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三通~台灣會取代香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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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吸引大陸人過來 這是一定的

但我們的內在因素也要搞好 有沒有好的投資環境 觀光的環境 有沒有好的管理

不要每次大陸人來觀光 就拼命的要他們買東西 可是東西又很爛

這樣 只會賺一次 而沒辦法讓他們再來

像香港有迪士尼 臺灣呢?!

遊樂園千篇一律 都是那個樣子! 除了劍湖山跟古坑的咖啡 有較緊密的連結 能玩的東西比較多元化

其他的遊樂園都沒有迪士尼那樣大的吸引力

三通 我覺得 香港跟我們比較起來 只有觀光會有比較大的對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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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

因為上海的位置比香港好太多囉...

香港位於大陸最南端

但上海剛好位於海岸中心點...

是逐漸地取代香港了

當時的香港會成為大陸的門戶是由於中共的鎖國...

改革開放後

香港的經濟走下坡

有些還得靠有錢的大陸觀光客來填補收入

這也是為何會有CEPA的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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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Mustang 發表

沒錯...

因為上海的位置比香港好太多囉...

香港位於大陸最南端

但上海剛好位於海岸中心點...

是逐漸地取代香港了

當時的香港會成為大陸的門戶是由於中共的鎖國...

改革開放後

香港的經濟走下坡

有些還得靠有.............(論壇訊息:引文過長 恕刪)

你們還記得嗎?

香港以前是被英國統治的

那時香港經濟繁榮

還被稱為"東方之珠"享譽國際

直到1997回歸中共

經濟就開始衰退當中

結果被上海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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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jk77722 發表

你們還記得嗎?

香港以前是被英國統治的

那時香港經濟繁榮

還被稱為"東方之珠"享譽國際

直到1997回歸中共

經濟就開始衰退當中

結果被上海所取代了~

也不能這麽說

香港九七年經濟下跌

主要還是索儸斯那傢伙在亞洲製造的金融風暴搞得鬼

要知道,如果當時沒有中國大陸全力支持港元,大量以人民幣購買港鈔,最後硬是維持回了港幣的價值,否則,現在的香港,經濟崩潰之後,其景象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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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題摟..

三通...我想台灣是給大陸人很多憧憬....但是香港的地位已經屹立不搖了

即使站在我的立場,我也會覺得香港比台灣好,至少....呃..壓力較小

台灣人還沒走出世界觀,這點我一直覺得可惜..

當然,台灣經濟是有變好的可能,但難以取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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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大家都認為三通後經濟會變好呢......

  誠然,台灣的未來走向一定是品牌及研發,但在有能力做到這地步之前,本身的根基還是要顧好。所謂的三通是什麼,其實就是貨物往來沒有限制,這種情形下,目前以代工為主的台灣企業,自然選擇貨物成本及人力成本較低的中國。而且,由於有技術被盜和中國人本治國的潛在成本,在中國更只會走代工的路,品牌反而棄之一旁。說真的,目前在中國走品牌路線實在不划算,如之前的台灣水果銷中國,沒多久就被中國的果農竊取品牌。也就是自己冠上台灣水果的招牌,反而破壞了台灣水果在中國的名聲。

  再來,目前是以"世界的工廠"來形容中國,可知是走在母國研發、品管,中國製造的模式,三通的優勢能作用在哪裡?更別說在中國設廠後台灣勞力的失業了。

  我覺得即使三通,台灣也不同於香港。我們既然要走品牌,出口的時候必然是以MIT的牌子出口,即使是在中國製造。而香港於九七之後回歸中國,本身是中國產品的出口港及轉運、貿易中心,但要在台灣出現這種事....我想只有被中國佔領之後才有可能,這還要中國願意放棄香港的現有優勢,和上海將來的潛力。而且相信大家都知道,原料輸出的貿易差絕對小於產品的順差的,台灣要走原料出口的路,應可說是不切實際。

就先這樣吧,別太多話了: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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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網路上有看過這篇文章,剛好切合主題,可以參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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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台北經營中國

 

我們談到上海作為中國的營運總部,結論是上海作為運營總部和北京或香港其實差異不大。就高科技產業而言,反而北京稍見優勢,因為那是很多採購案的決策中心。也由於諸侯經濟的作梗,使得經營中國的營運總部,不管設於何地都顯得力不從心。有時候從北京往各地輻射其影響,反而更具效力。

上海的優勢,在於其中國的門戶地位、地理的「位置」,以諸多較為開放的法令,所帶來各種商業活動上的方便。而這種方便,也僅是提供給上海自己而已,

從台北經營中國

 那麼,如果從台北來經營中國呢?以目前的三通不開放的情況,那是不可能。如果三通做到了呢?三通做到了,表示通郵、通匯,以及最重要的人、貨的空、海直航,都開放了。其所造成的可能發展將遠超過我們,尤其是政府的想像。

通航之後,台灣與大陸各省市應會建立直航關係,各省市也會要求中央開放與台灣直航。只要台灣對大陸人民的旅遊及商務往來鬆綁,兩岸的往來人次必然爆增,甚至達到每年千萬人次都在意料之中。這對航空業、旅遊業的直接貢獻,可達數千億的商機。

貨物的直航一旦啟動,台灣立可成為亞太的轉運中心。以台灣強大的產業基礎,其貨物的吞吐與倉儲本來就是一個龐大的規模。藉直航之便,台灣必然是亞洲貨物與快遞的集散中心,從台灣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一點到位。這對海空運輸業而言也是平添百億的商機。台灣對中國內陸各省市的往來,既然方便、快速、自然就更加頻繁。對內陸各個「諸侯經濟區」自然會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更有直接經營的把握。

我們雖然在觀念上,一直認為大陸是台商的腹地,在實際的感覺上卻認為它與外國無異,甚至是「故國」。三通之後,尤其各省市陸續給予台灣人的落地簽證之後,我們將站在一個極有利的位置;一方面我們真的感覺到,中國大陸已經是我們的腹地,看得見、摸得著,在三、四個小時的航程之內幾乎可以到達任一個角落。這不只拉近台商與當地業者的距離,也大幅提升台商解決問題與掌握市場的能力。如催款與興訟,我們可以給當地的不肖業者或官員極大的壓力。尤其以台灣新聞媒體之自由與發達,中國大陸的所有問題與真相,反而只能在台灣才會被完整的報導出來。台灣媒體的力量會是台商經營大陸市場,並對抗種種人治弊端的重要憑藉。在這一點上,台商反而比當地的經營者居於更有利的地位。

三通後,以台北作為中國市場的營運總部,台商可以取得不亞於當地業者的優勢。以台灣對大陸更深入的了解,台商又有媒體輿論的聲援。台北到中國各地,與上海類似,有著絕佳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台北是位於中國管轄之外,唯一的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一切專業、效率的服務與穩定的政策、法律環境,這更是在中國設處所無法享受到的好處。

 三通後,另一個意外的收穫,則是我們將與中國各省、市、地方政府建立了直接的連繫。各省、市為了招商引資,勢必要頻繁到台北來走動,甚至設處辦公,服務於此地各台商、外商,或在台北推銷其重大的建設,包括集資或募股。台灣有必要善盡一個金融中心、資本市場的責任,給它們作一個資本主義之下專業、效率的服務。當然這些都是有價的、有利可圖的。我們或許擔心錢進中國,但在台灣向外資、陸資、港資全面無歧視的開放之後,當中國投資者可以自由進出台灣之後,台灣已經是在用全世界的錢,做全世界的投資融資服務,以我們豐沛的產業實力,這極有助於中資來台投資與來台募資。我們各界包括政府便會與大陸各省、市政府建立直接的關係,這在增進彼此的了解,傳播台灣的觀點、觀摩民主社會與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甚至保護台商在當地的活動與投資,都會產生極為正面的效果。一旦有事,我們也不必再透過所謂的海基、海協作曠日廢時的談判,直接找到對口單位快速解決問題。甚至在「技術上」,都可以簽訂彼此的互惠協定。

中國可以利用台商在大陸的龐大投資進行「以商圍政」。三通之後,只要我們善於操作,台灣是可以爭回主動權。藉著與省、市政府的密切合作,擴大彼此的利益,透過台灣的輻射效果,「以地方包圍中央」。藉由三通我們才真能發揮台灣最大的優勢,也才能真正直接深入中國,擴大雙方的「合作體系」,並消融彼此的「對峙體系」。

 

台灣是自由民主生活的櫥窗

當台商可以從台北直接經營整個中國市場,我們就會培養出無數個在各產業上的「中國通」。而當台商打通了台灣直接進入各、省市的經營機制,外商也可以利用這個機制,以及台灣的中國通,從台北來經營中國市場。外商對台灣人的信賴遠高於中國人,也只熟悉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法治社會之運作。既然在台灣可以經營全中國,又有可靠的深諳中國內地事務,又能彼此溝通的台灣幹部,從台灣又可以獲得轉運快遞的便利。當初在香港的方便,在台灣一樣不會少。香港所無法提供的產業人才,台灣更是充足。香港有語言的障礙,台灣是通行無阻,台灣除了是台商的中國營運總部之外,外商也會開始了解台北在經營中國市場乃至於整個亞太市場的優勢地位,終究會把台北視為超過香港與上海,最主要的亞太營運中心。

 兩岸三通另一重大收穫,是大陸內地的人民可以直接來台旅遊、經商、派駐,大陸的企業可以來台設處,充份運用台灣設計中心、金融中心、或是媒體娛樂中心的各種服務而達到採購、共同開發產品、或者籌資、融資,甚至更積極的借由台北這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體制,作為走向世界市場的根據地。這是現今華人世界,唯一最接近而不受中國管轄的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基地。也有龐大而多樣的產業、語言溝通的便利、以及民主政治的驚艷等等。這些都是香港所欠缺,卻極有助益於企業的營運,以及私人資金安全、私密的保存。

台灣甚至也可以單純的是大陸人對自由民主生活嚮往與觀摩的具體對象,我們只要一個簡單的統計;如果大陸公司來台設處的有兩萬家,每家須要三十坪的辦公室,新增的需求就達六十萬坪,也就是台北必須提供每棟一萬坪的大樓,總共六十棟才夠容納,如果私人資金存入台灣的有一萬人,每人存入一百萬美金,則很快台灣可以多出一百億美金可資運用。如果大陸人民到台灣投資房地產,以供假日疏解其極權專制的壓力,或是作為長期經商的住所,或者是以防萬一的避難所,這種投資有兩萬戶,每戶含裝潢一千萬的話,這又是兩千億的規模。前此,兩萬的企業或機構,除辦公處所外,也要安頓派駐人員,則至少又需要兩萬戶的住宅,若以一戶租金與費用一年五十萬元,則每年又多了一百億的消費。台商在大陸長期居留者不下百萬人,與在大陸的投資消費之龐大規模相比,以上的估計,大陸長住台灣的不會超過十萬人,以大陸之大,改革開放以來,新富階級與公、私企業機構之多,這些數字是十分保守的。

上海是資源的攔截者

當台灣成為台外商面向中國的營運總部、成為大陸公、私機構大量來台設處洽公的新選擇。台灣會是大陸企業走向世界的窗口,反過來台灣向中國各地直接輻射出去的牽引力量也會大幅增強。尤其在內地所最期盼的招商引資或重大建設工程上,台灣是他們最重要的作業平台,上海卻是他們最可怕的對手。在技術上、管理上、資金上,台灣是扮演著「給予者」的角色,是促成地方繁榮的推手;上海則什麼都給不出來,還以其絕佳的地理位置,大量攔截可能進入內地的資金。

我們如果再把所有的「中心」一併建構群聚起來,台北會成為全中國經濟事務輻輳的中心點,就像北京是政治事務輻輳的中心一樣。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歷史智慧,與歷史眼光,我們就要把台北建設成中國實質上經濟的首都、媒體的首都,以及一切文化娛樂的首都。當然,台北本來也就是中華民國的首都,這是不會變的。所以我們現在看得更清楚的了:上海這個門戶並不代表全中國,也不能對內地各省、市來安排建設,更不可能分配資源給各地,帶動全國進步。上海,它也不是內地各省市、各企業走向國際的門戶。上海這個門戶,事實上是攔截一切進入中國的資源以為己用的門戶;上海不是內地的帶頭大哥,上海是內地的頭號對手。如果以上海作為經營中國市場的總部,當企業往內地各省市發展時,上海可能還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煩與困境,如各省市的嫉妒與刁難,以及「上海經驗」離開上海就失效的現實。

 其實我們只要把設計中心、金融中心,與台、外商面向大陸的營運中心建立起來。再配合華東、華南的兩大製造中心的群聚,我們己經遠超過香港全盛時期的規模了,因為台灣的產業(不只高科技產業)太強大了。這種龐大的規模不只來自兩岸三國(台、美、中),更緊緊連繫著歐盟與日本兩個主要市場,所以台灣作為營運中心,發展至此已是獨步亞洲。東南亞國協與日本,都要大量倚賴台灣的服務,以取得產品,以進出中國。

