示威的理由。很简单,示威开始严重影响首都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影响了国家尊严,江泽民说:[ 天安门是我们国家首都的象徵,党中央就在附近,被学生占据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十分之一[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坐在白宫、唐宁街[十号]、或者艾丽舍宫前,没有一个主权政府会长时间允许这样做。](106) 江泽民声称,中共对北京的运动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可是示威者将中央的容忍看成是软弱,他说:[ 这一点加上高层出现意见分歧,导致关键时刻行动迟缓。] (107)江泽民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五月中旬中央就开始行动,可能会减少或者甚至避免流血事件。 在因党内分歧而拖延和平行动的问题上,赵紫阳成了替罪羊,被官方指控为[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位头发渐成银白色、面部松垂的前总书记,后来一直居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传统四合院内,闭门不出。(108)江泽民回忆说:[ 六四的时候,是有两个司令部,假如那个时候像我们现在这个班子这样一致,怎么会把解放军调进来?](109) 六四事件过后,人们对最终引发中共镇压的真正原因议论了多年。五月底激进派学生的行为和工人参与运动显然让邓小平下了决心,有人也指出另外的原因,说是五月二十八日香港送来数千个色彩艳亮的帐篷、睡袋和大衣,一次周末音乐会又为蓬头垢面的示威者筹集了两万美元,这些物质支持重振学生们低落的情绪,使他们可以再坚持几个星期。(110) 还有人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画像前出现高达三十五英尺的一尊民主女神塑像,她前伸的双手高擎一支火炬,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对中共权力的公然挑战太过分了。第二天,北京市长陈希同就向中国的小学生们保证,他们[不久]就可以到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111)如果他带有预兆性的这个誓言实现的话,就需要诉诸武力。 但是我们需要正视另外一个事实,五月底党内对江泽民继任总书记达成一致,也可能督促邓小平尽早使用武力。一方面,随著时间的推移,党内对江泽民的支持可能会产生动摇,邓小平因此感到时间紧迫。他和高级将领们都知道,不论采取何种措施镇压北京的运动,江泽民反正不会受到责难,所以他们在部署军队时也可能越发不计后果。 六四事件将江泽民推上权力顶峰,他之后在上任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不认为[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是个悲剧],(112)但他这种原则上的支持、坚称六四不是悲剧的言论,和多次表明对六四处理方式感到遗憾的话似乎自相矛盾,他曾说:[ 我们为此对伤亡的、误伤的家属表示遗憾。] (113)可能江泽民觉得自己并不是下令镇压学生的将领中的一员,所以对天安门不存在良心谴责,这使他和其未来的许多同事有特别的不同,他在六四过后不久的一次记者会上尖锐指出: [所有党员必须坚决吸取这个血的教训,我们绝不能让它重演。](114) 江泽民自己从中吸取了两个教训。上任后,他下决心增进人民警察对付社会动乱的设备和训练,这成为他作为总书记的紧迫任务。他对美国电视台说:[我们应该学习使用一些西方国家通常采纳的方式,我们应该建立有效的防暴警察队伍,获取非致命武器,来保证公共安全。] (115)虽然六四过去四年以后,人们才听到江泽民的这番誓言,但实际上在天安门事件过后不久,他就曾说,当初本不应动用解放军,他在一次内部安全会议上说:[ 在对付威胁社会稳定的通常情况下,我们应该主要依靠警察和武装警察。](116) 另外,江泽民还重视加紧控制外国媒体,这样可以帮助削减因国外报导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应,他说:[ 六四时中国记者没有在场,全部是外国记者,台湾记者也不少,纽约警察局局长长,在美国出事以后,记者是不让在场的,我们这儿就都住在北京饭店啦 (可以看见天安门广),专搭的看台也没那么好,他们就会尽是渲染。](117) 在六四问题上,江泽民是毫无羞耻的道歉者,但他也显然对所造成的后果感到震惊,可以问心无愧地谈论应该吸取的教训。多年之后在哈佛大学,他甚至承认使用武力可能是个错误,他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说:[ 我们的政策是提倡对话,我们在工作中毫无疑问也会出现缺点和错误。](118) 这样一来,江泽民为自己留有馀地,以便为今后重新评说中共对运动的处理开辟通道。