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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一兩百年前，投票權並不像今天這樣：女性沒有投票權、沒土地的沒有投票權、或是說有錢人的票數是沒錢的兩倍……但是最後，為什麼變成了人人能投票、票票等值呢？

我認為權利有個義務，就是不侵害他人的權利：例如基本人權的義務，就是承認並不侵害他人的基本人權。但這說實在，與年齡投票運動根本不衝突……

另外有個很有名的話，根本就是沒付出義務就想享受權利：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承認並不侵害他人的基本人權」這件事可能並不派生於基本人權的義務，基本人權跟憲法比較像，規範的是國家對待人民的方式，而非人對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承認並不侵害他人的基本人權」它會來自於國家被要求落實基本人權之後，所進一步做的法律規範。不過你法律應該比我好，我只憑印象敘述。

不過，一個人侵犯了別人的基本人權，真的就失去了被基本人權保障的權利嗎？應然面跟實然面好像都不是這樣。

沒有付出義務 就想 享受權利

你考慮一下，權利為什麼需要付出相應的義務？

比方說基本人權的義務是什麼？

順便補個公民團體推動18歲投票修法的懶人包：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13667892111760.1073741835.494919313986618&type=3

前幾天我跟一位摯友在咖啡店聊天，我們從國小、國中到高中都是同學，因此有類似的經驗軌跡。我問起他，還記不記得自己第一次以公民身分投票時的心情？那是在大學時代遇到的2008年總統大選，並附帶關於加入、重返聯合國的公民投票，最後謝長廷以四成票數落敗馬英九，兩案公投也沒通過。

我們都對那次投票印象不深，但我們早在高中時代，就一起參加過在河濱公園的民進黨造勢活動，聽著那首感召力很強的《伊是咱的寶貝》、以及台上油嘴滑舌的政治語言，真誠地祝福候選人，雖然那時候並沒有投票權。

高中就關心政治的我們，其實是「異類」，雖然在不同班，但都受到同一位國文老師影響，在課堂上時而穿插的「政治宣講」，近代史、國民黨的秘辛、當代政治人物的八卦、共產黨、台獨論述，那時候對課業完全擺爛的我，感到充滿吸引力、有趣生動，且富有思辨批判空間。

「老師宣講政治會影響學生的政治選擇」這件事，至少在我的教育生命史上是發生過的，但大多數同樣處境的同學其實無動於衷。中學課堂上避談時事政治，似乎是教育界的共識，甚至比較不會引發「政治情緒」的公共議題也被敬而遠之。

我常在想，中學不談政治，到底兩年後該怎麼投票？還是大學殿堂就是一個修練場所，兩年後我們約在名為「香波地群島」的投票所見面、身上就會多幾道政治歷練的疤痕？

好像，我們把「公眾事務」變成一種隱私、個人的事，任由它被家庭、社會灌輸，然後自己負責，我們沒有正式一點、公共一點的空間，來學習如何做這件事。好奇怪，好像這個國家放棄治療了。

對我來說，那個課堂的經驗是我思想啟蒙的起點，但並不是說每個人未來都會因此長成類似的樣子；「洗腦」沒這麼簡單，但人們的公民意識總是需要一點「刺激」才會出來，刺破那個十幾年受雕塑的窠臼腦袋，流出來的東西會是什麼不知道，但它會需要一些時間成長，越晚刺，說不定就再也刺不破了。

「我不相信18歲有能力從事政治選擇。」這是一種常見的經驗論，反對投票門檻降低到18歲。這個主張背後所看到的，可能是他中學時代完全不碰政治，上了大學之後甚至有工作之後，開始關心起政治事件，因此覺得不瞭解政治的人沒資格投票。

但真的長大了些就普遍會關注政治嗎？沒有，大多數跟我同年齡的七年級生，平常並不關心政治，對他們來說，投票就像世足或經典賽，當個一日球迷。而且就經驗論，18歲的我關心政治，就跟20歲的人關心政治一樣少，那我們該怎麼說20歲就有能力投票但18歲沒有呢？

身為推動中學校園民主組織的成員，我不只支持18歲就能投票，我甚至認為有一般認知能力的兒童都該投票，所有受公共事務影響的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群體裡面的處境，即便沒有認知能力，也應該委託代理人從事那份屬於自身利益的表達空間。

政治不是專屬於大人的事，政治影響每一個人，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聲、決策，這是民主國家的義務。而我們也有義務，去教育小孩為此培養更健全的公民素養、做出更優質的政治選擇，以及避免來自家庭、師長權威灌輸的意識形態、脅迫，以致小孩自由獨立的表達受到影響。

我們更有義務，就像理想的民主社會該有的樣子，跟各種立場的人平等溝通、交流公共意見，而不讓政治決策流於「自己的事」，就算小孩做出「廢掉學校」的主張，大人的責任就是一起討論，雙方一起了解互相的想法與需求，再做民主定奪。

民主不談資格，它是每個人的權利、國家的義務。

前陣子，立報新任總務在報社找我聊天，中國時報出身、看起來五十來歲的大叔，以前在中時有跟同仁一起拍過偏鄉教育的專題紀錄片，他提到嚴長壽在台東辦的私立均一中小學，是個非常理想的教育環境，適性、富有啟發性的另類教育，著重在協助偏鄉弱勢孩童，讓他們有機會受到良好教育而不被經濟資源所限。

不過均一也有缺陷，它的學費高昂、能容納的學生數量不多，嚴長壽只好挑有潛力的孩子，並且告訴家長：「你們能出多少錢就出多少，剩下我來想辦法。」當地其他學校老師則覺得，這套教育雖然很好，但仍然幫不了那些「沒有潛力」的學生，許多孩子仍舊被城鄉差距邊緣化。

總務對我賦予厚望，希望立報未來能更加關心這些教育資源落後的場域，透過教育專業報的力量來改善這些問題，言辭之間感受得出來，那份沉重的期盼；甚至告訴我，318學運後很多學生關心公共事務，若能號召這些年輕人一起關心教育問題就太好了。