 台灣能否成為世界的樞紐,關鍵在於世界經濟的重心何時會從大西洋兩岸明顯偏向太平洋兩岸。現在太平洋西岸的經濟力量已有凌駕歐盟之勢,如果中國的經濟持續穩健成長,加上台灣幾個中心高度發揮功能,可以在十年內,讓亞洲的經濟規模與成長的動力,明顯超越歐盟。當全球重新又正視了充滿機會,且有無限成長空間的亞洲,尤其是台灣與中國之時,其亞洲熱與中國熱的「熱度」就會一再升高。而台灣這個華人的經濟之都、媒體之都與娛樂之都,由於已是亞洲的中心,華人(含中國)圈的代表,在台灣可以得到任何資訊、任何人才、任何服務。不只可以從台灣經營全中國、全亞洲,也因為其關鍵地位,全球的政府與企業,都會把駐台人員的層級提昇到決策階層,在台灣就可以面對全世界,做成很多決定,推動世界的運轉。

 當華人圈的經濟持續繁榮,營運規模持續擴大!優勢產業快速成長,新產業也持續增生之際,全體華人、全亞洲,乃至於全球已開發國家,在這個最活躍的華人地區,台灣、香港、上海以及整個中國沿海地帶,必然爆增許多各式各樣的活動,從研發、製造、到行銷、從金融、投資、到理財,從資訊、評論、到媒體……,從娛樂、文化、到生活等等。這些龐雜多樣的活動,看似眼花撩亂,其實它是依循一些法則在進行的。香港一直都是提供這種交流、互動的樞紐。但只是在金融、營運與旅遊、娛樂方面,香港缺乏產業的基礎,所以產業這一大塊,現在由台灣主控。只是不能三通,有很多限制,如:人、貨的轉運,金融、服務等,都必須透過香港來完成。

現在的情勢是:進入中國大陸的規模擴大、服務的需求爆增。香港方面則是經濟衰落、服務的能量或能力遭質疑。上海的興起,成為香港、台北的強大競爭對手。台灣則是被戒急用忍、一邊一國所困,紋風不動,但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體制更加完善,產業的主控權也在擴大中。

 我們認為,作為開拓中國市場的中國總部,或是亞太營運中心,上海的功能十分有限。作為一個服務於全中國的平台,上海其實還在「誕生」當中,認真檢討下來,其負項比正項多得多;而要作為一個示範於全中國的市場,它已是過度飽和,被擠壓得扭曲變形,不具任何代表性。也由於上海與內地各省、市是居於競爭的地位,不是帶頭領導與協助的角色,使得以上海為中國總部似乎佔不到便宜。極權專制體制與諸侯經濟的現實,更進一步限制了上海的實質影響力。

一通就百通

 這些龐大的服務需求,一定要被滿足,上海當然持續在進步,只是它距離這種專業的、效率的、多元的需求還有大段距離。香港當然不願放棄得來不易的商機,必然奮力以求生存,只是一國兩制失敗的烏雲罩頂,看來已走上一個不可逆的無奈過程。其實上海與香港的服務能量,已遠遠不及兩岸三國(台、美、中),以及歐盟、日本,對更多更有效的服務的渴求。尤其是產業面的龐大運作能量,更不是香港與上海的專長(上海其實還沒什麼「專長」)。

而眾所皆知,產業面的主心骨,根本就是整個台商企業。而所有台商企業的總部又都在台北,除了製造與大陸行銷之外的所有功能,以及全部的決策,通通都是在台灣進行的,可是台北就是如如不動,這其中最重要的三通──台北就是不通。全中國的產業發展、內地省份殷殷至盼的台商投資、兩岸人民龐大的交流渴望,以及台外商千呼萬喚的人貨直航,甚至龐大的、私人的,尋求避風港的大陸資金,這些排山倒海的龐大需求,因為台北的堅持,完全無法實現。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啊!

 只因大陸的經濟成長還在持續,強大的動能,多少遮蓋了「不通」所製造的種種困境。台灣的經濟成長不如大陸強勁,面臨這個不通的困境,就顯的疲態盡露了。

我們只要粗略的加以檢視,開放三通以及陸資來台所達到的效果。當以上的迫切需求全被滿足了。兩岸往來的人次可能會倍增,甚至如前所述達到千萬人次的規模。全面開放外資(包括陸資)又擴大了台灣的資本市場,鑑於全球看好這個地區的光明前景,這個資本市場有可能大幅成長兩、三倍以上。這可以增加台、外商,以及中國內地招商引資的活水源頭,也讓龐大的地下中資回過頭來再度貢獻於「祖國」的建設。中國內地所有省、市都會因為三通而倍增其經濟動能。連上海都不例外,上海可能還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上海離台北最近。

從這個角度看來,中國這幾年來經濟成長的逐漸鈍化,和台北扼住三通這個咽喉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迫切需要台商去活絡經濟的內地省、市。就這一點上無論北京、上海、或香港都幫不上忙;北京、上海,還是內地的最大的競爭者呢。此所以北京當局一再呼籲,錢其琛甚至還說:「官方有障礙,由民間機構來談都可行」。可見三通對中國的持續進步與繁榮,是如何重要,以致於中國當局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各種建議,也多次策動台、外商對台施壓。

 其實,三通對台北、對台灣的好處,前面也已說過,對台灣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對大陸的重要性。同樣的,我們長期以來缺乏自信的自卑情結,使我們不敢去想像,台灣可以改變成如何不可思議的樣子,因而也就不知道開放三通,對台灣的歷史性機遇的重大意義了。

我們現在說開放三通,可以讓台灣變成全球運轉的樞紐、世界的中心,GDP可達四萬美金,大概全部台灣人都會以為是癡人說夢,現在我們換個方式來說,開放三通可以讓台灣變成高科技的研發中心,讓台商、外商,甚至陸商都群聚到台北來,使台北成為僅次於矽谷的高科技重鎮,這是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開放所有外資來台、開放所有企業來台上市,先以為這個龐大的高科技產業服務為目標,把台灣的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建立起來,一個可能超過NASDAQ的科技股市,加上豐沛的海內、外資金,眾多的新創公司與創投業者的積極投入,台北很快又會成為金融投資中心。加上前面提及的,從台北經營中國市場,在三通的前提下,甚至比「上海總部」來得有效。

直接建立與中國各省市的夥伴關係,絕對是上海無法做到的。對台北來講,在三通後,這又是順理成章的事。台北又成為台、外商的中國營運總部、亞太營運中心了。當研發中心、金融中心與營運中心,以及轉運中心(三通之直接效果)通通齊備了。台北就是台商最具威力的全球營運總部,台北也會成為中國大量的企業,以及公、私立機構面向世界的總部了。而在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體制之下,我們視之為「策略性產業」、另一個「兩兆雙星」的媒體與娛樂業,在三通之後,市場以及舞台的大幅拓展之下,台北又可以成為華人的媒體與娛樂中心。

想想看當這些中心群聚於台北(或台灣),我們不只成為華人圈的中心,我們也必然是亞洲的中心。只要台灣有夠努力,充分發揮這幾大中心的能量,服務於中國、服務於美國、服務於全球,我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使以華人圈為主體,位在西太平洋的亞洲,超越歐盟,而讓太平洋兩岸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全球必聚焦於亞洲市場,而這個亞洲市場的中心──台北,自然就是世界的中心了。

 我們在序論中談過,要與中國搞對峙,我們是一百萬人對五千萬人,全無勝算,光是心理上的壓力,就要令人崩潰。所幸這個對峙本質上是中美之間架構出來的,台灣應以極大的歷使智慧與勇氣來巧為安排。然後全力去發展合作體系,我們極有可能在經營合作體系中,取得完全的主動權,迂迴側背,用合作體系來轉化對峙體系,我們還有著極為廣大的空間。

 當然,在台北開放三通之後,香港會是唯一最大的受害者。所有不必經過香港的人、貨、錢與通訊,幾乎一夕之間消失了。這對香港的沒落會是致命的一擊,而且立刻加速港、台之間的此消彼長。香港將會退化為華南的服務窗口,而且必須非常努力才能保住,因為持續壯大的深圳,也正虎視眈眈在爭取成為華南的樞紐呢。

 香港本身容或衰落,但是香港的專業人才,尤其是金融、媒體與娛樂事業應該是台灣大量需求的人才。就台北要發展的幾大中心而言,從香港大量借將,以快速的把這些中心打造完成,會是台灣最大的利益所在。所以,開放香港專業人士的移民,台灣向香港的金融、媒體與娛樂事業強力招商,不止提供了香港人更廣闊、更光明的揮灑空間,也藉由港人的世界性連繫與經營成果,給台灣一臂之助,及早成為華人世界的中心。我們並不是貶抑香港,也不是要趁火打劫,我們始終堅信:對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之追求,以及實現一個繁榮豐富的生命與生活境界之願景,遠遠大於對地域、對族群、甚至對國家之認同。我們開放台灣這個實現夢想的舞台,給包括香港在內的全體華人精英,共同來經營,這不只對台灣可以帶來龐大的商機,對每一個有心人可以做出輝煌的事業,它更代表著一個使命------一個全面建構華人在新世紀中社會的、生活的、文化的、甚至是人格的典範之使命!讓我們集華人之智慧、全球的力量,在婆娑之洋中,打造出「科技之島」、「天使之城」與「世紀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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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放送伯

轉自:放送伯開講

http://tw.club.yahoo.com/clubs/HonSunBay__Kai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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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DUST 發表

不只拉近台商與當地業者的距離,也大幅提升台商解決問題與掌握市場的能力。如催款與興訟,我們可以給當地的不肖業者或官員極大的壓力。尤其以台灣新聞媒體之自由與發達,中國大陸的所有問題與真相,反而只能在台灣才會被完整的報導出來。台灣媒體的力量會是台商經營大陸市場,並對抗種種人治弊端的重要憑藉。在這一點上,台商反而比當地的經營者居於更有利的地位。

好長的一篇文呀...寫感想又要不少時間...T_T 先就其中一點辯駁吧...

基本上...這段文章似乎有些過度將三通的好處理想化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完全全是個人治的國家...中央的爭權鬥爭就不用說了...地方的官員少有清廉...

除非你是政要的親戚∼勢力雄厚...否則送到手上的肥羊哪個不要???

至於台灣的媒體...迄今台商至少也有數百乃至上千人在中國被坑了...媒體報導出來的不到一成...

取而代之的是"中國開放利多,台商踴躍登陸"、"XX公司前往中國XX設廠,預估每年將帶來XX億的營收"之類隱惡揚善的新聞...

就人權...中國早已是不及格...就政治國防...

台灣目前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已經是高的嚇人...若再開放三通...

國內政黨不需為了軍購翻臉、共產黨也用不著再整軍謀台了...

台灣早已是中國的囊中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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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不過其實我沒有把前面幾篇貼出來,他在前幾張有論述到香港以及上海的部分,本來是想貼上來,不過怕太長,但是我想還是貼好了-.-,大家再參考看看。(擷取四∼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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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香港,一個 瀕臨死亡的城市

Cites are living organisms—and Hong Kong may be one that’s dying.

By Marc Faber

「香港可能是一個瀕臨死亡的城市」。2003年六月,香港剛經歷過300人死亡的SARS風暴,美國時代雜誌(Time)就這樣報導。

現在回想起來,1997年還是香港最繁榮的一年 (見圖一,圖二) 。房地產、股票每天都在漲,全世界到香港的觀光購物的人潮,像海浪一樣的湧進來,連結深圳的公路上貨櫃車一部接一部,像一條經濟巨龍的蜿蜒前進……

香港的命運

97回歸是香港歷史上的分水嶺,其意義重大,就像當初割讓給英國一樣。

十九世紀英國人為了擴張市場,急於想進入中國,但都被清廷政府遏阻了。所以在1840年就以鴉片問題作為導火線,發動「鴉片戰爭」。清廷戰敗,於1842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給英國。

中國門戶因「南京條約」而從此洞開,也喪失了關稅自主權,西方勢力可以名正言順的進入中國內地,從此天朝文明不再是世界之宗。「南京條約」是中國面對列強覺得事事不如人的開始,也是中國人自信心喪失的開始,到現在都沒恢復。

本來,鴉片戰爭後的南京條約已經將香港永久割讓給英國了。後來,1860年的北京條約,再割九龍給英國。甲午戰爭後,1895年馬關條約清廷割台灣給日本。英國見勢也逼迫清廷,以「保衛香港」免於戰爭為藉口,要求租借新界九十九年。這就是1898年的中英「拓展香港界址專款」的條約。本來已經永久「割讓」的香港,經過了這個條約,就變成「租借」了。

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控制著全球的海洋,每一塊大陸的海岸都是他的勢力範圍。倫敦就是當時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以英國當時的實力而言,「割讓」與「租借」有什麼不同?

