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清風

對古代歷史人物評價仍須建構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以順治為例 孫連成老師

據說董鄂妃的歷史畫像，端的是花容月貌，腰身纖細，穠纖合度。

就是如此般的美貌容顏，讓順治從荒淫的多情種子一變而為癡情少年。貴妃前腳剛走，四個多月之後，少年天子福臨就溘然離世，可以想見打擊之深、傷痛之切，幾度尋死覓活，都給大臣攔下來（魏特《湯若望傳》）。

順帶聊一下順治

順治朝的18年，有所謂六大弊政和六大功績，歷史學家對這段歷史的評價可說是毀譽參半，其實帳也不能全算在他頭上，他畢竟只是個無權無勢，形同傀儡的兒童皇帝。順治24歲時據說得到天花（痘症，註1）就匆匆謝幕，短暫卻絕不平淡。

一般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愛情上頭，但其實他在整肅政敵上算是個狠角色。萬曆只不過整了張居正一家抄家奪爵，順治一下子就滅了10家，甚至對多爾袞鞭屍洩憤，更有甚者，根據當時在北京的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韃靼戰記》描述，順治還命人把多爾袞的頭割下來，令他身首異地，「暴屍示眾，他的雄偉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此外還公開的嚴禁他的近支親屬前去憑弔祭掃（這是對死人最嚴酷的刑罰，有點變態，人都死了還不讓他安寧，列舉十大罪狀猶餘事爾，古代宮廷鬥爭著實慘烈，不過也有學者指出鞭屍刈首說不可信，多爾袞按滿洲貴族舊俗普遍實行火葬可能性較高，但順治確有授意，幾次平毀多爾袞的墓葬，開棺將隨葬物品取之一空，還將骨灰放到瓦罐裡，幾次折騰下來，骨灰也拋灑得差不多了，近似「挫骨揚灰」。註2）。如果此事屬實，從這一點似可略窺兩個人的風度天差地別。皇太極對多爾袞有殺母，占位，奪愛（該打個問號，這始終是個謎）之仇，但皇太極的昭陵是多爾袞一手主持修建的，氣勢非常宏偉，是關外三大陵之首。

據說直到後來乾隆皇帝偶然翻閱相關記載，竟然感慨萬端，以至唏噓墮淚說道：「想睿王手握兵權，何事而不可為？」，還賦詩一首。 下令內務府修葺睿親王墓，准其近支祭掃。並頒詔肯定多爾袞開國功績和忠心，為多爾袞平反昭雪，復還其睿親王封號。

此外，福臨性格不定性，有點任性，多次拒斥逆耳忠言，做事常出爾反爾。康熙說過他當年「無一日承歡于世祖膝下」，多少反映福臨是個難伺候的主子，可人家就是運氣好啊。

有點離題，就此打住。

註1：但學界也有人認為他死於滿族內部紛爭，為仇人所殺害，死後只見屍身，不見頭部。另有「順治被鄭成功炮斃於廈門」新說，只不過純屬推測，缺乏有力的說服理由以及確鑿的史料佐證，以致誰也說服不了誰，很難有一個確切的結論。

註2：對於多爾袞被鞭屍，官史為世祖諱，當然不予記載（否則史官要冒著掉腦袋的風險），朝鮮史料內僅記載有九王墓被平毀，殉葬品挖掘一空，但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的韃靼戰記，湯若望的筆記，以及彭孫貽的手稿都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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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家，即在咖啡館；

不在咖啡館，即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

遠離桃花源的延伸思考 孫連成老師

陶淵明的妻子

羅晴設身處地站在身為妻子的女性視角以及以世俗的社會責任角度來看問題，雖然不免有當代價值觀投影，卻也非全無道理。只要不被老師或經典的想法所完全左右，就可以給三顆星。以世俗的標準看，他不是個給妻子溫飽的一家之主，也不是個忠貞的好臣子，更不是個教子有方的好父親。這點俄國文豪托爾斯泰也不遑多讓，高齡82歲竟然還拋家棄子離家出走。無獨有偶的是，網路上也有個帖子說，「杜甫每天都在作詩、欣賞風景，卻不掙錢養活老婆孩子，是個不負責任的壞人」（嗯，說的好，原來「掙錢養活老婆孩子」是如此般重要，我真該死，沒能好好「掙錢養活老婆孩子」，嗚，老婆大人，寶貝女兒，爸比我錯了）。有位女性網友的反應是：「我一聽就暈了，這是哪兒跟哪兒啊」。我是笑到不行（雖然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主題，我不得不承認當代價值觀看來確實蠻「多元」的）。

在中國傳統父系社會家父長制權威巨大陰影籠罩下，女性淪為附麗邊緣的角色，在飽受壓抑下，很難去追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到底活的快不快樂，很少有史家去關心，當然另外一個因素是受限於書寫家中女性的作品有「內言不出於梱（或作閫）」（《禮記‧曲禮上》）的忌諱，以致除詩經國風等少數篇章可以看到活潑自由的女性身影風采外，中唐以後的女性多半潛隱在士大夫的悼亡作品中，直到明清以後的言情小說《金瓶梅》、《紅樓夢》似乎才較明顯可見露骨刻劃女性的情欲世界和真實生活樣態。在「女子無才便是德」（Woman, mediocrity is your virtue!）的刻板規範下，相較於男性以道德才學為教育內容，並施加克紹箕裘之家業傳承、名位富貴之進階追求的諄諄教誨，生為女兒身幾乎都顯得缺乏人文的雕琢，而不符合文明的期待，只留下少數才女和名妓的身影，即使如林黛玉般空擁才華，卻也難掙脫歷史的困境和命運的無情捉弄（嘆）。