最近這件事一直記在腦子裡，覺得有些遺憾與難過，根據目前瞭解的「未來立報」，應該不大可能有辦法發揮這種影響力，立報復刊後的發送對象，將限縮在教育政策單位與教育機構（並且網路版難產），先不談會不會被認真看一眼，偏鄉弱勢的教育問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教育政策單位不可能不知道，我們可以期待什麼？

現在的政策邏輯，必須要有民意壓力才有辦法撼動既有結構，一個報紙的基本影響力其實應該要在這邊：「讓更多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接著大家去做點什麼。」但立報的上層決策者卻認為「直接給、且只給政策制定者看」會更有效果。沒有更多常民站出來為偏鄉弱勢教育說話，政府如何改變？我無法理解。

過去報導過清水小校的「另類教育」，以及在體制內可供操作的小學至大學的「翻轉教育」，他們剛好體現了學生學習的兩種面向：在現有的教育外找到理想的教育模式與內容，或者，在現有的教育內讓所有學生學習得更好、更有自信。

然而，這些學生最後一樣要面對社會壓力，另類教育出來的學生很多仍舊回到體制內教育唸高中、大學，他們雖然身心靈能比較健全、不會汲汲營營的與人競爭，但仍必須接受體制內教育的「粗暴」對待，進入社會工作也成為巨大國家機器的小齒輪。我一位全人中學出來的朋友，也看得見他舉步難行、充滿許多挫折的樣子；更不用說在體制內被規訓甚至異化的學生，所面臨的人生會是什麼模樣。

「他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這是許多另類教育對學生的期盼，它是相當個人的，獨自扛著自己的未來，在殘酷的社會中找到棲所。政府無能為力，文憑社會也難有最適合他們的容身之地。

台灣的教育反改革巨浪，都源自於對未來人生的不安，這個國家並不健全，才會讓競爭失利的人面臨生存困境；而一切理想教育都可能帶來「不公平」，深怕自己子女身受其害、淪為失敗者。所以研議了幾十年的12年國教，才會在政策出海之際，引來細枝末節的考試公平性批判，卻也翻了整艘大船。

我自己也是教育裡的「失敗者」，不斷被退學、輾轉唸了四所私立大學，最後也只掙得大四肄業的學歷，面對職業與未來的焦慮我很清楚，大多數如同我的魯蛇，出社會都是走向服務業，在第一線勤奮地面對客人，當個被剝削、領著微薄薪水、被異化的員工。這多半不是他們想要的，但他們別無選擇。

七年級、運氣不錯的我，創業開過咖啡店、在宜蘭跟友善農業團體一起種田、現在又當記者，這其實意味著工作能力可以與文憑無關；身為深受粗暴教育束縛、在教育裡無法得到滿足的年輕人，我看得出來，在這個國家的未來，幾乎看不見理想教育改革的希望。

我認為，那倒不如，及早跳出來對這個體制宣戰。

成立一個倡議、互助組織，讓認清自己未來處境的學生及早跳脫學業壓力，並且培力出掌握未來期盼的人生方向的能力，進而學習該有的技能與知識。我們可以先統整目前社會中那些稀少的、不用學歷而是靠能力、較不為人瞭解的工作領域，並且鼓勵創造新形態行業（如社會企業），作為未來人生出路的基本選擇。

作為互助組織，選擇創業者，也必須優先聘用「學歷無用論」的夥伴，擴大就業機會，並且協助組織培訓，一起分享、成長。我們不需要一套精密完整樣樣都學、如同體制內技職教育的過程，那其實是陳腐的舊思想，現代教育根本不能培育「一個完整的人」（培育人的工作發生在其他地方），反而更多時候是扯後腿，不如認真專注在工作能力與適性上，它可以有更有效率的作法。

這個初步構想的計畫若真能順利實踐，將可能顛覆文憑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有越來越多人不用靠學歷而能做想做的事，而當人們不必為未來人生擔憂而在教育體制內掙扎廝殺，這個腐敗的教育就有起死回生的機會。

另類教育體系出來的學生、自學生、在教育中的失敗者、對未來困惑沒有方向的年輕人、學非所用的過來人，這些人佔了多大的比例，他們都「走偏」了這個文憑社會與教育體制所「期待的道路」，而且多半被輾得支離破碎，這個社會要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毫無解決辦法。

年輕人別再配合50、60年代以前的大人遊戲規則玩了，我們自己其實有能力把這個巨大結構打破，也能順便拯救教育，讓後代有更好的未來。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40424/384928/

xd

我覺得書唸越多跟認清社會真相自我譴責沒有正相關耶。

我以前還真der以為政治學是教選舉跟政客權術呢~

現在公民課本不是塞很多資料嗎？會不會對政法經方面的科系比較了解？

還有現在一直推大一不分系，好像也可以解決選錯系的問題？

違反校規亂丟垃圾之類der~

轉自《青聲誌》創刊號。

青聲誌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youthactivis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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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程洋重要經歷：

亞洲大學田中央 2002.1~2007.6

亞洲大學學生會 2005.12~2006.6

新社會學生鬥陣 2002.1~2004.6

野草莓運動，2008.11

學權促聯，2010.4~6

大學學生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2010.7~

邱智彥事件，2011.1~3

南部異議性刊物《行南》，2011.6~

Q .怎麼看待進入大學前的那些求學生涯？那是什麼樣的經驗？

國中的時候在埔里鄉下，我不太喜歡唸書，多少算是有點小聰明吧，國一國二常態編班，在班上大概可以考個第四第五名。記得上課數學老師教數學，感覺像看電視頻道，不想看就把它轉掉，所以惹過許多老師生氣。有一次寫考卷寫一寫幹！覺得好無聊，就趴在桌子上哭，那時導師是國文老師，跟我說，你趕快上大學，上了大學之後就可以改善這樣的學習生活了，所以那個時候會比較期待上大學。到國三時唸升學班，變成班上倒數第一名，我猜老師不想讓我影響其他人，但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就叫我當班長(笑)，不過因為國小就當過班長了，所以也不會覺得不自在。我猜老師的用意有點像是如果一個小孩成為管理者，行為比較不會逾矩。