只是造化弄人,強大了兩百年的英國,在一次大戰後就露出疲態。二次大戰後全世界各個殖民地在美國的「正義」支持下,紛紛要求民族自決。現在來看,英國成了二次大戰中唯一的戰敗國。

二次大戰後,列強在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也陸陸續續廢除了。蔣介石也曾在羅斯福的支持下,於1945年要求英國歸還香港,但是被邱吉爾所拒。五十二年後,香港才從英國人的手中,真正的回到中國人手中。

從香港一百五十年來的命運轉折,可以看出所謂國際正義云云,其實是有多少實力,就有多少正義。

「97回歸」在政治上,象徵著中國人從「鴉片戰爭」失敗以來的種種恥辱,正式畫下了一個句點,中國人又可以在平等有尊嚴的地位上,面對列強爭取自己的利益。

歷史的弔詭是;從十六世紀開始,英國的殖民政策是一直以重商主義為主軸,查理五世、克倫威爾都忠實的執行這個政策。英國人和荷蘭人的殖民民政策都一樣,他們都是利益優先,都不對殖民地區採取高壓的血腥統治,也沒有宗教熱忱和民族意識,他們只在乎金銀、香料、和稅金。只要擁有了財富,他們是樂於看到殖民區的土著過著快樂的日子。所以97之前的香港人不必憂心佘契爾夫人是否要搬出唐寧街十號?英國是否要參加歐洲共同體?當然這也是為什麼鄭成功可以從荷蘭人手中奪回台灣的原因;也是一百五十年來,從沒有聽說有所謂的香港民族、香港民自決,或是住香港皇民化的原因。倒是,只有五十一年被殖民歷史的台灣,在皇民化的壓力下,先有各種抗日運動,後有台灣新興民族和獨立之說。

英國人從來沒有想過要把民主制度帶進香港,香港人的殖民性格,讓她們習慣於爭取短線的現實利益,而不太在乎民族主義的精神勝利。香港人關心的是實際的利益,她們在利益面前表現的直接與理所當然,是接受儒家傳統教育的台灣人所不敢顯露的。

香港人最在乎的是,回歸後經濟上對於港人生活的影響。在港英統治期間,香港的經濟是明顯的向上的,回歸之後則是每下愈況,中小企業受到嚴重打擊,消費者信心受挫,信用卡及房屋貸款的素質出現明顯惡化。光是房地產的崩跌,就讓香港人的財富大幅縮水,甚至許多房貸出現負資產的現象,對銀行形成了龐大的壞帳壓力。著名的例子就是藝人鍾鎮濤阿B,過去是屬於善於理財的香港藝人。2002年卻宣布破產,他的老婆和他離了婚,帶著過去自己開的精品店的服飾到台灣來拍賣。阿B只是香港經濟衰退的一個象徵,隱藏在冰山下,其他沒有知名度破產的小市民,更不知有多少?

香港曾經是華人的代表

「香港人幾乎就是華人的代表」,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或者這樣的認識有多少繆誤,在台灣還沒有民主化之前,這就是事實。因為香港曾經是西方世界進出華人圈的門戶,西方是透過香港來認識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的。

97之前的香港,華洋雜處,左右共存,葷腥不忌,完全沒有思想的框框,沒有如影隨形的的老大哥,也沒有告密的抓耙子,鴛鴦蝴蝶的小說電影,都在這百花齊放的自由天堂吸取蜜汁……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做演講,就說自己:「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其他的前朝遺老、革命黨人、漢奸走狗、黑道大亨……出了事或不如意都會來香港,或避禍,或了此殘生。

蘇聯政府在1948開始封鎖所有西方的鐵路、公路、水路運輸物資進入柏林,此後鐵幕深鎖。美國為了遏阻蘇聯勢力的擴張,也採取了「圍堵蘇聯」的政策,於是冷戰時代開始。

冷戰時代,民主與極權嚴重的對峙,當時台灣、大陸及東南亞諸國也都在箝制言論。即令最自由的美國也把共產黨人視為亂黨,把共產主義視為不義的邪說,著名的麥卡錫主義甚至已把美國推到白色恐怖邊緣。但香港不同,香港是東西交會的樞紐,像淡水河出海口的潮間帶,時鹹時淡,鹹淡交流,在這裡的植物生命力特別堅韌,魚類貝類特別多樣化;原來也是共產黨人的查良鏞(金庸),因為反對中共枉顧百姓生計,一意要發展原子彈。就在這裡辦報,寫社論反對中共頭子陳毅的「要原子,不要褲子」,金庸左右都不靠,靠著在自己的報上寫武俠小說,把報社撐下來。明報成了香港的最大報,金庸的武俠小說,成了華人的共同語言。為什麼?因為香港的言論自由,他的報紙華人社會都要讀,市場的胃納讓金庸活了下來,成為今之大俠。

五十年代末,中共在搞「三反五反」、「大躍進」,許多大陸沿海百姓都離鄉背井,逃到香港成為難民。調景嶺的難民營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成為香港特殊的景色。後來這些難民都做了廉價勞工,成了香港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力骨幹。

香港也曾經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許多不見容於兩岸當道的學者,如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錢穆等先生都曾經在香港講學。因為香港的自由,讓他們可以不必講奉承權威的話,專心做自己的學問。香港是當時亞太地區華人唯一可以自由發聲的基地。這些學者的生活境遇普遍不好,他們拒絕接受海峽兩岸當道的支助,靠著寫雜文,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條件,小心翼翼的維護不絕如縷的文化香火,他們風骨嶙峋、堅苦卓絕,自己就是中國文化的代表,這個時期香港的影響力,與開啟盛唐的河間講學是無分軒輊的。

香港曾經是中國文化的代表,革命黨人的避風港,卻從來沒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革命,香港只是一個商業運作的平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是在香港寫的,但張愛玲並不屬於香港,張愛玲是受到台灣讀者喜愛,才紅回香港的。台灣有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台灣人都懂得那種自卑無奈的羞愧。黃春明與那滋味都是台灣的。這是台灣與香港的不同。

地理形勢已經變了

城市的崛起需要有地理上的優勢、行政的效率,也需要因緣際會的偶然。

香港最早只是廣東沿海的一個小漁村,靠著英國人囤積轉運要進入中國大陸的貨物慢慢發展起來。開放之前,香港是中國大陸面向國際的唯一門戶,也是世界進入中國大陸的唯一窗口。不只貨物在這裡中轉,資金在這裡融通;所有的人都要在香港轉機,才繼續他下一個行程。

開放以後,這裡也是各跨國大企業的「大陸營運總部」,甚至「亞太營運總部」的所在地。大陸的各地方政府、各公民營企業招商引資,無不以香港為商務上的營運窗口。二十幾年來在香港設處辦公的公民營單位,就有二十幾萬家。這二十幾年來拜改革開放之賜,在大陸經商發財的人無數,但他們的錢都沒有留在內地,而是放在香港。因為香港提供一個安全、隱密、流通方便的金融環境。甚至於各種黑錢也都經由香港漂白,再匯出到其他國家。

十幾年來台商在大陸巨額的投資,在各行各業深入大陸。因台海不通航,每年數百萬人次台商進出香港、幾百上千億的美金融通於香港、兩岸貨物的運輸、及電訊的中介,給香港的繁榮帶來了極大的貢獻。香港是騎在台灣的頭上吃香喝辣的。

香港的繁榮是肇因於幾十年來港英殖民政府保障香港成為一個完全自由、高度法制化、廉潔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及公私部門互不干涉的資本主義城市。這在西方社會來講雖然稀鬆平常,但是直到二十年前無論大陸、越南、菲律賓、台灣都還沒有這個條件。只要這些國家想與世界聯繫,或者是世界各國想經營這個區域,都會迫切的渴求這種資本主義機制的服務。所以香港自然成為跨國企業的營運總部、亞洲的金融重鎮,成為觀光購物天堂,成為亞洲的流行之都,甚至成為私人資金洗錢逃漏稅的基地,每年數百、數千億美金的流通,數千萬人的進出,就這樣繁榮了香港。這都要感謝港英殖民政府的行政效率,使香港興旺了四十年。

與香港居於類似地位,而有相同崛起背景的城市是新加坡。新加坡地處麻六甲海峽,是歐亞非海運往來的孔道,以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大經濟體為腹地,次及東南亞諸國,遠達澳洲與印度。

新加坡和香港一樣,都以效率、廉潔、專業的資本主義之軟硬體基礎設施,凸出於南洋諸國。成為世界各國進出於南洋的門戶;也是南洋諸國進出世界的窗口。地理上的優越地位,加上有效率的資本主義操作,使新加坡成為南洋的明珠,繁榮了三十年。

中國大陸的崛起,催生了亞洲的金融風暴,南洋諸國的經濟於是走入衰運;而中國大陸又在此時,以最大的優惠措施、最大的市場,吸引了所有到亞洲投資的資金,也奪走了東協復興的機會。新加坡距離新興市場中國大陸太遠了,任何想經營中國,需要高效率服務的個體,都無法容忍由新加坡來提供「遠水」的服務。新加坡遂與香港同時歩入了衰退的命運。

比較兩個城市的差異點,香港是滿清政府租借給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港英政府營造了一個極佳的資本主義體系,也繁榮了四十年。97之後,回歸中國政府,中南海幫它訂定「基本法」。香港一百五十年來始終是由人買賣,在決定自己前途與命運的關鍵時刻上,從來沒有表達自己意願的權利。新加坡最大的優勢是,他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法律、施政,乃至於公務員的年終獎金,完全可以自己決定。只要人民覺得可以接受,其政策大抵都是可以預期的,不必去請示一個不居住在新加坡的人才可以決定。這是所謂的「民治」、「民有」、「民享」。 所以只要機會來臨,只要情勢需要,新加坡還有機會決定要提供何種服務,來決定自己存在的方式;至於香港,如果有一天變成石頭城,不但不令人意外,恐怕連身不由己的掙扎,都賺不到鱷魚的眼淚。

「文明之師」不文明

1984年中英達成協議,香港將在1977年回歸中國。協議期間英國鐵娘子柴契爾夫人在香港跌了一跤,香港人知道英國人這一跤跌得不小;香港人對於沒有殖民政府的前途,產生了極度的恐慌;不只房地產大跌、股市崩盤,也造成了可觀的移民潮。隨後中國迅速的做出回應。鄧小平說要實施一國兩制,要維持「香港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

「炒金、跑馬、舞照跳」「維持香港繁榮」這個宣誓,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熱度的推升,中資企業大量的進駐香港,與其所附帶的金融操作,及各種服務的需求,大大的繁榮了香港。加上這段時期,台商投資於大陸出現巨幅的成長與成效,也大量的使用了香港的服務與設施,使香港在回歸前得到了空前的繁榮,房市、股市的活絡都遠超過過去的任何時期,甚至於倍數的成長。

1997年七月一日大英國協的米字旗緩緩的降下,除了英國查爾斯王子略顯落寞外,包括江澤民、董建華,全香港,全中國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歡迎香港成為祖國的一部分,以為香港從此就要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當時台灣的處境是尷尬的,因為中國明說著要讓香港的一國兩制「垂範台灣」。面對民族主義的號召,台灣的心情是含酸帶刺的,可以預見,台灣的壓力是越來越大了,因為中國在統一的歷史使命中又推進了一大步。即使香港又再次的回到中國的懷抱,台灣還是不得不十分委屈的繼續在香港設處辦公,因為台灣根本不能沒有香港。

這麼多年的奮鬥歷練,台灣是很清醒的。台灣人知道什麼是極權專制,什麼是恐怖統治,因為台灣才從那種慘境中走出來,深知沒有「制衡為前提」、「法治為基礎」的人治政權,任何政府的承諾,只要換個人當家,換個時空環境,通通可以不算數。

相較於台灣、大陸及東南亞華僑所經歷極權統治或種族迫害,香港人可謂是在港英政府的溺愛中保護五十年。雖然沒有完整的參政權利,卻享盡了自由、法治、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好處,香港人根本無法想像極權專制的恐怖統治是什麼滋味。

至於中國大陸更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民主社會。北京認為相較於內地,已經留給了香港多太多的權利。要求香港所做的一些配合,如打擊法輪功之類的,都是要保護祖國不受傷害;要求香港自行制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禁止人民與外國政治團體進行聯繫活動,也是為了香港的穩定發展。

極權專制,尤其是恐怖統治的政府,是絕不允許任何例外存在。「例外」是不可控制因素,是恐怖統治最感到恐怖的事。如「法輪功」就是了,「法輪功」能造什麼反?為什麼要打壓?這是香港人無法理解的。

97年,就在錢其琛特別警告;解放軍進入香港不能有「接管香港」的想法時,偏偏發生了「文明之師」副司令特權闖關事件。這就是香港的身世經驗與中南海政治判斷的差距,這種對法治認知的差距,註定了香港要告別繁榮的日子。

與瘟神做鄰居的城市

歷史上大城市的衰退,除了週邊經濟地理結構產生變化、行政效率變差了外,另一個因素是瘟疫,不幸的是這些城市衰敗的跡象,香港全都碰上了。

地理結構的變動,如前所述;是中國大陸因改革開放,上海以絕佳的地理位置崛起,取代了香港所能提供的部分服務。這種地理形勢的變化,連新加坡的地位和經濟發展都同時受到牽連。行政效率,則因解放軍和中共官僚體系的進入而一步步走入衰退。