当这个平反真正到来的时候,中共很可能重申,从天安门广场驱赶学生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将会批评动用致命武器,导致死亡的行动。人们将认为,中共结束示威的[正确]决定是由血气方刚的士兵们执行的,政策没有错,但实施方式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有人将接受审判,就是军队官员,而不是中共领袖。既然江泽民在这件事上问心无愧,他当然可以谈论这一切,像李鹏这些下令镇压学生的领导人,是绝不会承认政府[工作]中曾经出现过[缺点]或者[错误]。 对江泽民来说,支持六四政策也刺痛自己的良心。作为党的领袖,他永远不希望质疑这个决定,那样只会严重削弱他的权力,但当他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内心深处的刺痛感就会浮现出来,夹带著几许历史的讽刺和一份微妙的遗憾,他私下里产生疑惑,自己对天安门屠杀的支持是否和四十年代学生时期参与[自由民主]的行为相抵触呢,他后来问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而今天我们是否位置变了?]然而,包括江泽民自己在内,谁又敢回答这个问题呢。(119)8 北京镇压发生几个小时后,上海学生群情愤怒。六月四日清早,人们在四十七个主要交通要口都搭设了路障,城市一半公车线路关闭。(120) 江泽民将处理上海示威的大权托付给能干的朱熔基了,他相信这位同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市长一定会谨慎温和从事。朱熔基身边当时有市委副书记黄菊和吴邦国协助,三人和在北京的江泽民保持热线联络,江泽民要求他们尽快稳定上海局面。但北京镇压示威者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局势越发严重起来,上海运动带著复仇的怒火卷土重来,车胎被捅破,电台被占领,离城的火车被拦截,上海政府六月五日警告说:[上海现在处于关键时刻,我们可以保持稳定或者陷入动乱,我们向非法组织的领袖和阴谋破坏者发出严肃警告:悬崖勒马¨¨¨否则你们将受到严惩!(121) 上海市府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北京镇压,这种快速反应可能和江泽民在首都信息灵通有关。(122)上海市府决意避免北京冲突重演,他们召集了四万名市民和干部于六月七日上街拆毁主要交通要口的路障,(123)后来的一周内,这些[流动纠察队]有效地限制了学生阻塞交通的努力。虽然江泽民可能只是间接介入市府的这一决定,但他和朱熔基都受到了表彰,一份官方报纸带有怨气地质问:[ 为什么北京不会动动脑子,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呢?](114)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情况对比鲜明。当士兵们携带枪枝和刺刀在北京街头巡逻的时候,上海还到处都是愤怒的学生和工人,但上海政府从未威胁部署军队,只是在六月六日上午发表一项声明,指出[党、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容忍和克制是有限度的]。(125)当被问及军队对抗学生这一问题时,市府的一位发言人说:[ 所谓[人民解放军]准备进驻市中心地带实施戒严是一派胡言。](126) 上海在肆无忌惮的暴力发生时,启用了警察部队,该市没有依靠军队外援,好像使警力更显猖獗,和平的示威者被免去罪行,但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人,哪怕是很轻微的罪行,警方都会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六月七、八日两天,四十名[罪犯]被捕,大部分被控扰乱社会治安,诸如捅破车胎和设置路障,另外有十一名男子,其中没有一名学生,因参与六日城北铁路的骚乱而被逮捕,当时有六名躺在铁轨上的学生被开往北京的火车轮碾压。(127)在这次民主运动中,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实施逮捕令的城市。 朱熔基于六月八日发表广播讲话,(128)他的声音显得疲惫不堪,但口气缓和,他说:[ 我心里很焦急,作为上海市长,最近这些日子我感到非常抱歉和内疚,因为我不能保护我的人民的个人安全。]一些干部劝说他动用武力恢复秩序,他说,这样会伤及无辜的群众和学生。他们只不过是[失去了理智]。朱熔基说:[ 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从没有考虑使用军队或者实施军控,这是大实话。]至于北京事件,朱熔基好像和他的市民们一样愤怒,他说:[北京发生的事情是历史,没有人能够掩盖历史,事实最终会真相大白。] 上海的[软]镇压来得很猛烈。六四之后的一周内,一百六十多人被捕,其中五分之一的人是因为[组织非法团体和煽动动乱]。