唸中興高中的時候，剛好遇到九二一大地震，把不讀書的那種狀態給中斷掉，那時候真的是可以不用讀書了，南投縣停課一個月，在家裡等恢復上課。後來回到學校氣氛已經不一樣了，教室倒了，需借用夜間部的教室，上課也不是很專心，還處在那種地震之後的不安定裡。

高中加入管樂社，變成生活的中心，那時覺得管樂社裡的人懂音樂，能夠讓音樂表現出來，讓我覺得滿有趣的。高二時，社團裡有一種氣氛，就是社內的有些事不會讓我知道，我推測是因為跟社裡的一位優秀的學長很好，而學長的影響力可能造成權力核心的威脅，最後他們把我排去當美編工作，但這個職務與我在社裡的角色完全搭不起來，讓我覺得受辱。那種做法是，決定一個人要做什麼事，不是因為你在社團裡付出的貢獻，而是你跟誰的關係比較好。我在社團這麼久了，連選幹部的過程也未被徵詢過，所以後來就離開管樂社。

Q.聽起來管樂社原本是讓你生活有點不一樣的空間，離開後有做些什麼嗎？

一年級很不習慣住宿的生活，管訓很多，早上起來要集合唱軍歌，在宿舍就看到大家都在唸課內書，每次只要晚自習我就想睡覺，有冷氣開很涼啊。課本我都在上課時唸，幾乎沒有在唸書的印象。高三在外住宿之後，沒有去社團了，就跟同學一起去打網咖。那時候快聯考，我也不想考大學了，我跟我爸說我要去當兵。

Q.這個想法跟周遭人都不一樣吧，你那時在想什麼？

因為整個學校教育太無聊啊，無聊到爆炸，幹什麼爛教育(激動)，吃屎，整個

炸掉算了，就是無聊。高二高三我去圖書館借書，圖書館裡的書一翻開都沒人在借。那時也會去台中逛書店看民國初年作家的小說，像巴金、老舍、茅盾、蕭紅，學校沒這樣的書就推薦給圖書館。我覺得很奇怪學校為什麼沒有，隔壁省立圖書館也沒有。放榜後考上亞洲大學，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我爸擔心我沒有文憑會去做工，還懇求我去唸大學。

Q. 你描述的學校是一個無聊的地方，過程中你也有試圖去做一些有趣的事，很好奇那時你是抱持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這一切？

我的心態就是，我覺得無聊但別人不會或是能夠接受，所以面對的方式就一個人來弄。其實我是在逃避這個無聊，那時候會有種感覺，活在民初小說那個時代該有多好。我是不是生錯時代了？假如我活在民初我可能早就拿槍搞革命去了。有機會像民初的人搞革命死掉總好過在學校裡悶死。那時候真的覺得死掉也沒差了，世界很封閉，已經絕望到即使上大學是一個希望，也會覺得與你無關。反正你讀的課外書、思考那些問題，好像也沒什麼人會在意。老師比較願意傾聽菁英，他們依據的是一種死板的標準，看的是考試成績的高低，而不是一個學生真實的能力。

那時候網路還沒有那麼興盛，社會運動是什麼也都不知道，看到電視新聞上有人在抗議，後來印象卻只有一個畫面，並沒意識到畫面中的社會結構問題其實跟閱讀的小說人物的生命可以有一個聯繫。後來有遇到一個好朋友，巍瀚，大學唸清華，現在跑去日本了。高中時我們有約好要一起做一些大事，就亂想，要搞革命啊、改變社會啊，他讀滿多歷史的書，過程中我比較是一個聽的角色，他會想未來要做什麼，需要到什麼樣的社會位置。在巍瀚身上我看得見思考與做法是連得起來的，比如說當官，但不覺得那是我的路。我討厭菁英。後來考上亞洲加入社團，看到社運界面對世界的手段與方式是另外一種，那時比較吸引我。

Q.你為什麼討厭菁英？

從國小開始，我就一路在當班長，班長的經驗讓我知道，必須去行使老師給你的規則，你就算不喜歡，你也得去管同學，你的同學也可能因此討厭你。因此我很清楚，我們能成為什麼樣的角色並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因為一個規則，我們可能成為好學生或壞學生。而我認為沒有考慮到學生的差異，硬要人服從規則的就是爛老師。還有一種是鄉愿的老師，他知道這個規則不是最好的，為了秩序希望學生能配合卻不去想更好的方法。還有一種是都聽學生意見的老師，我會覺得這樣願意花時間有耐心的老師還不錯，反而是有些成績很好的學生會覺得這樣的老師都沒在管。而這些被視為很會讀書的菁英學生，有些很乖，上面交待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有的還會認為學生就是要管、要打，認為規則存在是必要的，意思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羞辱人，幹！那時我真覺得這個世界很愚蠢、很邪惡，卻也找不到辦法可以突破，於是走向一個逃離的過程。我覺得家人也不能理解這樣的處境，國中的時候，父母親以外的親族會一直反覆地說：「不讀書沒出息，出去餓死被人瞧不起」根本不想關心小孩為什麼要逃離。我在意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困境裡面，可是你們一點回答都沒有？