1997年香港回歸。同年爆發第一次大規模的「禽流感」似乎就預示了香港未來的命運。

六年來香港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禽流感。目前地球上傳染病最肥沃的滋生溫床是在中國的華南地區。這個人口密度最高,人與大量的雞鴨生活在一起,這是他們賴以維生的方式。而這個地區正與香港連結著,彼此有密切的往來。這就是香港的麻煩,溫疫的感染源是他的水源提供者,它使香港很難避免來自內地的傳染病;而感染源又不在自己的行政管轄圈內,根本沒有辦法有效的永遠杜絕瘟疫的發生。

所以這種隔年就要發生一次的傳染病,未來隨時還可能在香港爆發。寫「魔鬼流行性感冒」(Devil’s Flu)的彼得戴維斯(Peter Davies),2003年四月針對SARS的流行,在時代雜誌(Time)撰文指出:「我們無法確定下一次的全球大流行會不會也這麼糟,也無法確定何時會爆發、會來自何地?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一定會再發生。我們還能夠再確定的是,就如以前一樣,會從中國南方開始。六年前導致「禽流感」爆發的病毒變種,仍然會在這個地區不斷的出現」。

本來,家禽得了傳染病還可以撲殺了事,可是人得了傳染病,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就都會浮現出來。

2003年SARS疫情,是1967年暴動以來,香港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從淘大社區爆發社區感染以後,SARS疫情就開始檢驗香港回歸後政經狀態;政治考量優先的中共地方政府,是一定會隱瞞疫情的,因為只要爆發了疫情,地方官員這輩子大概不會有機會升官了。所以港府向廣東查詢SARS發展,答覆永遠是「疫情已控」。沒有新聞自由,疫情傳不出來,失去了判斷,連帶的使香港也失去控制。兩三個月內,香港這個旅遊購物之都形同對外封港,連最具代表性的國泰航空公司都陷入空前的財務危機。唯一不受影響的經濟支柱,就只剩彩卷和樂透了。

政治才是香港的病灶

經濟地理結構變動和行政效率衰退是緩慢的、可以預期的,瘟疫可以透過人為的方法得到控制。但政治卻是香港一百五十年來最身不由己,最無可奈何的命運操弄者。

有效率的行政管理、公平穩固的法律基礎、商業基礎建設、低廉的賦稅、這是資本主義運作的表面;資本主義的運作、鄰近有工業發展的技術,和有助於貿易往來的地理位置,這是一個城市興起的外在條件。但是這些表面如果沒有包容少數族群,和容忍異端的宗教等這種以自由民主為深層內涵的生命,這個城市不可能有前途的。香港的「基本法」和周正毅案正暴露了香港的病因。

香港過去雖然沒有民主,但居民的法治訓練卻比台灣早了五十年,現在卻逐漸的在「中國化」中。2003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六週年,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問香港,香港人用五十萬人大遊行來表達他們對於中國企圖剝奪香港人自由與權利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抗議。

所謂「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是由中國全國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該法第23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它立法背景,根據香港立法局委員李柱銘在2003年八月出版的時代雜誌(Time)的撰文,可以知道:「我再清楚不過了,我在1980年代後期參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並且反抗在基本法中加入可能很嚴峻的法條,包括第23條,可是沒有用。當基本法起草之際,發生了天安門大屠殺。當時北京領導人甚至於對自己的前途都沒有把握,他們擔心1989年六月四日這場殺戮之前香港會有一百萬人走上街頭,香港會成為中國的造反中心。所以基本法第二版的草案中,他們修改第二十三條立法,增列香港必須禁止『任何破壞中央人民政府的舉動』,當時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一言以蔽之:控制」。2003年七月一日的50萬人大遊行,確實驚動了中南海,也因而暫時推遲了23條的立法,也連帶使得當年的區議員選舉,親中派慘敗。中國眼見香港的政治發展有失控之虞,從2004年初以來,乾脆赤裸裸的介入香港的政局,藉人大釋法,無限推遲了立法會議員與特首全面普選的時程。同時發動親中媒體,將「港人治港」曲解為「愛國港人」才有資格「治港」。更動員黑道力量威脅諸多「媒體名嘴」「封咪」(即封口,不准再開電視脫口秀節目)。這些拙劣的行徑,哪能遮掩香港人民「雪亮的眼睛」?終於在2004年七月一日再度以53萬人的大遊行,展現了「香港的主體性,香港意識與香港意志」!只是香港已深陷「一國兩制」的牢籠,除非中國全面讓步,或全面崩潰,香港的政局發展是全無希望的。有識之士已預見香港未來有發生暴亂的可能。這種種的「大利空」能不讓香港步入衰運?政治真是香港最大的「病灶」啊!

另外,香港中國銀行前副董事長劉金寶違法貸款給周正毅的公司數十億人民幣,被視為香港金融正在腐化的跡象。

劉金寶一案是上海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經濟犯罪案件。劉金寶原來是中國銀行的副董事長,周正毅是2002年富比士雜誌(Forbes)排名第十一的中國富豪。周正毅1961年出生於上海的楊蒲區,家境貧困只有小學的文化水平。靠著經營特殊關係牟取暴利,在香港常以名車豪宅驕人,名字經常和一些影星連在一起出現在娛樂版上,鐘鎮濤的前妻章小蕙也曾是傳言中的女友之一。周的事業主要是在上海的「農凱集團」,涵蓋了房地產、金融、農業、高科技產業。2002年五月二十八日周正毅正在炒作香港「建聯通」的股票,為了取信於投資大眾,邀請了香港財經媒體及證卷分析員五十多人參觀考察他在上海的農凱集團大本營,但沒有人知道他經營什麼實業。

劉金寶案起於2002年初,周正毅向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貸款六千萬港幣,蒐購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四個月後,又收購房地產公司「建聯通」。據報紙報導;中銀香港分行共批准了二十五億港元的信用額度。劉金寶的違法行為是;批准給周正毅的貸款並沒有先收取抵押品,而是在周收購完成後,才以「建聯通」的股票作為抵押。劉金寶同時也涉及任職上海分行經理時,違約貸款給上海萬泰集團錢永祥十六億人民幣,這筆錢現在已經成了壞帳。

劉金寶案涉及的金額之大,牽涉的人員之廣,被稱為「有人會為此掉腦袋的驚天大案」。劉金寶在五月二十二日被通知前往北京開會,一下飛機就被限制活動「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問題」。劉金寶案目前被邀請協助調查人有:世茂集團許茂榮(2002 Forbes 中國財富排名第二名)、仲盛集團葉立培(2002 Forbes 中國財富排名第六名)、國中控股主席張揚(2002 Forbes 中國財富排名第四十二名)等多名重要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

劉金寶案後來由香港金管局的總裁任志剛到北京做彙報,中共中央金融單位直接接手處理。2003年六月的美國商業週刊就指出;劉金寶案除了顯示中國銀行缺乏透明外,暴露出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商業週刊說:「關係到香港金融系統如此重大的問題,沒想到金管局竟束手無策,也顯示出對中國內地之事,香港無能為力。如果香港真的希望成為中國大陸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窗口,就必須認同國際標準。但目前為止,香港連自己訂的標準也沒有達到」。

劉金寶案被視為中共政治力已經介入香港金融的證據。原來自大陸約有二十幾萬家在港的分公司或辦公室,不知有多少金錢的來源和涉及的人員是不便曝光的。現在這些辦公室可能因為中共介入香港的金融業務而打退堂鼓。在港的一些地區性營運總部,看見香港的產業不見了,人才外流了,自由被剝奪了,社會動盪不安了,特權腐化擴大了,關係凌駕於法治與專業,可能也考慮要遷走了。香港作為一個廉潔、效率、專業、具有豐沛服務人才,金融人才的自由法治的資本主義體制已經變質了。對這些企業總部而言,香港會逐漸變成空殼子,甚至於是負擔,香港極有可能會出現「企業的逃亡潮」。

沒有理想的殖民性格,一百年來也沒有培養出一位有前瞻性、有擔當的行政長官,讓香港特區政府面對97以來持續衰退的經濟窘況,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辦法;例如,推出以以鼓勵失業者「擺攤」為核心的「本土經濟」,香港人自己都不覺得這種政策有任何實質意義。董建華面對中共中央的種種配合要求,從來沒有辦法堅持立場,說清楚香港自由的、法治的資本主義、對香港、對北京的重大利益。對於來自北京的壓力,只能完全轉移給香港;同樣的,對於來自香港的壓力,只能完全轉移給北京,自己完全是進退失據,沒有了立場。

香港人其實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創造自己的歷史」,另一方面希望「中央主導珠三角整合,港人分享神州繁榮」,也就是香港希望在中央政治力量的介入下,排除廣州的競爭,繼續扮演珠江三角洲的龍頭角色。借馬克思的話來說香港;「(香港人)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雖然鄧小平承諾香港回歸後「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資本主義不變」。但北京中南海不習慣也不會操作民主制度。回歸後的香港,解放軍進入了機場港口,效率就變差了。自由、法治、廉潔、及公部門私部門,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些構成香港繁榮的基礎,在中國的干預下,正一個個的崩解。極權專制兼封建法西斯的性格,正一步一的侵蝕香港的基礎,這已是任何人都不能拉回的趨勢了。

香港的經濟支柱現在只剩下因為不能直航,台商把它作為中途站的各式各樣的商機,以及CEPA底下幾近仰賴中央救濟的「末日繁榮」。如果海峽兩岸直航了,香港的經濟地位、歷史地位,就完全失去了獨立性,其樞紐地位將被上海,更可能被台北所取代!香港將被降格為「中國南方的城市」,甚至被野心勃勃的深圳所兼併!其往日榮光大概也都回不來了。

第五章 台灣可取香港而代之

中共中央電視台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二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向「共和新旅程」,特別以清末李鴻章、慈禧、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等歷史人物為背景,拍了一部歷史劇---「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在中央電視台以黃金時段播出,播出後立即引起觀眾熱烈的迴響。這些「迴響」當然也包括了中南海保守派的官僚,於是透過種種管道由中央宣傳部向電視台要求停播此劇。但此劇播映時,剛好也是SARS肆虐期間,許多民眾多守在家堿搮q視,停播可能引起的民眾猜測,不利於政治影響。於是電視台一邊刪剪,一邊播出。本來一天播一集,後來改為一天播三集,最後匆匆結束。想看足本「走向共和」的觀眾,除了自己買DVD,就是到台灣來看了。

一百年前孫中山就知道中國人要有前途一定要有共和體制,今天北京中央電視台的編劇也知道「民主共和」的內容,「民主共和」的意義。但不幸的,面對世界開放了一百年的香港,他現在的命運卻掌握在一群連電視劇「走向共和」都懼怕的時代遺老手堙C

笨蛋 問題在政治

咸豐十二年,湘軍安慶大捷,胡林翼到安慶看曾國藩。碰巧咸豐皇帝去世,胡林翼住了兩天就要回去。曾國藩送胡林翼到江邊。他們看到了一艘掛著英國國旗的輪船,在長江上排浪前進既平穩又快速,一下子就把中國人的木船遠遠的拋在後面。英國人的船已經遠去了,中國人的木船,還在被滾來的江浪,顛得搖晃不止。

胡林翼見識到了英國機械工藝製作的精巧與力量的強大。哇的一聲,口中噴出鮮血。事後胡林翼告訴曾國藩;長毛之亂,過兩年就可以平定了,壞我江山的將不是內賊,而是洋人。

曾國藩聽了深以為然,開始進行自強運動。此後中國人進行了一百五十年各式各樣的自強運動,從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共產實驗」,乃至於今天台灣仍在進行的「政黨輪替」,放到歷史的視界看,都是中國人自強運動的一部分。

晚清時候中國人已經很清楚了,西洋人的船堅砲利只是富強的表象而已,民主共和、教育內容、法律制度、公民意識才是國家富強的根本。

香港政府一直認為目前的失業率和高犯罪率,問題在經濟。香港董建華政府為了緩和自己的政治壓力,一直以國際貨幣基金會對香港經濟不振的原因,由過去認為是政治的領導無方的觀點,已經改變為「(地理)形勢結構改變」,為自己做辯護;但所有人都清楚,香港的問題與一百年來中國人自強運動面臨的是同樣問題;是政治體制的問題。香港人過去可以不用管英國是由保守黨或是工黨當政,某種程度上已經擁有了自己命運的自主權。現在則是「形勢結構改變」了,也就是香港要做什麼應變,還要請示北京中南海的老大哥「我可以不可以這樣做云云」,結果是一談再談,最後大家都妥協一些、讓歩一些。七折八扣的結果,香港不可能有更美好的未來。香港經濟衰退的問題,就是拖了六年,五十萬人上街頭,才驚動北京。