(129)不到两个星期,一百二十六名学生领袖遭到拘捕。三名男子被控引发铁路暴乱,于六月十五日被判处死刑,六天后执行枪决,上海这种办案速度居全国之首,比北京实施的第一批处决还早一天。 虽然江泽民当时并不在上海,但他后来经常吹嘘该市和平解决示威活动的功绩,他曾经对美国一家电视台说:[ 八九年我们上海也没动军队,这里有个领导机构思想一致的问题。在上海,我们是一致的。] (130)毫无疑问,上海高层步调一致的确对形势大有帮助,可是上海毕竟不是国家首都,当时也不是抗议活动中心,也难怪局势很快趋于稳定。更重要的是,中共知道未来领袖江泽民不会受到牵累,所以在处理方式上便可能更严厉,而上海也因同样的原因,出乎寻常地顾全大局。江泽民当时在北京,但上海局势软著陆对他的形象事关重要,为了国家政治的需要,上海也许是不得不选择动用平民和非武装警察,对付控制这样的骚乱。江泽民不过是中国现代历史这一分水岭事件的旁观者,但也许正因为他同意替代赵紫阳,而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上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9 六四以后,中共委任江泽民的过程缓慢有序。六月九日晚上,邓小平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和党内军界元老们一起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会议,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李鹏紧靠著邓小平,坐在桌首,周围是六名已经退休的党内元老,往下数是监管镇压天安门运动的军队老将。很显然,除了李鹏和坐在边上的乔石,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依旧在发号施令。 邓小平树立江泽民接班,现在希望确保整个党的政策不会因此受到影响。邓小平说:[ 这场风暴迟早要来,如果有什么缺憾的话,我认为就是我们的改革和开放还没有足够地进行¨¨¨也许这件坏事情让我们以更稳、更好、更快的步伐进行改革和开放。] (131)一周以后,邓小平和党内八名高层领导私下开会,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他就像一个蹲在湖边的男孩子,轻巧地推开自己的玩具船,随它掀起片片涟漪。他下达了最后的指示:[ 大家有意识地维持一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 (132)让江泽民掌舵,邓小平便可以心满意足地站在岸边看著那条船出航,需要时拨弄一些有用的水花。他说:[ 我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你们有事可以找我,我不会拒绝,但不会是像从前一样。](133) 自五月中旬起,人们可以从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中,看出他为新领导班子设定的目标。他说,当务之急是取信于民,而首先就需要惩治腐败和加快经济改革,同时将政治改革划归这些目标之中,[ 我们政治建设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保持环境的稳定]。(134) 一切都准备就绪,任命和选举江泽民担任最高领袖的仪式终于拉开了序幕。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十九日至六月二十一日召开,正式投票表决,数天后中共全体大会通过表决,参加者包括中央委员会的二百七十六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百八十四名老党员,充分显示了党内的一致性。总书记的第二人选、天津市长李瑞环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同时成为常委的还有组织部部长宋平,第三人选、国家计委副主任丁关根则加入中央书记处。 到这时为止,江泽民已经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了,上海一些人甚至还在猜测,是江泽民因为《导报》处理之事永世不得翻身。但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穿灰色中山装的江泽民高居位首,坐在重新改组的五名常委中间,在他之后,按等级排名宣布的顺序是: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和李瑞环。 海内外对江泽民一鸣惊人的快速晋升惊奇万分,美联社评论说:[江泽民被甄选坐定中国最高权势的位置,令许多中国观察家们吃惊,虽然他经验丰富,政治立场正确,但他缺少权力根基。] (135)也正是由于江泽民没有强大的派系背景做后盾,他立即被冠以[ 过渡人物]的称号,台湾的《时事与学习》(音译)说:[即便邓小平真心帮助江泽民成为一个真正强大和有力的接班人,江泽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强有力的领导。](136) [过渡人物]这个称谓随著时间的推移渐渐无声无息,但当时在那个气闷湿热的夏夜,苏式坦克还在北京的街道上逛来逛去,江泽民的确是空占位置,不掌实权。