Q 唸大學的時候有什麼樣的感覺或想法？

整天都在玩網路遊戲，想說玩到退學就去當兵。大學唸的資管專業也覺得不重要，教得都是技術，不是我要的，所以感覺被國中老師騙了！後來參加新學鬥生活營(註1)，有一堂課講資本主義是什麼，有系統去講這個世界怎麼運轉。可是那時我意識到並不是世界經濟運轉的規則，而是統治的手段，懂得馬克思在講虛假意識，對人性的異化，簡單說就是你想做什麼但沒有辦法做，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讓人可以被迫接受這樣的規則。從馬克思的門徑讓我找到更年輕時那些遭遇的答案，所以那時候生活的重心都在社團。社團的實踐是認為要從人的意識上的改造開始，不是用一個權威去脅迫別人遵從某個規則，而是立基於跟人的互動。不過剛開始參與社團的行動力還是滿散滿消極的。一直要到2003年台中客運抗爭，一個月的參與過程看到人要如何改變社會。過程中也反思到有些頭人(註2)或組織者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工人，很多時候工人是無聊地坐在那邊，聽有經驗者的分析與判斷，然後鼓掌通過就去做。我的理想上應是要讓工人自發性去思考，否則就跟資本家安排的生產秩序是一樣的，今天只不過變成抗爭戲碼，讓工人來演。所以那時會開始思考如果要做理想運動會需要什麼樣的條件。這個想法會影響我們弄田中央(註3)的方向，比如精神疾病週、大學新鮮人五部曲等，要去辨識學生在意什麼，立基在我們對運動反思的那些問題：不是要告訴學生怎麼做最好，怎樣才能改變社會，而是自發性思考，提出一些新的可能性。而那些自發性發生的條件是，這個人必須清楚意識到自己處於一個困境，思考這些困境如何發生的、原因是什麼？舉一般學生組織的問題，在於一個很厲害的人安排了很好的行程，藉著這個行程讓學生意識的提升，但是這樣的套裝行程也缺乏主動性與創造性，未來造成的效果就是期待厲害的人再去安排行程。而田中央在意的是，人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如何引發出來，可以在行程中偶爾脫隊，深入去理解他感興趣的，未來他自己就會去找。

Q. 做為一個學生運動組織者，你會怎麼命名學生運動在亞洲大學的這個過程？

現在回過來想，有點像在帶旅行團，學生在這個過程覺得很好玩，可能最後沒有留下來，但這個經驗卻影響他們很久，有些人會選擇繼續做，有些人說不定就變成導遊了，開始帶別人走。也許每個人喜歡的面向不一樣，但參與者大概就知道你們在做些什麼。社團實際運作過程發現我們真的很邊緣，東海學生社團的邊緣可能是想請誰但請不到，但我們的邊緣是你連要找誰來講課都不知道。社運圈那時候網路的使用還沒有像現在這麼高，會看苦勞網，活動幾乎都在台北，也不知道還可以參加什麼活動。另外一個部份，新學鬥那時有一個帶人的方式，要把新生目前的狀態寫出來評估，我越寫越奇怪，因為人的狀態是寫不完的。後來我從資管系轉到社工系，社工有類似的事情，把案主的狀況寫出來是我們認為他在這些部份遭遇困難，可是案主本身並不覺得這些問題在這個生命階段是重要的，或是還無法講清楚，所以我會認為社團在學校為學生辦得活動要讓人先覺得好玩，並且能夠理解。後來就是新學鬥分裂、軒昂畢業後的一些情況，2007年田中央其實主要是一位學弟在帶社團，那時我在實踐遇到一些瓶頸，動能變得很低，開始回到國中那種絕望的情況，也因為這樣，社團的節奏變得有點亂，我現在對學弟還是有愧疚感。問題是在參與野草莓，看到姚量議在做決策時，才開始想到過去應該去思考人的狀態是什麼？比如說，田中央在亞洲的這個階段的條件有哪些，做這些事預期哪些人會加入，跟這個人互動預期他繼續做事會聚集到哪個議題，捲進更多人。更進一步說，做為一個獨立的社團，成員在這個階段為了什麼原因想知道這個、希望什麼、獲得什麼，以及考量外部的條件、跟校內團體的關係、跟學生的關係。然後想說，在這個時刻辦什麼活動，能夠達成不同的目標。當我們一直去問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的時候，也能夠避免跟風、失去社團主體性的問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

Q.時至今日，你能夠辨識出讓你逃離的原因了嗎？你怎麼去看待與面對它？

法國1968年學運抗議學生噴在牆上的話：「行動不是一經刺激就反應，而是創造。」之前的反應都是別人一戳，然後我們就逃了。而當我很清楚規則是怎麼運作的時候，巍瀚說要去當官來改變社會變得無法吸引我，因為那個規則本身，就是我要改變的目的，即使去當官也是作為一種手段而已。然而，當你一經刺激就反應的時候，你就會完全無法接受當官或任職公務員。也就是說，我討厭菁英，也不可以用「幹，你就是死菁英」來互動，而是在思考要如何讓現在的菁英們意識到他們的生命經驗已經被分化了，以至於他們想要追求公平正義的世界的時候，他們腦中所想像的，跟實際促成的，有很大的差距。讀保羅‧弗雷勒(註4)的書會讓我有些療癒的感受，他說受壓迫者會沿襲壓迫者的一些做法：他不喜歡這件事情，所以就要鎮壓它。他不喜歡這件事情，就要拒絕它。套在我的例子，我不喜歡菁英就要鎮壓它拒絕它，有些異議性社團看到自治圈的人也會有類似「幹，這些投機分子」的反應。但是我現在認為理解菁英的過程，也可能去教育這些菁英，而當你要改變他們，就要改變看待他們的方式。

Q.對「大學生要走出校園的象牙塔關心社會、參與公共事務」這樣的看法，回看這十年，有沒有新的變化？

我覺得有層次上的差別，要回答大學生是什麼的問題，也要去理解這個社會究竟

是怎麼去看待大學生，以及你要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灌輸、要求給大學生的這一百三十萬準公民的事務，以及如何對抗？以反高學費運動來說的話，是以鉅觀層次資本主義生產規則來看待如課徵企業紅利稅，然而卻缺少了以微政治回應社會，內容應該要涉及學生在現實中教育權的鬥爭。

Q.這些年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事？

印象最深是2011年邱智彥在校門口前哭的那個時刻。我大概知道中下階層的學生在教育過程可能有的遭遇，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們的情緒有反應過。大部分人也許會像我一樣啊，去打網咖、不甩老師等等態度面對，不會把那種受挫的、難過的情緒表達出來。那是一種「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的心情。我覺得社會上有很多人有這樣受挫的經歷，也曾經這樣哭過，只是沒有人知道。