北京為了緩和董建華面對五十萬人遊行的政治壓力,中共總理溫家寶在遊行前兩天,特別舉行了一個「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CEPA)的簽約儀式。香港財政司長梁錦松在簽約儀式後表示:「這項協定給了我們其他國家只能夢想的機會」。

但除了梁錦松的夢想,可能沒有其他香港人認為這協議有多少好處。根據CEPA規定;兩地之間兩百七十三項製品將於2004年一月一日起取消關稅,可是香港早就免稅了,而且在WTO的架構下2006年一月一日起,所有香港產品也都會免稅,更何況香港製造業在過去二十年間都已轉移到內地了,香港從事的轉口貿易,所謂的「香港產品免稅」並沒有意義。根據估計,調降關稅可為香港節省九千六百萬美元,僅佔香港整體生產毛額的0.06%。

另外估計CEPA的協定約可創造五千個就業機會,可是香港失業人口有三十萬人。香港總商會總裁翁以登接受時代雜誌訪問就明白表示:「這稱不上解決香港問題的萬靈丹」。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會長余繼標說得更不客氣:「大家都認為這根本沒什麼用」。

CEPA除了搶在WTO之前兩年,給香港一些心理上的補償之外。它顯示了香港對於自己前途已經完全失去了主導權,中國對CEPA越加碼,香港對內地的依賴就越高。而中共的政治勢力介入香港,正是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平台,效率、專業能力逐漸喪失的最關鍵主因。借用1992美國總統大選時老布希統因波斯灣戰爭大勝,以此作為選戰主軸。競選對手柯林頓則直指問題;「笨蛋,問題在經濟」。對於香港,現在的高失業率,高犯罪率都是問題的表象。香港人應該告訴董建華:「笨蛋,問題在政治」。

香港的問題在政治、在體制,已經是香港人普遍的共識。香港基本法也允許在2007年港人可以自由選舉行政首長,在2008年民選立法會全體議員。但是溫家寶這次到香港並沒有明白宣示這項決心。透過七月一日五十萬人大遊行,香港人已經體驗了民主力量;香港的民主陣營逼得「基本法23條緩議」、董建華道歉,財政司司長、保安局長相繼下台。香港人自己知道,為了香港人自己的前途與利益,香港將來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加入民主陣營;普通市民、專業人士、商界人士、甚至港區人大、政協委員都可能成為香港民主力量的推動者。當然,關心自身的權益,這本身就是香港人性格的一部分。

為了徹底解決香港問題,香港民主派人士已經喊出「政制改革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提出「普選特首」、「普選立法會」的兩個方案。歷史真的很弔詭,英國人只在乎能不能從香港攫取利益,反而讓香港也變得實際,不在乎民族主義的問題。中共一心想要香港回歸祖國,干涉香港政務,卻不能讓香港人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普選的提議遭到中國人代會無情的否決,2004年七月一日,香港人民又以更大的53萬人大遊行展現了香港人堅強的意志!2004年九月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十分激烈,但因中國大送秋波,爭取港人認同,民主派雖然聲勢高漲,卻只著重政治、忽略民生,因而意外失利。不過,激進派如「長毛」梁國雄者流首度以高票進入立法會,其大膽狂放的行徑,極可能促進香港民主政治的質變!如果北京過度干預,將來就是出現了「香港主體性」,甚至「香港的民族主義」,恐怕也不令人意外。

香港政府向誰負責

 我們知道,香港是自由的,但紿終都不是一個民主的體制。林肯的自由民主政府三要素,大概「For the people」還有一些,因為人民必須活得下去,才有被「壓搾」的本錢,這點連獨裁者海珊都要做到一些。至於「Of the people」或「By the people」則從來不曾有過,以後大概也不會再有了。

香港政府既然不屬於香港人民,也不由香港人所監督,那麼這個政府如何而來?又向誰負責?在殖民地時代,也就是1997年七月之前,由英國所成立的殖民政府,由「女王的副手」,ViceRoy總督來治理,並向英國政府負責。

現在的香港政府則是一個怪物,所謂的「特首」,由一個奇怪的800人「選舉委員會」來決定。而這個選舉人團卻是由幕後大老板──祖國來決定。

香港的立法局是攸關人民權益的立法制衡機制,只開放1/3的名額由公民直選,但每一個人的資格都要通過北京政府的審查,由「中央」做最後的欽定。司法最高首長則又由特首所指派,立法局通過。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他的經濟條件和居民的教育素質都有國際基本水平,而且香港人是華人中最老於世故的一群,兼之長期與世界各國有商業往來。所以他的民主,絕不可能帶來中國的動盪,以香港這種條件早就可以「直接民主」了,現在卻弄出了一個比任何民主國家,甚至比中國政府都還要複雜的選舉方式。這是用千瘡百孔的民主程序來掩飾其中央統治的事實。所以香港的政府從來就不須要向香港人民負責。

在港英時期,香港向英國負責;在回歸之後,事實上已向北京負責了。過去向英國負責,英國的影響力就無所不在,所以在香港除了民主體制之外,它是一個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當時香港的社會內涵就是英國所認同的內涵,也就是英國自己的內涵。我們且看看這個人類史上最先進的民主國家的統治有多大能耐:40年來香港是全球華人最自由,言論思想最蓬勃的地區,它是華人圈的流行、娛樂之都,它是東亞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轉運中心以及營運中心,全中國甚至連台灣,以及東南亞國家都倚賴在香港的金融,營運以及人、貨轉運上面的服務。香港的國民所得高達26000美金,幾乎是全亞洲最高者,其卓越的文官系統承襲英國的文官制度,是專業,清廉,效率的模範。

一個没落了60年的帝國,以其卓越的體制還能把倫敦維持在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以其餘力分潤於這個亞洲最後的殖民地,卻讓這顆「東方之珠」閃耀了40年。

現在這個香港政府必須向中國負責,所以中國的影響力就無所不在,它的社會內涵必須是中國所認同的內涵,也就是中國自己的內涵。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如英國美國甚至台灣,通常官方的,正式的,就是實質的,一切完全以法律為依據。在中國則不全然如此,官方的,非官方的,正式的,非正式的都可以是實質的,也可能是形式的,法律不僅不完備,法治還可以被人治推翻,這就是中國的內涵。這種全部的內涵,會透過任何管道、任何關係,影響於香港。自行政、立法、司法以下,乃至於所有私人企業,甚至所有犯罪組織。所以言論的自由,尤其是批評中國,或揭發弊端的言論都會被限制,甚至媒體還會自我約束、自我檢查。政治性、宗教性的集會、結社,開始變成敏感,害怕被監控,甚至被迫害。法輪功在香港的活動一再的受到打壓,就是明顯的例子。 

香港是金融中心、籌資中心、以及轉運中心,尤其是私人現金進出的孔道,必然牽涉到大量的現金的進出與調度。金融中心的角色和香港政府向北京負責的「特色」,使香港成為中國特權階級攫取不法利益的最佳所在。當大陸官方大量特權階級以各種身份在香港違法亂紀之日,就是香港的司法權威、法治基礎開始瓦解之時。同時受到打擊的,必然是香港引以為傲的文官體系。當香港特首唯中國馬首是瞻的時候,政治正確會成為政府用人的重要前提,於是開明的、敢言的、敢於挑戰來自中國特權的墮落勢力的文官或人選,不是被迫下台就是不會被錄用。陳方安生之提前退休,多少標識著香港文官體系一個輝煌時代的結束!

以大陸在港各式各樣的單位達數萬個計算,則常駐香港的大陸人應超過一二十萬人。這些人不是平民,這些人都是派駐香港,負有特定「使命」的活躍份子。這一二十萬個非常活躍的中國人士,可能都與北京中央有著千絲萬縷的各種直接間接的特殊關係,這些特殊關係會日日夜夜侵蝕香港的自由與法治基礎。

「基本法23條」雖在香港50萬人大遊行的強大民意壓力之下暫緩了,但是以中共極權專制的特質,必然會以不同的面貌借屍還魂,「以保護祖國」免於被叛亂份子所傷害,就是中共最光明正大的理由。當「以保護祖國」這最後一根稻草壓下來,香港就已經是等同於中國內地。而一旦華人圈如此認定,全世界如此認定,香港就不會再是種種的「中心」所在地。香港會開始加速衰落,香港會養不起六、七百萬的人口,接著香港可能會倚賴中國的金援度日,香港會變成一個由花崗岩組成的石頭城。

 香港步入衰運,尤其是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力日增月長之際,香港作為東亞金融重鎮的地位將受到嚴重的衝擊。首先,香港資金的來源會遂漸減少,其原因一方面是香港投資股票或房地產已無利可圖,甚至會血本無歸(如房地產就是)所以在香港「逐利」的動機大減,這種投資性的錢就不會再進來了。另一方面,很多中國的企業家,以及各種原因而來的「新富階級」。就像三十年前的台灣富人一樣,對國內的信心不足,更怕被查到大筆存款,必須交待資金來源,而把大量的現金存於香港或藉由香港洗錢,再轉匯他國。現在香港不安全了,中國政府隨時可以掌握到任何人的金錢流向,這種錢就會逃離香港,另尋安全的處所,這種錢有多少?光是過去三年內從中國透過香港洗錢的地下經濟就高達2000億美金。很可能就是這些來自私人企業與個人的金錢,才堆高了香港的股市。所以這些大量金錢的出逃,會進一步衝擊香港的股市,當資金的動能持續退潮,企業到香港上市、到香港籌資勢必困難重重,且若股市低迷,上市的誘因勢必大減,香港作為籌資中心,作為世界重要的資本市場的地位,自然也就式微了。

誰可取香港而代之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如果式微,誰會是最佳的替代方案?是上海還是台北?目光短淺的人看到上海集全球三千寵愛於一身,台商把上海華東一帶視為全球高科技的製造中心。眼看著上海突飛猛晉的建設,北京申奧成功,緊接著又要辦世界博覽會,認為上海會是中國未來最耀眼的商業之都,乃至於金融中心,似乎是理所當然了。

香港在式微,上海的條件比起香港,事實上還是遠遠不如。

股市,在任何國家都是企業籌資最重要的平台。但在上海的股市,卻是一個畸型發展的股市,只有經營不善的國營企業才准上市,任何私營的績優企業都需通過重重的、明的暗的路障,極難上市籌資,所以上海的股市是國營企業解套的工具,完全無法發展資本市場成熟的功能。

不管上海如何進步,畢竟還是共產黨極權專制統治下的地方政府,任何企業的、私人的、各種來歷的鉅款,放在這裡都不安全,所以不會有大量的現金寄存在此地的銀行。

上海的銀行體系更是落伍了,幾乎就是國企的專屬融資銀行。自社會大眾吸收大量存款,在行政命令,特權,關係的操控下服務於國企,而且有高達50%的呆帳!在自由市場這些銀行早就倒閉了,只是現在中國的經濟還在快速成長,大量的投資加上大量的創匯,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存款來源,更荒唐的是,中國的銀行,隨時可以拒絕存戶提領,也就沒有所謂「擠兌」的問題,一時還不致於引爆這個超級炸彈。

對於台商,港商以及外商銀行,目前還有許多限制,無法開分行。上海缺乏各式各樣的金融商品以為觀摩,互相競爭,如所有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一般,上海的銀行體系還不夠格支援上海成為金融中心,也由於上海(中國)股市的封閉性,遂逼使中國經營有成的私人企業遠赴香港掛牌,甚至到NASDAQ上市籌資。外商企業如台資,港資企業也幾乎不被允許在中國股市上市,最近甚至還有在大陸經營有成的台商企業竟然返台上市。

 相對於上海,我們看台北的股市,台北的股市已經完成三級制的建構,從興櫃上櫃到上市,企業只要經營得法,幾乎在一兩年內就可以在興櫃板(即創業板)籌資,並掛創牌交易,而只要具有明顯之成長獲利。即使在興櫃市場都可能成為熱門股,甚至成為股王(如聯發科技)。台北的股市已經為所有績優的私人企業提供了最便捷的上市籌資的管道。

而台灣企業的財務報表,其透明度遠高於中國的上市企業,台北的股市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已經上了軌道,比起香港毫不遜色。而二十年來高科技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使台北股市幾乎已成高科技股市,其上市家數,其股市規模,就高科技內涵來說,可能僅次於NASDAQ。在台北掛牌上市的公司如台積電,宏痋A友達,威盛,中華電信,鴻海,華碩,廣達等等,均已是世界上知名的公司。其他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也多得數不清,台北的股市在華人圈中總是最具潛力,最有爆發力的股市!這個爆發力不只因為台灣已是世界高科技產業重鎮這個事實,更因為我們除了設計之外,還同時擁有大陸低成本製造的優勢競爭力,和大陸龐大的內銷市場的想像空間,以及極有可能成功建構台灣,成為設計中心,創意中心,金融中心以及營運中心的鉅大機會!

