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蘇軾的烏台詩案

[新店雅痞 10]

寫首詩

被搞到差點死翹翹

連自己跟兄弟的官職都丟了

哈

想問問詩的內容

跟.....

為何會發生這件事情

多謝

[土司麵包 10]

於元豐二年(1079年)

因蘇軾給朝廷寫封感謝信《湖州謝上表》。表中蘇軾流露了對當政朝臣的輕蔑，

其中有一段譏諷新法之辭：「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培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新黨便把握這個大好機會，把這些話曲解，還以蘇軾所寫的詩詞百餘首作為罪證。

他們指蘇軾借古諷今，謗訕朝廷，影射皇帝。指蘇軾並非直接攻擊他們，

而是間接指斥重用他們的宋神宗。他們以此作為把柄，彈劾蘇軾欺君妄上。

結果蘇軾被冠以「文字譭謗君相」的罪名而被捕，解往汴京下獄。

後神宗拒絕了處死他的上奏，改判為貶謫到黃州，史稱「烏台詩案」。

（按照株連家屬的條例，他的弟弟蘇轍也遭降職、貶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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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chialong 11]

烏台詩案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台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御史台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爲“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但此事純屬政治迫害。

烏台詩案始末介紹

烏台指的是御史台，漢代時御史台外柏樹很多山有很多烏鴉，所以人稱御史台爲烏台，也戲指御史們都是烏鴉嘴。

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爲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許下，蘇軾被抓進烏台，一關就是4個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寫的詩的由來和詞句中典故的出處。

由於宋朝有不殺士大夫的慣例，所以蘇軾免於一死，但被貶爲黃州團練。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江蘇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叙爲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叙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爲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爲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譴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裏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台裏的“新進”們。六月，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蘇軾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技。這裏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裏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當於現在的官方報紙，蘇軾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們惱羞成怒，必然對蘇軾進行報復，同時也是借新法謀私利、打擊異己的一個步驟。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裏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凑巧，當時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台裏行舒亶經過四月潜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漫駡，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但經斷章取義後，句句都被附會穿鑿。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爲什麽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這位李定正是當年因隱瞞父喪而被司馬光稱爲“禽獸不如”的傢伙，蘇軾也譏他“不孝”。雖然群小都要蘇軾死，但神宗皇帝不願殺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蘇軾在進京途中關入監獄過夜。

此時，蘇軾的一個好友王詵，是他印了蘇軾的詩集，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派人去給南部的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消息，立即請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職。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麽事發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躲避朝廷使者也無濟於事，最好還是依禮迎接他，應當以正式官階出現。於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官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

皇甫遵淡然道：“並不如此嚴重。”命士兵打開公文一看，原來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蘇軾的太守官位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啓程。蘇軾歸看家人時，全家大哭。蘇軾笑著說了一個故事安慰他們：

“宋真宗時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間訪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薦楊樸出來。楊樸實在不願意，但是仍然在護衛之下啓程前往京師，晋見皇帝。皇帝問道：‘我聽說你會作詩？’楊樸答道：‘臣不會。’他想掩飾自己的才學，抵死不願作官。皇帝又問：‘朋友們送你時，贈給你幾首詩沒有？’楊樸回答道：‘沒有，只有拙荊作了一首。’皇帝又問：‘是什麽詩，可以告訴我嗎？’於是楊朴把臨行時太太做的詩念出來：更休落魄貪酒杯，且末猖狂愛咏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家人聽了故事，心裏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陳師錫設酒筵餞別。但老百姓都出來看太守啓程，縣志記載，老百姓都涙如雨下。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都想跳水自殺。他不知道要判什麽罪，並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不然，後人就見不到赤壁懷古和赤壁賦了。家裏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文件。後來蘇軾發現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蘇軾先報上年齡，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叙歷任的官職和有他推薦爲官的人。他說，自爲官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依次是任鳳祥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銅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最初，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裏“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裏“東海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調子，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實爲司馬光重登相位大造輿論。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此詩云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又言光却喑啞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雖然“罪名成立”，但當時新法已廢，憑此罪名不能判重刑，於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

《和韻》詩云：“嘉穀臥風雨，莨莠等我場。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蘇軾自己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詩經）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爲小人也。蘇詩巧用“悄悄”、“慍”等詞，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釋，還沒多少人知其中奧妙。

《湯村》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裏”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義執言也是罪行。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爲轟動朝野的新聞，舒亶等人趁機落井下石，慫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檢舉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詩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淩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圭誣告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靜地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咏檜，何預朕事？”不久，獄吏問蘇軾咏檜一事，蘇軾巧妙答道：“王安石詩‘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會心而笑，那些自稱擁護王安石變法的人，連王安石說過“蟠龍”也忘記了。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十分牽強，剛才的咏檜詩就是一例。還有《杞菊賦》的序言裏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爲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裏對經書的注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裏，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爲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裏，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尸、女尸、嬰尸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爲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裏，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裏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裏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亂”和“廢沼蛙蟈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裏，他直言“小人”，給周邠的詩裏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鳥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會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們本就是來迫害蘇軾的，所以後者的獄中日子不會好過。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凄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辱駡。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那次是兒子蘇邁要離開京城去別處借錢，把送飯的事交給朋友，但是忘了告訴朋友父子之間有約定：送飯只送蔬菜和肉食，若聽到壞消息，才送魚去。巧的是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魚。蘇軾大驚，就給弟弟寫了兩首訣別詩。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况，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圭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爲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蘇軾未判重罪，這些幕前幕後相救的人功不可沒，否則，中國會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詞人、詩人、畫家、書法家於一身的藝術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瘋狂行動，他們準備把新法反對派一網打盡。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國喪時不赦免涉案人員，舒亶更狠，他奏請將司馬光、范鎮、張方平、李常和蘇軾另外五個朋友一律處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准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北。第三個是子由，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爲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麽嚴重的毁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詩案總算了結了。蘇軾出獄當天又寫了兩首詩，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檢查起來，他又犯了對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雞”指的是賈昌，賈昌年老時告訴人他在少年時曾因鬥雞而獲得唐天子的寵愛，而任宮廷的弄臣和伶人，這一點可引申而指朝廷當政的小人是宮廷中的弄臣和優伶，又是誹謗！

烏台詩案前後蘇軾詩詞風格的變化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台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台詩案爲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裏，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裏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却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在歌咏“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笋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徵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凉”。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台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軾遨游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爲變法搖旗呐喊 。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麽“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一隻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啓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爲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游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隽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却爲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鬥樽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决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占優勢，却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咏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却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爲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涙。”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蘇軾詩詞前後期發生如此之大變化的原因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闢，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爲“聊從造物游”的藝術人生。案前，詩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裏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托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於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拭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現從先生的角度，將這一問題作一個小小的展開。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台詩案之後，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淳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台詩案是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産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於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裏寫道：“余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禦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裏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扎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於宋代“修己治人”統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游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台詩案對於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却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於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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