Q.從你的求學與運動經驗場域的轉換，讓你有機會接觸到不同性質的學生，你如何看待這些城鄉、教育階層的差異？

當我說我是國立中山大學的研究生時，確實比說自己是亞洲大學的學生讓人願意

聽我說話，那樣的眼光。南部的學生也都想往北部跑。事實上有些人是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選擇，我覺得學生運動者必須意識到這些事情，必須去回應。這是一種分化，這種分化有目的性，破壞團結，讓人們無法對話。比如說，做為一個私立大學的學生，別人不會管你怎麼看待自己，因為你根本不重要。但那些被社會要求或有期待的人，很清楚知道自己要變成什麼樣子。慢慢地就真的變成兩種不一樣的人。

Q. 為什麼發起《行南》？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到中山唸書之後，因為一些行動認識了許多南部的社團及個人。《行南》當初是為了讓南部網路的學生有事做，也能夠互相認識，讓大家有個可以持續參與的位置，也讓一些離開學生身分的成員未來能協助學生運動，更深層的部分會期待參與者能夠接觸到其他社會階層的人，擴大團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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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新社會學生鬥陣

由東海大學、世新大學、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現名為：亞洲大學)、中興大學的學生跨校組成的學生運動團體，發行刊物《新社會》，活躍於2002-2005年，曾發起反思智財權「反反盜版」運動，要求保障知識使用權，點名批判法務部和微軟公司。

註2：頭人

工運界的習慣用語，意指工會的工人領導人。

註3：田中央

亞洲大學第一個異議性社團，2001年以「校刊社」成立，2002年更名為田中央文藝工作室，關注大學教育、文化與社會議題，2004年因應部分合班上課政策影響教學品質，在校內發動反合班千人聯署。發行《文曦》、《健康紅報》等校園刊物，結束於2008年。

註4：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1921-1997，巴西著名的成人教育學者及教育工作者，他認為「教育是一種政治行動」，其論說對於左派教育思想影響甚大。著有《受壓迫者教育學》、《希望教育學》等書。

問題是，民族性怎麼改？

修憲，用憲法設定民族性，違憲的人要打打。

教學自由（學術自由）的實現，就很難要求老師必須怎麼教學。要讓學生不被洗腦又鞏固教學自由又能讓學生學好政治該學會的思考，比較好的策略是官方不應該支持或壓抑老師的教學方針，讓各種立場意見都有同樣的機會出現，但官方也要試圖關注整體來看教師是否嚴重失去平衡（例如都是統派），在未來師資選任上作為參考。（刻意去調配師資立場比例都一致這件事我有點猶豫，可以想見一些極端的例子可能不適合占用到學習時間。）

經驗而論，讓學生能夠學會政治思考，立場鮮明且熱情的教師總是比中庸教師能帶來更多啟發。而校園氛圍的建立也相當重要（很樂意在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中帶進公共議題、有可以討論的對象包含老師與學生），否則就只是課本上、考卷上的東西而已。

這對於心理上極需"同儕"這個元素的高中生會造成什麼影響?

這個說法第一次聽到很新鮮，願聞其詳。

我希望學了文化教材的人不要瞧不起別人的文化，完。

博大精深:)

阿蜜陀佛

灰塵,你要幾本？？

一本就好。

我覺得只是在FB 創這個社團功用不大，教育部長根本不會鳥你

你真的有心的話，不如大家一起上街遊行還比較有用....

他說的「自從821...」的821就是上街啦：

http://pots.tw/node/10791

會刊要去哪裡拿／買／看？

超無聊的，來貼篇廢文吧。:D

（文轉自：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

．．．．．

最近核四公投引起社會議論，我想藉此機會分享一下民主思考該有的基本想像，用以落實實務上在校園民主事務案例的實踐可能性。

就實際校園現場來說，其實接下來要談的這些基本想像是不易碰觸到的，原因在於校園裡訴求（學生參與的）「民主」，爭的是從無到有的民主決策權，而非民主決策時的操作精神，具體地說，「校園民主化」現階段談的是最基本的政治參與權的合理分配，也就是學生對校園事務與自身事務必須要有權力決定，而非落在他人（如學校行政人員）手中。

然而即便如此，民主的基本想像仍舊重要，校園民主化的實踐，通常蘊含了加強民主教育的深耕，它要比學校課程所學到的有更多的東西，進而運用於校園之外的社會。雖然這樣一來有目的上的錯亂（到底校園民主是為了實現成熟且真實的民主權力，或者是實驗式地用以學習面對未來社會所需的技能，這樣的問題），但這不打緊，民主教育深耕沒有人做是不行的，它總是得要有。

我們必須談清楚、學習民主精神的重要內涵，並且落實在民主行為裡頭，這樣才是一套完整的民主教育，不過我在這裡不試圖把完整的民主理論思考做概論式地呈現，這太龐雜而且需要建構系統式的說明，暫時不是我能做到的。我只提「夠用的」，把這些思考建立起來，應該就已具備足夠的民主素養。

就從公投談起，如果你關注過幾年前的「公投法」議題，應該就知道台灣現行公投法有它的技術爭議（例如門檻太高、具極大的政治操作空間），不過先不說這種爭議，我們來想看看，「公投」是「民主」的嗎？

公投具備民主的形式，把公共決策權從代議者轉移回到人民手中，通常被稱之為「直接民主」（相對於代議的「間接民主」），全國公投一個公共政策，其實就很像全國選一個總統出來，它的民主形式都是有投票權的人一人一票，用「有限的可選擇意見（幾個選項選一個）」結果的多寡去決定政治未來。

我們試著假想一個投票的實例問題：「你支不支持學校用高額經費來建一座新的籃球場？」如果你是籃球愛好者，或者是學校籃球隊的隊員，出於個人使用的利益，你很可能投贊成票，但其他人，則可能考量公平與資源分配（甚至舊的球場還堪用），而認為學校不需要花這麼多的錢建新的籃球場。