台北可以成為金融中心

台灣的券商與投資顧問,在過去二十年來,隨著股市與產業的蓬勃發展,也在快速發展、激烈競爭中走向專業與國際化的道路,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公司進駐台灣,極有助於台灣投資業界水準的提升,這其中真是:“浪淘盡多少英雄”。台灣的銀行自從10年前開放私人投資以來,同樣在激烈競爭中推出了投資的、企業的、個人的種種金融商品,比起二十年前「當鋪」式的經營,「晴天借傘,雨天收傘」的保守心態,現在台灣的銀行業已經更專業化、更客戶導向,可以應付各式各樣的金融服務的需求。

最近金控集團的快速整合使得銀行變成極大規模,極多功能的金融巨擘,可以做到最大的額度,掌握住最多的機會,這些都是使台北成為華人圈新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基礎服務機制。

台灣的創投業在金融資本市場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對於需孔急的創業公司,除提供資金之外,也常媒介人才與客戶。對於缺乏經驗的創業者,更會提供經營管理上的協助。在台灣未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幾乎都有創投資金的挹注,使得這些新創公司得以充分的發揮其創意與設計,而安渡艱苦的投資期,或亟須資金週轉的成長期。

台灣的創投業也是台北成為金融中心的一大支柱,台灣的創投業通常橫跨太平洋兩岸,以尋找最具潛力的投資標的,兩年來矽谷因為不景氣而使許多新創公司難於募資與上市,現在台灣創投業也流行把加州的高科技新創公司遷回台灣增資後,在台北上市,只要這些回流的公司具有技術上、市場上的潛力,它們必定會一併拉進美國的資金,追進台北的股市。

 如果說和香港相比我們還有什麼不足之處,那就在銀行的服務項目,專業水準以及國際化的程度。我們要成為金融中心,全體金融業就必須以超過香港為目標。以台灣目前金融業的豐沛人才,加上激烈的競爭,這一天應是指日可待的。尤其我們擁有龐大的高科技產業,眾多的新創公司,發達的創投資金以及橫跨全球的供銷體系。這些都是台灣獨有的,遠非上海、香港所能及。而這些要素才是有助於一個金融中心的構建,正如倫敦之為金融中心,是因為大英帝國的龐大殖民地,以及工業革命以來的強大產業所促成。紐約也是強大的美國產業所支持,當然,時時刻刻維護這個自由民主有紀律高效率的資本主義社會於不墬,才是一切競爭力的基礎。我們說台北可以取代香港,成為亞太、甚至是世界級的金融中心,正是因為香港已喪失自由民主,而且侵蝕了資本主義的根基而發的。

 其實台灣的股市、房地產以及任何投資標的,如BOT案。絕對可以取得更豐沛的資金而更活絡的,只要我們善於運用外國人的錢。偏偏這是我們政府長期以來施政上最大的盲點,我們老是還停留在「民族工業」與「國家安全」的落伍意識型態。以為外資,尤其是陸資介入台灣的各種投資標的,就會威脅到台灣的產業自主、經濟主權、甚至被中國「經濟滲透」而落入其掌握。企業之易主、合併、策略聯盟、甚至是出走,都有其商業上的考量。當商業的考量、經濟的法則,選擇要出走的時候,政府的政策絕無法留住的,即令以法律規範,都屬枉然。我們現在還在戒急用忍,但是包括最重要的晶圓廠,台積電、聯電的大陸投資,也絲毫擋不住。國民黨時代的黨國大老,民進黨時代的黨國大老,也都在商言商,「政經分離」得很徹底。

吊詭的是;我們政府拼命認為台資或台商企業是「國家人民社會的資產」,有義務保護它不被外國兼併。可是就企業本身而論,卻從不認為它是「國家的民族工業」或會「影響國家安全」。為了生存發展,企業會選擇最有利的途徑,即使國家曾經扶植過它,它都可以自行其是。我們要強調的是;對企業,國家、政府、與人民不可能擁有或管制,也根本不須要擁有或管制在其轄區內的任何企業、商業以及國內外甚至是陸資的投資活動。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的環境、法令、以及經濟、社會、產業、金融、與生態有足夠的競爭力,企業就會留下,資金就會進來,成長獲利並繁榮這個地區。反之,如果環境讓企業無法成長,投資無法獲利,這些企業與金錢便會大量出走,也就造成了蕭條。在台灣的企業不管誰在經營,都會為台灣帶來繁榮,也都必須接受台灣法律的管轄,要興風作浪為非作歹也難。

 我們必須經營台灣到一個自信:凡是我們鼓勵的特定產業,我們的經營環境一定是世界最優的。來台灣創業、設處、或投資,就會得到一切最好的、最高效率的服務,可以讓你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目標,大幅提升你的競爭力。而凡是不來台灣,不參與台灣,或離開台灣,最好就離開這個產業。

只有製造才講究成本,如果是設計中心、創意中心、營運中心、或金融中心,講究的是效率、領先、創新、與附加價值。因為競爭的法則從價格的比較變成價值的提升,創新而來的獲利可以是製造的數倍,甚至是數十倍,所以租稅優惠並不是最重要的。一個有前瞻的創意,肯大膽嚐試的政策或法令,對台灣的更上層樓,反而比告誡企業,或懇求企業要如何如何更有效。政府只要營造絕佳的「成功的環境」,就不必擔心誰來誰不來。因為來台的才會成功,不來台的就會失敗。

企業與政府互相需要,政府需要企業來繁榮地方,企業需要政府營造的環境與生態來成長獲利。企業或金錢依商業行為、經濟法則而流動,政府的最大使命便在於營造一個卓越的環境,在任何時空都與最熱門的商業行為與經濟法則有最大的交集,重點在於環境的經營而不是管控個別產業、或投資標的流失與易主。

 所以當台灣自己呵護出來的企業,或大量積累的金錢,都可能因在台灣沒有獲利空間而無情的出走了。我們又何必把對台灣深感興趣的外資或陸資拒於千里之外?同樣是錢,只要在台灣,其行為模式不會有所差異,說到要出逃,又有誰的資金比台資逃得快呢?我們只要有法可管,不就得了。

台灣如能完全開放外資,則在香港的大量陸資,正自人心惶惶,急於要找到一個既安全、又私密,且距離夠近、又語言能通的環境,台北不正是上選嗎?我們認為台灣十幾年來投資到大陸的資金可能超過千億美金,這些錢隨著大陸營運規模的擴充,大概只能有「帳目」上的回饋了,實質的錢可能留在大陸擴大投資去了。但是如果我們完全開放陸資的話,這一千億美金很可能在一兩年內通通都回來了。不止如此,所有曾投資大陸股市,為大陸坑人的股市所苦的大量資金,也會循正常管道進來投資台灣股市,以及台灣的房市。

 前面提到,現在已有台商在大陸投資成功的企業想回台上市,財經官員與學者往往顧慮多於鼓勵,認為這等於讓台灣的錢投之於大陸,與資敵無異。如果配合外資、陸資的全面鬆綁,我們再准許台商創業成功回台上市,我們甚至再大幅開放、鼓勵大陸本土績優企業來台上市,用全世界的錢來打造我們的股市與我們的金融資本市場。而且,如果多數績優知名的大陸企業來台上市,也會促成更多大陸投資人投資於台灣的股市。一旦全世界認定到台北上市籌資最有效,到台北可以找到最好最多的投資標的,只要這個良性循環的巨輪開始滾動,台北絕對可以在10年之內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其規模可能比現在的香港又大上數倍。

 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如果營盤的佈局、營盤的規矩,都經過前瞻的設計、細密的規劃,任何兵來都能打勝仗,則這個營盤豈只是鐵打的,它會是「金字招牌」呢!這總比受困於執政者的意識型態,而簡單的從這個不能那個不行,坐視台灣資金的流失,企業的出走,競爭力的弱化而一籌莫展強多了。老實說:如果今天的台灣政府只為了炒熱一邊一國的對立,而攫取其政治利益,絲毫不奮力在兩岸的困局中找出共同的利益,為台灣接通步向另一個高峰的任督二脈,自總統以下必須都為這種致命的「行政怠惰」負責。我們不在乎誰在位?誰下台?我們最擔心的是:未來的5年是全球決策者決定把寶壓在上海或是台北的關鍵時刻,任何執政者如果讓上海贏過台北,都會讓台灣完全被邊緣化而步上新加坡的後塵,果真如此,這些執政者就是真正出賣台灣前途的「賣台分子」。

 台灣除了有機會取代香港超越上海成為亞太,甚至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之外,台灣還極有可能取代香港,超越上海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甚至也可以是中國營運總部。香港所處之地理位置,以及50年來自由的資本主義體制,使它成為轉動亞太經濟的總樞紐。台北與上海地理位置比起香港更加優越,只是之前都不是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因而把這一切的榮光拱手讓給了香港。其實香港除了金融,地產以及服務業之外,並沒有特定的重要產業;如石化,高科技等群聚,所以香港這個營運中心是金融中心,提供資金流動的方便;貨物的轉運中心,以最高的效率一次到達定點;也是東西方,台灣大陸與各城市的交通的樞紐。這裡是人、貨、錢輻輳之地,加上自由的資本主義的法治與效率,使香港雖然沒有強大的產業群聚,還是亞太營運中心的最佳地點。這其中,因為台灣與大陸不能直接通匯、通郵、通電、通航的中轉收益,絕對佔香港極為可觀的份量;光是每年往來兩岸的360萬人次、經由香港轉赴歐亞非洲的另外幾十萬人次、及來往中轉的貨物不下500億美金、經過香港轉匯的貨款可能達1000億美金、以及因為台商在大陸的各種活動所衍生的龐大的地下經濟的洗錢或轉匯的服務,香港之作為營運中心,台灣實在貢献良多啊。台灣光是收回這些假手香港的服務,就能為自己創造幾千億的商機,更何況一國兩制的失敗,來自政治的原因,正將這一切鉅大的機遇拱手讓出,而台灣恰是最具潛力的承接者,我們絕不可再以政治的原因,而讓這個天賜良機失之交臂!

第六章 上海 發展的越快缺少的更多

既然現在是香港、上海、台北的角力賽,我們且回顧上海的歷史,再來看上海的條件。

上海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超大型的城市,它開埠於1842年鴉片戰爭後簽的中英「南京條約」。條約中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列為對外開放城市,稱之為「五口通商」。條約第二條也規定;允許英國人帶所屬家眷在上海居住、貿易、通商,大英帝國君主也可派領事駐在上海專理商務事宜。

開埠以後,上海發展迅速,很快的成為中國第一大城。造成上海的發展有幾項原因;第一,租界地位的行政法律體系獨立於中國之外,成為天災人禍頻仍的中國人重要的避風港。想躲避連年戰禍、飢荒、瘟疫的人不斷的遷入上海。第二,上海有完整的經商法則規範,資本主義環境優於其他通商口岸。外國資本、中國資本、私人企業依次的進入上海,使上海發展成為中國的工商貿易中心。為了謀生和發財,上海的人口成長了一百年,到共產黨接管上海後才停止。改革開放後,內地的人口,近十年又開始大量的湧進上海。第三,上海有足夠大的腹地,吸納各地遷入的人口。上海開埠時只侷限在老縣城一帶,租界建立後,就推到了蘇州河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經歷了三次擴張,上海不停的往西、往北擴張,很快的就到靜安寺、徐家匯一帶。到1914年時,上海的城區,已比開埠時大了20倍,人口成長了9倍。

上海因行政法律體系獨立於中國之外,使它成為中國民族意識和革命活動的園地。從孫中山、廖仲愷、蔣介石、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都曾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當然,由於經濟繁榮,新興階級、政治力量、文化交通都匯集於上海,上海的娛樂事業也特別發達。連帶的上海黑社會特別活躍,這也是它的重要特色。

上海由於經貿政治地位的重要,歷任市長都與中央層峰有非比尋常的關係。第一任市長黃郛(字贋白,蔣介石義弟),第二任市長張群(字岳軍,蔣介石留日同學),第三任市長吳鐵城(參加過辛亥革命,民國十年首開風氣之先,在廣東香山公開競選縣長,是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位民選縣長),第四任市長沈怡(黃郛妻沈亦雲之弟,曾任上海工務局長十二年,接任後不久大陸易主。沈怡後來曾在台任交通部長)。今天我們知道的江澤民、朱鎔基也都在上海歷練過後才進中央。可見上海政治地位的重要。

數數上海的缺點

自1980年北京決定全力發展上海以來,上海希望在80年代成為中國經濟中心,在90年代成為亞太國際金融中心。現在的目標則是要建設上海以高科技中心、金融中心為基礎,在2010年成為世界級的國際都市。上海是否有這個條件呢?