自赵紫阳泪别天安门的学生,月历已翻过一页,这期间,邓小平做出不少重大决定,而国家党政事务的日常运作主要依赖三人执政体,包括留下来的三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两名,即李鹏和乔石,加上国家主席杨尚昆。(137)正是这三人在六月中旬将《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谭文瑞撤职,替换上更保守的编辑。(138)官方在这个特别的执政空位期间,称乔石为 [[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 ],(139)六月九日会议上李鹏不离邓小平左右,显示他依然控制著政府实权,杨尚昆接替赵紫阳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至关重要的军队权力构架上仅次于邓小平。因此江泽民接掌权印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三人执政体,李鹏或者乔石仅仅因为他们涉足北京镇压才没有被提拔到江泽民现在的位置,(140)难怪海外新闻报导一度质疑江泽民长期执政的能力。 如果从广义上来看,江泽民是在政变中掌权的第三名中共主要领袖。毛泽东于三五年在贵州省推翻当时中共采纳的军事战术,从而登上权力顶峰,邓小平则利用文革历史论战,否定残馀的毛泽东支持者,在七八年大权独揽。现在江泽民因赵紫阳倒台,而被推上总书记的座位 。 如果将天安门屠杀视为从党内清除赵紫阳和其同党的必要举措,那么江泽民的任职比起毛泽东和邓小平上台,更充满血腥味。但在党内,这项任命却并不那么具有破坏性,江泽民是邓小平选中的接班人,又获得足够的党内派系支持,成为[第三代]党领导的[核心]。江泽民作为下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全中国面前出现的时候,激进的左翼团体已经丧失了政变的机会,赵紫阳五月中旬下台可能给左翼保守集团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增加影响力,但只要邓小平的改革政策稳坐钓鱼台,这种机会便无法变成现实。改革过程中虽然出现了腐败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但这一政策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毛泽东路线的失败依然记忆犹新,所以此时推翻改革是不可能的。再者,邓小平还在掌控大权,他选择了江泽民,这就意味著党的政策方针将不会有剧变,江泽民的工作只是确保继承邓小平的遗志。 江泽民的任命公布不久后,《华盛顿邮报》即指出:[ 一些知识分子欢迎江泽民担任党最高领导,认为他比起同在苏联受训的技术官僚、强硬派李鹏来说,更得人心,江泽民更都市化,也更开放,并且赞同邓小平的主张,在贸易和外交方面与西方主动交往。](141) 就是邓小平也不能肯定,他十年来选择的第三位党总书记是否可以站稳脚跟,他已经做了可以做的一切,确保江泽民不被派系小圈子的角斗或者被党内元老赶下台,只是邓小平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这个国家会坦然接受新的领导机构。他相信,只要六四伤口愈合,腐败得到治理,江泽民就可以赢得信任,而总书记的职位稳固仰仗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经济搞好了,才能牵制党内对手,防止街头掀起示威的风暴。邓小平警告说:[ 如果经济搞不好,江泽民的总书记肯定做不久。](142) 邓小平给了江泽民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赢得中国的信任。如果一帆风顺,他许诺将永远退居深宅,不然的话,他可能被迫撤掉这第三位接班人。(143) 不论中共内部,或是中国民众,还是海外人士,对江泽民升迁和坐稳都心存怀疑。江泽民突然间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位总书记,自己也是浑身不自在,王冶坪的泪水比汪道涵民族英雄的说教更牵扯他的情感,让他心事重重。他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时说: [我感到好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144) 鏈接文章 分享到其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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