然而，即便你是籃球隊的隊員，你有沒有可能投反對票呢？有，你可能著眼於「公共利益」，而採取了跟其他人一樣的立場。這裡要提醒兩件事：其之一，問題的設計會引導投票者的判斷，投票題目有特定立場的操作空間，例如我問「你會需要一座新的籃球場來打籃球嗎？」跟「你同意學校花一筆錢來蓋新籃球場嗎？」做出的判斷會不同；其之二，不管題目設定是怎麼樣，投票結果反應的是什麼？是「個人利益」的集合？還是「道德觀」或「公益判斷」的集合？

上述的第二件事是政治哲學領域對民主行為探討的重點之一，我們希望民主結果應該反映出什麼？是所有人關乎自身、符合個人利益所期望的決定？還是所有人面對所處道德文化、價值觀的一種關乎公共的社會判斷？每個人投票動機不同，什麼樣的動機才是最恰當的？其實相當難抉擇。

一個比較「政治正確」的答案是後者，我們在道德上會排斥「私利」，當公利與私利互相衝突，公利會被優先考慮，而這其實是帶有偏見且相當扁平的想法；面對這個問題比較好的處理策略是從個案下手，一個個案所牽涉到的私利是否是正當的、是否是能被公益所犧牲的，往往有許多深刻的事實面貌必須挖掘（如公益的虛假或薄弱，以及私益當事人的困境問題）。

然而，實際情況可能更加複雜，一個人的投票動機，尤其是在像全國性公投以及選總統這類事務上，有相當多的可能性，以最常見的來說，我們會因為政黨傾向而單方面地相信與吸收某種立場的大量資訊，進而產生資訊不對等的政策利益誤判，或者因為不同立場之間說話權不對等（美國由財團無上限資助候選人選舉廣告的例子）導致誤判。

又如，候選人有時候同時代表著不同議題的某些特定立場，而你其實不贊成他的其中某議題的主張，卻因為你更在乎另一個而投票給他，甚至更單純的，就是特定政黨的死忠支持者，這些人卻左右著那些真正關心政策如何的人的政治未來。

你覺得上面這種情況是「民主」的嗎？在某些動機之下，似乎喪失了「人民做主」的精神，人民無法「自由、獨立地」做主，而是「被操弄地」做主；你的視野被綁架，甚至只能在有限的選項中做抉擇（如：你要的是A、鬧鬼的豪宅，還是B、安全無虞的破舊房子。你只能從中選一個，而不會有第三種你更想要的可能：C、安全無虞的豪宅），你不但做主不夠自由，而且會被各種不同的動機吸引而做判斷。

「直接民主」的一個也許能避免上述問題的策略是「審議式民主」，群眾做一個政治決策，必須經過對話、理解、充分溝通與學習之後，找出不同立場之間的人的共同共識，並且提出解決各自面臨到的困境的可能方案（這點在比較簡單的直接多數決民主機制裡面，稱為對少數人的尊重與妥協）。審議式民主試圖免除資訊不對等，而且建立更理性的溝通環境，更重要的是，它讓「選項」有無限可能，是個很漂亮的民主制度。

但審議式民主的缺點也不少，首先，會議很可能會操縱在主持者身上，若主持者是政府人員，主導一場財團的建設案，政府跟財團之間的共犯結構很可能會犧牲對立參與者的表達機會；再者，審議式民主相當耗費時間跟精力，以一般老百姓生活工作習慣相當難投入其中，而且審議講求的是當場說服溝通，各方立場的知識與口才會有不正影響；最後，審議式民主要真能發揮它所訴求的充分理解溝通情境，就必須讓參與者的組成主要是無利害關係的第三方，由他們做審議判斷，否則會淪於政治腦偏頗（但這樣一來又失去了直接民主的用意了，變成代議制度）。

審議式民主講求的是完整、充分得知相互立場，且有話就說清楚、互相理解溝通的一種決策前置程序，在校園場域裡面，這有機會發揮，例如建立一個公共討論平台（網路社群或校園刊物），甚至組織會議，要落實一個妥善的校園民主行為，在程序的設計上都應該顧及到這些基本精神，我們要理解、釐清不同立場的人的意見，而不是什麼都不討論、各方資訊都不說明就直接表決，審議式民主有一套自己的標準程序，實作校園民主不需要依照那樣的程序，只要我們能顧及、去設想不同意見者表達的空間、呈現，以及互相溝通釐清誤會的可能，然後採取公平的最終決策，那就是一個足夠好的民主程序。

不過，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另一個方案。

相較於上述的那種把資訊充分公開、理解與探討的決策程序，我們還能有一個完全相反的策略，即羅爾斯《正義論》裡的正義二原則。正義二原則判斷或決策一件事情是否符合正義，所依賴的思想工具叫作「無知之幕」，它的意思是這樣：現在有一件事情要做決定，想像一下你現在完全失憶，你不記得自己是處於什麼身分、你忘了所有其他人、你的成長過程、你的價值觀，你唯幾知道的是現在要決策的這件事的意義與其後果，以及了解對自己身為社會人的基本欲求。

這樣說可能有點抽象，我舉個實際例子應該比較能理解：現在學校老師跟學生起了爭執，學校老師認為學生應該好好唸書不該去打扮衣著跟髮型，更遑論廢除制服，但學生並不同意，學生要爭取衣著打扮的自主權。

無知之幕在上述這個例子裡，會要求學生跟老師都遺忘自己的身分，換句話說，自己身為哪個角色自己是不知道的，各自也沒有擁有老師的古板想法以及學生的批判或反骨意識；而現在，這兩個人要做決定，選擇哪一個選項是自己想要的（當然，也可以有第三種甚至更多的答案），而且接下來，兩個人都會恢復記憶還原身分，願意承擔在無知之幕裡選擇的後果。