首先上海作為一個金融中心是不夠格的。中國的資金有八成集中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而國有銀行其實是政府機關的外圍組織,所以他在政府組織堜w位為「副部長」級組織,銀行人員升遷仍然照政府的體制。這種的銀行體系太過落伍,資本市場的運作實質上不存在的,也不會有大量的閒錢敢於留在上海。上海作為人、貨的轉運中心,則因其海空基礎設施不夠完備,通關手續不夠簡化,也沒有境外轉運中心,不容易成為海空的轉運站。

上海近十年的發展是靠批租土地,而不是靠企業、產業做起來的,上海最重要的產業是「地產」,不是「房產」。也就是說他們買賣的是地皮,而不是房子。2003年六月「亞洲週刊」報導;根據上海房屋土地管理局披露:從2001年七月一日起到2003年七月一日止,上海通過土地批租進帳有二百多億美金和一百多億人民幣,合計超過一千億人民幣。批租土地是上海建設最重要的資金來源,房地產業成為上海六大支柱產業之一。

上海沒有自己的產業,地產的發展,又使它失去了製造業所需的成本優勢。現在上海申辦世界博覽會成功,又把上海房價推升了7%到20%。根據上海房地產交易中心統計;在未來十八個月要完工的高檔樓盤面積(每平方米單價七千元人民幣以上)有631萬平方米,已提出計畫,未來三年會完工的有236萬平方米。這種供過於球的現象可能使上海將來出現房地產泡沫現象。

上海很在乎世界博覽會,但是網路發達後,世界訊息溝通迅速,大型博覽會和大型商展已經逐漸失去了功能。世界博覽會92年在西班牙塞維利亞舉行,虧損2.1億美元、2000年在德國漢諾威舉行,虧損了十億美金。至於舉辦Cebit電腦展的公司,這些年辦展參觀人潮越來越少,都處於虧損狀態,過去台灣科技業一定會群聚一堂的拉斯維加斯秋季電腦展,在911的陰影下已經永遠告別了他輝煌的過去。現在上海市政府把世界博覽會當成推升上海發展的重要工具,是有極高的風險的。

據2002年富比世雜誌公佈的全球五百大富豪中,經營房地產的僅有三十個人。可是同年中國的百大富豪中有43人是經營地產的,快佔一半了。上海地產批租的權力只掌握在少數人的手堙A沒有公平、公開的市場機制,結果就不免官商勾結、官商合一、權錢交易。2003年六月的亞洲週刊報導指出;自2001年七月一日至2003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上海共批租了479筆土地,公告的卻只有57筆,沒有被公告的批租筆數和金額,顯然都有暗盤交易。從這裡看來;號稱最大金融弊案的上海人民銀行前經理劉金寶所牽涉的違法貸款給周正毅的農凱集團和錢永祥的萬泰集團,中共中紀委吳官正派出了二百多名調查員進駐上海察辦,五十多名涉及的官商被調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由胡錦濤簽署的通知,禁止上海市委會和中央軍委會人員對此案的打聽、過問。可見上海貪腐狀況的嚴重,劉金寶只是這一窩老鼠屎的一小粒而已。

另外上海目前不是自由民主法治的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的威權以及人治的色彩太重,其效率只及於重點所在與耳目所及。對於企業活動所關心的生活、交通、治安、金融、契約……等等,沒有法治為前提,勢必事事提防,事事難辦。加上社會變遷過快,無法提供足夠有訓練,有專業素養的人才供企業選用,要作為營運中心,上海還有許多不足之處。

如同亞洲週刊指出的;上海沒有足夠的人才,上海沒有經營全中國市場的企業家,更談不上國際性的企業家、上海沒有能影響全國政策的經濟學家,更談不上國際性的經濟學者、上海沒有影響全國的大眾傳播工具,也沒有影響全國的輿論力量,只有開放內蒙和江西這種不夠發達地區的有線電視進入上海、上海要作為經濟中心,但沒有良好的教育體系,一流的MBA和EMBA學校都在北京。

當然,上海之所以現在成為世界投資的大熱門,一則是傳統上,上海就是中國的門戶。這個門戶,坐擁整個長江流域,這個中國最主要的經濟命脈的龍頭地位,南來北往又是沿海精華帶的中心點。揚州,杭州,蘇州以及浦東一帶提供了廣大而富庶的直接腹地,這些腹地十幾年來連同上海市,正是外商投資最多最密集的地區。光是上海市就吸收了約480億美金,連同腹地可能早已超過千億美金的投資了。這些製造設備廠房,辦公大樓,公共建設以及各種服務設施更促成了上海這10年來驚人的進步與繁榮。說上海就是進入中國的門戶,是正確的;就其經濟上的戰略地位,誰都不能否認,但是上海是否就是最理想的中國營運中心或者是總部?則或許未必!

上海與各省沒有聯繫

首先在專制極權的體制之下,政府機構與政府相關的外圍組織以及國營企業還是最大的買主,這些單位的決策核心與上級單位也大都在北京,在上海並不能做成大部份的採購決定或者合作協議,結果是總部設於上海,平常要到北京出差,而這種差事,北京“分部”是無法代勞的。

  其次,中國的諸侯經濟已是無可改變的事實,任何省市黨委書記都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中央的政令、成堆的法律在政治事務上有其權威性,在經濟事務上這些法令與規定則僅供參考,經濟事務永遠是地方首長天經地義的禁臠!你生意做小了,或做垮了,引不起他的注意與興趣,一旦生意做大了,賺錢了,肯定會以各種方式要分一杯羮的,各種苛捐雜稅胡亂攤派,還算是客氣,更狠一點的假借名目逮捕拘禁,大敲一筆贖身費或者乾脆強奪你的事業把你掃地出門,這種到處要拜碼頭、拉關係,甚至走後門的生意,對於程度上較透明較有王法的上海市民來說,反而是較難揮灑的。對於把中國總部設於上海的外國人來說,出了上海好像是進入另一個國度,或竟是好幾個國度呢!

各省市地方官員不一定有橫的連繫,但縱的連繫直通北京則一定都是有的。有時候,從北京打通關節然後往外輻射,說不定比在上海的「總部」更有效呢!我們看到李光耀的蘇州新加坡工業區的例子,便可以知道要在地方「做大事」,如果沒有地方首長的支持,或者說與地方首長分享「成果」,即使得到江澤民的大力支持,又能如何?眼前的蘇州市長說不定也是江澤民的嫡系呢!

在諸侯經濟,各自為政的現實之下,一個大陸企業要在各省市走透透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是一個外國的企業?這時從上海或華東這個較有王法,且最先進的市場所取得的經驗、所歸納出來的法則、或是所僱用的當地上海人也不一定能用來經營整個大陸市場。此所以我們只看到外商把上海當中國營運總部,大陸本地的大企業卻仍分散全國各地,也沒有把上海當作「營運總部」的意思,反而以北京作為營運總部的公司亦不在少數!

對多數的大陸企業而言,上海只是華東的區域中心,就像重慶是西南的中心一樣。大陸企業的觀點很值得台、外商深思。大陸的政治版塊容或是統一的,但經濟版塊絕對是破碎的。其地方首長的權力太大,制衡的單位欠缺,司法是行政的奴僕,尤其是箝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更讓這些大小諸侯為所欲為、肆無忌憚!

對於大部份台商,尤其是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的台商而言,由於絕大部份的投資都集中在華東一帶,而這裡是以上海為其中心的。台商在上海頻繁的進出,帶客從上海去參觀工廠,在工廠把生意談成了。兼有內銷的台資企業,為了管理方便,又把業務行銷部門,設於上海,於是而說上海是中國的營總部,甚至認為可以作為全球總郤。外商懾於上海這十年來的突飛猛進,以及傲人的硬體建設,加上上海絕佳的地理位置,而以為上海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營運總部,「反正在中國本來就須要一個總部嘛」!台外商可能須要更清楚的深思:到底企業有多少決策是在上海做成的,一定非在上海不可的?建廠的決定嗎?機器設備的購置嗎?購料的決定嗎?與國外大客戶的生意嗎?與國內大客戶的生意嗎?又或者是在大陸的營運方針,銷售策略等等。除非台外商真的把全球總部遷到上海,自CEO以下都在上海上班,否則上海和所有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一樣,永遠都是決策體系中的尾閭。所有以上提出的重要決策問題,都是居於總部的CEO的決定,「上海這個中國總部」大概只能執行既定的主要決策了。即令如此,很多大生意,大決策仍需在北京作更綿密的經營,而且這種操作也通常要到中國國總部負責人,甚至CEO親自出馬、長期坐鎮的地步。「總部在上海,活動在北京」,對很多大公司來說,也似乎是家常便飯。對軟體巨擘微軟來說,北京官員的一句話,可以決定大部分的官方採購金額,甚至是全中國未來的軟體標準。對它而言,可以不到上海,絕不可以不到北京;對英特爾(Intel)來說,它所有的大客戶總部,不在台北就在北京,上海只不過是一個消費市場,甚至製造基地深圳都比上海重要,所以英特爾在台北已連辦了6、7年研討會,北京深圳也已辦了2、3年,就是不必到上海!

上海只代表上海

 中國的極權專制,監管一切國營企業的政經現實,使得中國官方或官方相關單位成為消費品之外的最大買主(很多國營企業甚至還在做消費品的配給呢!)這使得在北京的採購決策權或其實質影響力遠遠大於上海。中國的地方首長在缺乏制衡與輿論監督的情況下,成為地方經濟事務實質上的最高決策者,因而造成諸侯經濟,「形格勢禁」,也使得立足於上海的企業就像立足於其他省市的企業一樣「有志難伸」。從政治上,經濟上的決策影響力來看,北京是全中國的北京,這殆無疑義,就經濟事務而言,上海並不是全中國的上海,上海其實只是揚州,蘇州,杭州以及浦東的上海,它也是一個諸侯經濟,只不過是一個超級的諸侯經濟罷了。

上海有強烈的企圖心想成為全中國的金融中心,但除了亮麗的高樓大厦可比美國際大都會之外,如前所述它的條件不是10年內能補足的。上海當然也是大陸重要的海陸空交通的樞紐,但平津也是,香港也是,其效率甚至還遠遜於香港呢! 上海當然是許多跨國企業的中國總部所在地,只是一則它是企業決策體系的尾閭,二則是很多商務的決策不是要去北京面聖,就是要去向諸侯磕頭。天子腳下大家平起平坐嘛!做為一個高科技產業的製造中心,上海則是當之無愧,全球,尤其是台商,幾乎都在華東地區建構了最大的產能,而以上海的海空運輸作為吞吐,上海的機會或許可以從製造中心的群聚起跑,快速往價值鍵的上游發展,這是上海的一大契機。但是往上走,碰到的是研發中心的群聚,這個就不只是工資低廉,或種種優惠所能促成,研發中心群聚的條件與製造中心可以完全脫鉤,所以矽谷幾無大規模的製造工廠,也無任何獎勵措施,更是全球經營成本最高的所在。而仍不妨其成為全球最大最重要的設計、創意的群聚!上海這些條件也不具備,短期內是做不成這個研發設計的群聚了。

但是藉由這個龐大的製造群聚,而把其零組件產業建立起來,以形成一個穩固的供應鍵,至少可以保住這個製造中心的地位,多爭取幾年的時間,把高附加價值的環節建立起來,這是與時間的競賽,因為製造絕對講求低成本、高優惠,一旦華東地區工資大幅上揚、優惠期間結束,內陸的經濟諸侯絕對有十足的條件,把製造中心搶走的(以現在高科技產品,普遍採取空運的方式,從內地,如:西安或武漢,往西飛歐洲,往北飛美國,循大圓航線都可能比上海還近呢!)

上海最尷尬之處或許是它匯聚了全球跨國公司的分公司,這一點中國沒有一個省市可與之比擬,但是放眼全國檯面上知名的大企業,卻沒有幾家的總部設在上海,在上海原生的企業,也不一定就成為全國性的知名企業。所以上海市最高級的人才,通通是在秉持他人的意志,奉行總部的決策,有極好的薪資待遇,但都是在為人作嫁。上海之作為中國的門戶,80年前是買辦階級,80年後還是買辦階級!難怪上海作為全中國的首善之區,而上海的首富也只能勉強擠進全國前10名,最近,周正毅因違法超貸而身繫囹圄,上海也就沒有全國前十大富豪了。

 或許是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所給予的豐富想像空間,上海又是進入中國的門戶,更被建設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表徵、樣板。使得全世界的產品、服務乃至於全部的知名品牌,產生了一個重大的錯覺:即要進入中國,必須先登陸上海,要征服中國,必須先征服上海,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湧進了極多的產品與知名品牌,並投入數倍於正常行銷費用的資源,企圖一舉擊敗競爭者,或不為競爭者所擊敗,而站穩上海灘。可惜的是,由於經濟割據以及中央集權的關係,上海其實並不代表中國市場,上海也不完全代表整個華東市場,上海事實上只代表上海自己,在上海成功,其實都是慘勝,並不代表進入中國就是一片坦途,在上海失敗,也不表示在中國其他地區就不會成功。

台外商這樣子把所有的產品、所有的服務、所有創意全數塞進上海,對上海市民來說並不全然有利,想想看在先進國家用五十年的時間,也是在激烈的競爭中走過的路,在上海要在十年內全部被塞滿,可以想見上海市民從閉塞狀態下驟然開放,面對爆炸性的資訊、爆炸性的商品、以及爆炸性的服務、爆炸性的變遷速度,於是始而驚訝新奇、迷惘失措,繼之一再的嚐未入味,又換一味,終於因過多的刺激而麻痺了感官與心靈,無暇與無法深入任何資訊、事物的創造過程,與其真正價值,遂使上海之消費文化或著說消費現象淺薄而浮動,大致上是喜新厭舊,而且變化極快,但也夾雜著新舊皆厭的過度飽和現象。這就像我們吃一頓五菜一湯的“梅花餐”,我們可以欣賞每一道菜的美味,吃完還記憶猶新,齒頰留香。如果是一頓十六道菜的豐盛筵席,我們還是吃得出每一道菜的美味,事後只覺吃得撐了,也不太記得每一道菜的特色了。如今的上海人就像在一個高級的不限量自助餐廳一樣,幾百種美食全都要塞進來,只覺得肚子漲得難受,根本吃不出任何一道菜的美味了!全世界,也只有現今的上海人受到這種萬分的寵愛,或者說是萬分的折磨了!在上海要成功大概只能以更生猛、更麻辣的重口味,來喚起已經麻痺的感官與心靈,難怪在上海的流行商品起落迅速,不多投資就會衰落、更須用數倍於其他城市的投資才能確保成功-----也只是短期的成功。

這也可以反證,我們前面說到的上海只代表它自己:這種「不正常」的「過飽和」的商品經濟,會扭曲上海人的消費觀、經營觀,乃至於對人、對事、對物的價值的體認,而這種「上海觀點」是絕不適用於大陸其他地區的!

說實在的,在上海的成敗,也只不過關乎一千萬人市場的成敗,成固可喜,敗亦無憂,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殊市場,上海經驗,其實無助於中國市場的拓銷,反而是執著於上海,以為「一定要先贏得上海市場,才能贏得中國市場」,會讓企業事倍功半,甚至耗盡資源也無法立足上海灘,因而喪盡了進出中國其他市場的寶貴資源與時間!

 作為營運總部所在地,上海或許可以憑其「魅力」讓中國、香港、台灣或全球大企業,將其總部遷至上海,以壯大上海為決策總部的實力。然而放眼百年來的中西企業發展史,大企業搬遷總部的例子極為罕見,小國如荷蘭、瑞士、芬蘭其跨國企業菲利浦,與雀巢與Nokia全球建置不下百個據點,其海外的營業所得早已超過國內的數倍或數十百倍,幾十年來其總部,仍雄踞本國紋風不動。一個企業總部不易搬遷,這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甚至是國家民族的自尊。看來上海這個廣大的「買辦」階級、製造中心的群聚,以及功能有限的「中國總部」之特色,大概還要持續相當的時間,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不為過!當然,這也要看台灣或是台北做對多少事,又做錯多少事而定。

台北的條件貴不可言

 台北作為台商企業的全球營運總部,本就是不爭的事實,這裡有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體制、有完備的全功能服務、有超高效率的設計中心的群聚,也提供了面向世界市場的各種基礎建設,即令兩岸不能三通,在大陸的製造投資逐漸超過台灣、大陸市場規模也遠大於台灣,短期內也看不出有任何重要的台商企業會把總部遷到上海。

上海或整個大陸對台商而言,只是一個製造基地,一個市場。其在台灣的研發團隊仍在大幅擴充,向政府申設營運總部,以取得更多優惠的大企業,也幾乎無一缺席。怎麼會想把企業總部遷移到上海?

台北雖然保有這些「優勢」,也已面臨成長的瓶頸。當大量的工廠遷往大陸,造就了中國沿海地區的高度繁榮,卻也留給台灣龐大的失業人口,而且這些失業的人口,不會因為景氣復甦而再就業,他們必須轉業,也就是台灣必須先能轉型,才能創造更多的非製造業的工作,以吸收這些失業人口;台灣也必須轉型,用更高的附加價值來持續提昇我們的國民所得。所以我們要把台北這個已是世界重鎮的高科技設計創意的群聚,由只限於台灣的工程師與台灣的企業,大幅擴充為向全球的工程師開放,向全球的高科技業開放,以追平矽谷甚至超過矽谷的格局來擘畫。

我們要把台灣最有機會凸出於十四億華人圈的媒體娛樂產業視為另外一個兩兆雙星(即媒體業與娛樂事業)來推動,全力吸納這方面的人才、創意、與產業進駐台灣,讓台灣成為全體華人共創新世紀媒體與娛樂事業嵮峰的最佳舞台,讓全體華人都能分享因之而來的豐富生命與生活內涵,如宗教、思想、言論,以及各種多姿多采的娛樂創意,我們要在婆娑之洋中,打造台灣成為「科技之島」,打造台北成為「天使之城」。

  在香港走向蕭條沒落之際,我們以台北發達的「高科技金融資本市場」為基礎,配合對所有外資投資台灣的完全開放,並特別吸引各式各樣的陸資來台,另更鼓勵全球企業來台上市,以壯大台灣的金融資本市場。我們也極有條件將台北建構為亞太金融中心,乃至於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這些努力,包括隨後要討論的亞太營運中心,無非是要把台灣從製造為中心的經濟體質,轉化為以創新、經營、以及服務的高附加價值的體質,而為台灣開創另外一個五十年的繁榮。

 我們在這裡談台灣作為一個營運中心,是與這些相關的配套一起考慮的,這些「中心」,彼此也可以互相加強,也就是說產業的群聚之外,在台灣我們也要做到研發中心、金融中心,媒體娛樂中心、營運中心以及轉運中心的群聚。當台灣成為各個中心的中心時,台灣就是亞太的樞紐、全球的樞紐,其地位可能為歷史所僅見,而其境界,則「貴不可言」。

台灣除了作為台商的營運總部之外,是否也可以成為外商,經營大陸市場的總部?是否也有這個卓越的條件,成為中國企業面向世界的窗口?乃至於亞太各國面向世界的窗口?台灣作為營運中心的極致是成為亞太的中心,而亞太如果又是世界的重心,台灣乃成為世界之樞紐,「讓全世界在台灣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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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放送伯

轉自:http://tw.club.yahoo.com/clubs/HonSunBay__KaiGang

有興趣看全部的人,可以到此家族檔案庫下載「第四個奇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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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kaihg 發表

  為什麼大家都認為三通後經濟會變好呢......

  誠然,台灣的未來走向一定是品牌及研發,但在有能力做到這地步之前,本身的根基還是要顧好。所謂的三通是什麼,其實就是貨物往來沒有限制,這種情形下,目前以.............(論壇訊息:引文過長 恕刪)

台灣這些年走掉的外商

原因幾乎相通

沒有三通

面對三通

台灣不是只會吃虧

光是人才和資金可以回流

就是經濟的活水

不是一直說要走品牌嗎

那為什麼又不斷害怕三通後對岸搶代工的利益?

台灣在故步自封啊

呃 還有一點 既然是品牌 又怎麼會是MIT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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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chrisnice79 發表

最初由 kaihg 發表

  為什麼大家都認為三通後經濟會變好呢......

  誠然,台灣的未來走向一定是品牌及研發,但在有能力做到這地步之前,本身的根基還是要顧好。所謂的三通是什麼,其實就是.............(論壇訊息:引文過長 恕刪)

  你說:三通之後,人才和資金可以回流,就是經濟(應該是這個字吧)的活水。

  人才請解釋為什麼三通之後就會回來,人才重的是頭腦,而不是身體在何處。廠長那種的也不算,他們本來就該顧好自己的工廠。

  現在資金不能回流是台灣的錯嗎?是中國在政策上不讓台商將錢轉回來的,有哪所國家會限制不讓自己國人的錢回流的?

  有品牌之後固然是不怕被搶代工,但這前提是有基礎的客戶、知名度、市場。難道台灣以前代工時代的人沒想過走品牌嗎,但就是一說要走品牌,國外廠商就將訂單提走,沒有收入,而新出的品牌不是都能馬上有一定市佔率,自然就垮了。

  所以不是要走品牌就不用怕被搶代工,而是在牌子出名了才不用怕。像ASUS和ACER是老牌了,已經轉變成下單的人,又何怕爭奪之有。

  至於MIT,請看看日本,他們的產品都是日本製的嗎?不見得吧,但有誰說這是MIC的,還不都說是日本貨。不過要做到這點就是品管的問題了,如果MIC的品管做的好,為什麼不能說是MIT的。

  還有我覺得一點很重要的就是,【為什麼一定要去中國投資】。金磚四國只有一個中國,剩下三個為何在媒體上都不鼓勵的。市場印度不輸多少,更別說他們高科技人才了。即使不說金磚,南美共同市場(雖然近日似乎有變數)、歐盟、南亞,都消失了嗎?

  好像又說太多了,先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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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人才的回流並不侷限於台灣人才

中國高階人才也可以來台灣

這些人有專業能力 有消費能力

對台灣也是幫助

還有

人才重的昰頭腦沒錯

但是身體在哪當然也很重要

不然全世界高科技人才為何都往矽谷走

這叫''聚落''

資金上不能回流我想要在查一查

不過至少中國的資金進不來吧

不然最近TVBS為什麼一直被要求解釋中資或港資

關於品牌你說的沒錯

可是回到三通的話題

如果只因為三通會衝擊國內製造業

就拒絕三通

這就是過度保護國內製造業

這才會失去競爭力

因為沒有競爭

美國開放美墨邊界自由流通

也造成多少美國勞工被墨西哥勞工搶走工作

但是這逼的美國勞工提升本身技術

結果來看提升了美國的製造能力

這都是競爭的益處

關於MIT

我想你要再去多看點資料

MIT指的昰''製造國家''

和品牌發源地沒有任何關係

你說''出口的時候必然是以MIT的牌子出口,即使是在中國製造''

那就叫MIC made in China

不叫MIT made in Taiwan

金磚四國中中國利台灣最近

語言文化又相進

當然這是優先考慮的部分

至少語言 能省去多少心力

最後看看最近的新聞吧

歐洲商會跟美國商會連續數年對台灣政府提出警告,表示如果台灣不開放兩岸直航及貨品人才的流通,外商對台灣的投資將會減碼。歐洲商會執行總裁紀維德強調「這是個威脅,如果吸引到新的投資,這個新的投資可能不會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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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chrisnice79 發表

首先 人才的回流並不侷限於台灣人才

中國高階人才也可以來台灣

這些人有專業能力 有消費能力

對台灣也是幫助

還有

人才重的昰頭腦沒錯

但是身體在哪當然也很重要

不然全世界高科技人才為何都往矽谷走.............(論壇訊息:引文過長 恕刪)

  以中國人的立場,台灣有什麼好玩的?用那些仰慕中華文化之人的話來講,中國物大地博,高山美水多不勝收,台灣一個小小的彈丸之地有什麼好來的。

  聚落之所以會成為聚落,是因為其有優勢的所在吸引人群聚集。中國現在優勢的是勞力、材料成本,並不是人才。反而台灣還有科學園區,而中國這種極權發展中國家有可能讓他的高科技人才過來嗎?那三不三通對人才聚集又有什麼幫助。

  中國的資金當然是不能回來,但是台商賺的中國錢理論上是要可以回來的,但中國卻要求繼續投資下去,不能回台灣。(其實香港都回歸中國了,港資還不等於中資?)

  現在去中國因為勞力成本降低了,甚至連部分材料成本也降低了,同樣的東西降低了總成本,利潤提高,你會想要提升你的技術嗎?反正這批員工要求更高的薪資,就換一批。

  美墨邊界勞工失業,那是勞工的失業,對白領的有差嗎?或許勞工真的會有技術提升吧。

有人在趕,等等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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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幾年偶出經濟低潮,中國觀光客有多大的關係也許你可以去查查看,外國的月亮比較圓,觀光勝地的國民都不出國的?

中國的優勢在哪裡,端看你要用它何種能力,微軟在上海成立''亞洲研究院'',比爾蓋資稱呼其中的人''天才們'',他們在成立了數年解決了各種實務上無法克服的困難,google視這批人為最重大的挑戰,這樣說來,中國的優勢只在勞力?矽谷這幾年台灣的地位被中國大幅取代,可見高科技人才來去的問題,這恐怕只是我們這邊開不開吧

港資就是中資,那慘了,台灣有一千七百億的港資投資,全部用中資認定驅逐,明年GDP能有多少?

中國資金能不能回流,這不只是中國要求的問題,''殺頭生意有人作,賠錢事業無人幹''

如果在台灣賺的到錢,會不回來?當初會去中國?

世界這一波原料多頭行情持續了多久,中國的需求如此廣大,我不懂材料成本如何降低

還有提昇技術是牽涉到勞工和資方兩方面,如果台灣員工在勞力便宜上無法跟大陸競爭,那自然就要提昇自己的技術,市場總有高階低階產品,我們現在就是要大聲急呼提昇我們的產業為高階產品,(套句流行話,就是走藍海策略),如果我們的勞工自己不肯提昇,被比下去能怪誰

還是回到本題吧,

每次只要政府有開放三通的風向球出來,股市就應聲上揚,難道市場的走向還不夠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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