你可以用簡單的辭彙來理解「無知之幕」所設想的情境，它其實就有點像是「同理心」，不過同理心強調的仍然是理解與資訊公開，無知之幕反而回歸到個人身上，把一切會導致先入為主立場偏頗的資訊都拿掉，回頭問自己的選擇、而且只需要在乎自己的處遇即可，不用考慮別人。

這用來想實際案例很可能會有轉換立場上的難度（要把自己回歸成「無」的狀態），不過這個思想工具被羅爾斯用在更廣泛的、更原則性的政治思考，讓他得以建構出「正義二原則」：「自由原則」，以及「差別原則（蘊含機會原則）」。

當你問一個被丟進無知之幕的人說：「你想要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羅爾斯推導他一定會選擇一個自由的社會（政治、思想、宗教、言論、人身財產等自由），換句話說，一個確保每個人都平等享有這種自由的社會，是一個正義的社會。

再來，無知之幕的人，同時還會選擇一個「即便社會階級不公平、經濟不公平（差別原則）」，但公共資源的競爭機會是平等的（例如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機會考取公職翻轉階級跟經濟條件，這就是「機會原則」），而且讓處境較差的人能有對他而言最大的利益保障。這樣的社會也可以是一個正義的社會。

這兩個正義原則可以用來解析許多公共政策並作為民主選擇甚至決策過程的依據，例如，當我們要決定遠足是不是該去美國玩的時候，一個符合正義的決定會是大家都有平等的決策權力（自由原則），而且讓少數的弱勢者（像是家境貧困的人、持反對意見的少數人）得到最大的合理保障（例如提出讓大家分攤或募款讓她也能成行，即差別原則）。

不管你採取審議式那種多討論溝通釐清誤會的程序來實現民主決策，或者採取羅爾斯無知之幕的想像以及正義二原則的應用，都有助於思考民主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程序才能符合「人民作主」的基本期待。

我們應盡力避免政治狂熱或民粹、避免多重動機意見混亂或被操作、避免資訊不足產生武斷、避免多數暴力犧牲少數者的權益、避免未溝通的誤解、避免盲目的政治正確；不管是參與投票或者籌畫一場民主行動，民主決策要多思考，這樣才能做出好的決定，這也是民主素養的關鍵所在。

可惡，丟臉死了辣！！（遮胸部

安安，三月底問候

誰說學不以致用？今天二類組都採計物理、化學、數甲，三類組都採計化學、生物、數甲，學要不以致用還真有點難。

實際上奧賽並沒有消耗掉教育的資源，反而把比較好的師資效益最大化（多少你會問點問題的，可是問程度比較差的老師就不見得解的出來），同樣的師資投入在成績差的學生，不會有較好的成效（可能還更差，他們會的是難題，基礎的東西可能還要想一下），不同水準的學生，他們需要的資源並不相同（你要回請你一定要回粗線處），菁英要集中，但實際上資源並沒有集中，甚至建中的設備還比較差，免試入學反而讓學生失去他們適合的資源。

資源：師資、設備、學生帶來的影響。

如果學生本身不是資源，那明星學校根本就不是個問題。

讀書的風氣、競爭、協助、目標、去標籤化，都是學生本身帶有的資源。

你對師資的判斷我保留，也許真的就像你說的，那些師資只能在奧賽上有效發揮。

至於學以致用的回覆我的意見同ck991021。

什麼叫走到其他地方？你具體提出個例子吧，有哪個國手不是走專業的？再說，你這樣對「其他地方」是不是有點不尊重？

第二段你的論點建立在「國手不走專業」，但實際上「國手確實走專業」，所以不成立。

所謂長江後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換舊人，一個國家人才輩出，才能夠生生不息，奧賽雖然對國手來說可能只是一時的榮耀，但對國家而言卻是長久大計，可以玩一輩子、不斷精進出場或被取代。

事實上會用功的就是會用功，我寧可主觀的把他們放在一起，不會用功的讓統一訓練，能啟發的讓他們回到一般體系，不能啟發的給他們工作訓練，提升勞工素質，不然很多學生在技職體系根本就在混，實際上降低生產力。

回到更現實的部分，要是103年真的十二年國教實施，104年非常可能就會停止了，台灣政府的行政效率你懂的，你是希望你所支持的政府難堪，還是希望台灣學生再次發起自覺運動？又或是父母望子成龍，大量移居國外，讓台灣空為鬼島？

照你這樣說

選三類的同學都應該要去念生醫相關

選二類的同學都要去唸理工相關科系囉?

不然他們都是違背他們當初選組的興趣囉?

首先我要說的是

國手們大學念的是該科相關科系的比例是很高的

想要詳細的話歡迎到科奧版轉一圈

和版上的神人們聊聊

至於更專業的領域(研究、教學之類的)

我也可以提出我認識的人給你當例子

再者

奧匹也只能說這個人對這樣東西有興趣

但你也不能阻止他對別的東西有興趣阿

所以我實在不理解你為甚麼非得要這些奧匹選手日後走上這條路作為專業

國中免試就近入學辦幾年了,你哪隻眼睛看到明星學區旁邊的房價降過了?

別告訴我說你不知道以前初中要考

當房價"暫時"上升之後,會有很多商家等等進駐賺錢,而這也同時會增加當地的便利性,以至於再推高一次房價

更別說這種地區對政府的影響會比其他地方更大,導致公共設施等等可以分配得更多,房價又再度被推高

而這種循環的結果,就是部分教師們會希望到這種比較都會的地方任教,而不是那種荒山野嶺,導致教育資源又變多了,進而形成以下的循環:

比起說我沒抓到重點,還不如說你的格局不夠

所以說奧賽的選手沒走向專業就是罪過,打青棒的選手沒去讀體大體院就是正常?

所以說每個去打威廉波特的,每個去打青棒的最後就都會去打職棒?或至少當個棒球教練?

我奧賽的論述都是在「欠缺優先的公益性，不值得拿來作為優先資源投資（當初的話題是處在二選一的局面，菁英要集中還是分散）」為前提做討論，而非單獨在談論奧賽本身可不可取。

任何形式的學非所用我覺得是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但若今天要成就奧賽而把資源集中（不管是師資、資金、甚至學生）產生菁英學校，這樣子的奧賽帶來的好處其公益性低於另一個選擇（把資源平均到各個學校）。而前面為什麼我會談到學以致用？就是在談如果不致用，那奧賽的公益性幾乎等於零。

我再重說一次，在個人層次上參加奧賽卻又跑到其他軌道我完全沒意見，我甚至會捍衛這種人莫名其妙被「學非所用」批評；我有意見的是，當我們要考慮資源分配怎麼分的時候，拿奧賽作為理由，要求把菁英集中、資源集中來提升國家競爭力，我完全反對。

cosinetheta，國中的例子我沒考慮過，你說的有道理，其中的複雜因素我再研究看看。

數理資優學生跟成績不佳的學生所需的資源其實並不衝突，當然你也可以把前者的師資拿去投入後者，只是我相信那是大材小用，反之把後者的資源挪到前者，當然也是成效不彰。奧賽除了帶給學生榮譽，也帶給了國家榮譽，同時是驗收投入教育資源的成效，像近幾年南韓、印度、中國等國家在奧賽的成績，常常是比台灣要好的，代表台灣的競爭力事實上在下降，因應的辦法我相信不會是讓這些國手不接受訓練。再說這些國手很多都是繼續走向專科，請不要否定他們的努力和志向。

你第二段中講到"優秀學生"和"其他學生"，姑且不論定義，基測PR有100個等級，請問你二分法要從哪裡分開？現行制度下，除了建中北一女，松山、中崙、大同...哪一間沒人上台大的，甚至花蓮的四維高中（花蓮最後一名）都有人考上台大，事實上是會用功的就會用功，不用功的還是不用功，我第一次段考在班上排第12名，後來我目標是拼上前三志願，而不是什麼第一名，我基測成績401分上師大附中（雖然還沒分發），有什麼同學比你好一 點 也 不 重 要，你放太會讀書的反而會打擊中後段學生的信心。

好晚了，先去睡覺= =""

關於奧賽，有多少資源投資在多少參賽者身上在國內競爭最後脫穎而出成為國手？國手又有多少人真的走向該專業？你給的連結實在很難評估。再者，我沒有否定那些走向專業的人的志向，我很清楚在批評的是走到其他地方的人。

用奧賽展現國家競爭力實在莫名其妙，通常談競爭力就是談人才，在特定專業上足以跟其他國家互相抗衡的人才、超越的人才，就是具備競爭力的意思，如果今天奧賽學生沒有走向其專業發展，這些人算不上是競爭力的一部分。

而且奧賽的競爭顯然不會是國家實際競爭力關注的焦點，意義上很可能僅止於「國家層次的出風頭（世界排名第幾、有沒有贏過中國跟其他四小龍）」，而且對有能力者來說時間過了就過了，不像運動比賽可以玩一輩子、不斷精進出場或被取代。

關於第二段，要支撐我的論述沒有必要去實際劃分何謂優秀學生或其他學生，概括抓明星學校即可。經驗性的猜測跟推論，永遠都會有人跳出來說「我遇到的不是這樣」，這不是說事實撲朔迷離，而是經驗所見所聞是受限的，不見得看得出背後的結構運作。比馬龍至少還是個有實驗的理論。

均質化絕對有問題，不論客觀或主觀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假設今天把所有學校的素質數字化，所有的師資、學生素質、校園環境都會一樣嗎？那絕對不可能

從主觀的角度來看，這些經費到了學校，考量進人為或不可抗力因素，有多少能夠真正發揮呢？尤其過往幾年政府的行政效率為人詬病，從政策到行政，難有一吋令人滿意之處

拿奧賽當例子好了，今天把500個PR99的學生放在同一個學校，跟分散在50個學校，篩選剩下10個，前者會集中在一間學校，後者了不起就在7.8間，但是一群師資可以一次教10個，前者只要一群，後者卻要一間一群，在每間學校預算相同的情況，後者很有可能不訓練或無法訓練，使得優秀人才被埋沒，不能出國比賽，反而損害了公共利益。

考試升學可以把學生分開來因材施教，針對學生弱項或強項做不同的教學，像現在國中很多成績優秀的學生根本沒在聽課，成績太差的學生又聽不懂，只有少數成績中等的學生能獲得幫助，未來免試入學的部分極有可能會延長這種情況，實際上是讓國家資源空轉，我想大家都不樂見。

如果要將私立學校也納入免學費政策，豈不是要花更多預算來補貼？在國債債台高築的當下，我們還要搞一個花錢政策加速國債的累積？國債總有一天要反應在稅率的，像日本國債將近GDP 2倍，現在就得增稅了，缺乏危機意識的台灣政府，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警覺。再說，如果連私立學校都不能篩選學生，那人才流失的速度就會更快－除非連遷徙自由都沒有。

只要考量台灣政府的行政效率，國家政策就可以同時侵害公共利益跟私人利益了。

我不覺得奧賽的例子是一個有優先性的公共利益，資源優先考慮在數理資優學生，而不是優先考慮在落後需要補救的學生，這種分配不管從政治正確或公平正義原則都難以受到支持。而且坦白說，奧賽這麼學術與專業化傾向的榮譽，學生拿了拍拍屁股走人，有沒有多少人願意把腦袋留在同一條路上？如果很少甚至沒有，這麼做是為了什麼？一個階段性的滿足與成就嗎？還是只是相當工具化的升學籌碼？

因材施教唸過教育的都知道比馬龍，實際上要不要因材施教，也不過只是兩個選項選一個罷了：你要讓優秀學生集中起來變超強剩下變差，還是要把優秀學生打散讓其他學生多一點信心與競爭目標？站在國教角度，自然會先考慮讓後段學生有較好的學習條件。

剩下的論點我也不同意，不過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所以就先不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