中國歷史上的女性身影，閨怨和相思等集中在愛情的題材佔了相當的篇幅，再有就是對命運的悲嘆哀憐，才華橫溢又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女性似乎不多，一生幸福所繫又似乎端在所嫁或暗戀的男性是否有大出息（如十七姨之於李商隱，十三姨之於黃飛鴻）。紅樓夢中的賈母算是位尊權重了，但她有「才」嗎？從〈北征行〉中可以略窺杜甫的女兒天真爛漫的一面，但「癡」與「幼」幾乎是杜甫詩中女兒們主要而共同的造型，看不出具有個人特徵的鮮明個性或被充分發展的才情，存在於「父親的凝視」背後的是性別政治的曲光鏡所折射出來的嬰兒化、扁平化的女兒造型【請參閱歐麗娟〈杜甫中的女兒形象與女性教育觀〉】

以收入中學文史教材的文本而言，從據說哭倒長城的孟姜女【註：據說“孟姜女”原意為“靚妹”，而且孟姜女哭倒的是齊長城，而不是秦長城。若對孟姜女本事有興趣，可參考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以及劉靜貞〈依違於私情與公義之間──孟姜女故事流轉探析〉】，到遠嫁烏孫的細君公主充滿感傷的歌、〈昭君怨〉、蔡琰〈悲憤詩〉、潘越的〈悼亡（妻）詩〉、〈孔雀東南飛〉、白居易筆下的琵琶女、宋代蘇洵〈自尤詩〉（哀悼才十八歲就為婆家虐待致死的女兒，詩中敘述了一般詩文絕不會透露的，存在於士大夫家中對女性的虐待）、袁枚的〈祭妹文〉、詠〈葬花辭〉的林妹妹、巴金的〈懷念蕭珊〉，幾乎都令人一掬同情之淚，可是陶淵明的妻子是否對命運也曾有類似的悲嘆感傷，我們大概也只能從陶淵明的作品中窺知一二。

根據歷史記載，陶淵明先後娶了東郭氏與翟氏，五個孩子陸續出世（儼、俟、份、佚、佟。令陶淵明傷神傷心的是五個兒子都不喜歡唸書，使他心裡很煩悶，只好以酒解憂。〈責子〉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西元425年，那個一直以來都像鐵人一般頂著陶家的翟氏去世，兩年後陶淵明寫下了一篇說明「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的絕筆（自祭文）之後，就在秋末窮病而死了。從陶淵明的〈與子儼等疏〉中「室無萊婦」一語，約略可嗅出夫妻間的想法似乎存在藩籬，根據史載，老萊子之妻在老萊子隱居躬耕，楚王請他做官時，曾加以諫止，因而共隱於江南。而陶淵明之妻似乎並未支持他的理想。再從陶淵明傳世的作品觀察，描寫夫妻情感的詩文百不一見，大多數的時間淵明都與酒、琴、書、菊為伍，更常以「孤雲」、「孤松」、「孤鳥」等隱喻自況，再加上歸隱後收入極不穩定，幾次都到了必須向人乞討的地步，夫妻感情彼此互不諒解的成分不能排除，就這點而言，羅晴所論並非無的放矢。雖然陶淵明很幸運地在歸隱後有母親及妻子庇蔭，而且據正史記載：「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節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南史隱逸傳〉，宛如模範婦女，但身為人妻、身為人母的陶妻在捱不盡的飢寒貧困中，當然會覺得委屈，難免有所埋怨：「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詠貧士〉），從陶淵明的妻子角度來看，這一場婚姻幸福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雖然這樣的推論稍嫌大膽）

陶淵明的形象

陶淵明在中國詩文壇上一直是以隱逸的形象屹立不搖，後人以〈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辭〉，以及〈飲酒〉等作品架構出一個恬淡於榮利貧窮，並喜愛田園生活的隱逸詩人。在唐宋文人推波助瀾地歌詠下，陶淵明更以其「隱者的形象」和「詩人的形象」聳立於歷史的長廊中。

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下，誰敢攖其鋒，下場恐怕就會如同向風車挑戰的唐吉柯德般狼狽，固然羅晴或者不無「炫才」的潛意識心理，但炫才之餘也是需要幾分獨到見解和勇氣的。就見解的原創性和批判性而言，南女的雷晉怡似乎確實略遜一籌，但仍可以看出哲學思考（「世上因為存在這些對立，才達成平衡。」）和社會學思考（對既得利益者的批判和對失敗者的同情）閃耀其間，並不因為措詞激烈就遮掩光芒。

究竟作者和作品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係？如果從新歷史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來看的話，作者的生命並不是預設的，也不僅只是閱讀文學作品的背景資訊，作者的生命不停地轉換到他的作品中，並不停為讀者重新創造。這是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欲瞭解乃至深入探究陶淵明以及做出較客觀（也就是白鹿所謂較準確較理性）的評價，不宜跳脫其人作品文本的原因所在。陶淵明生前身後名（包括文學評價）的落差其實還蠻大的，而且人格詩文作品的評價確實也隨著時代不停地在轉換（被讀者重新「創造」與「再創造」），恐怕陶淵明死後有知，也會既困惑又訝異吧（可能還夾雜一絲欣喜，也許「載欣載奔」吧）。

陶淵明的仕宦生活約自二十九歲起自四十一歲那年冬天，前後十三年間共歷經五度辭官、再任。陶淵明每次出仕任期都不滿兩年，是上司最不願見到的情況，而且他任官期間，心裡常懷想田園，當然東晉文人「身居廟堂，心在山林」幾乎是一種風尚，如謝安主持肥水決戰之時，猶能奕戲（博戲，類似今天的圍棋，請參閱李建民《漢代局戲的起源與演變（上、下）》，《大陸雜誌》）墅居，以出世之懷，建濟世之業，幾已成為魏晉理想政治家的典型，但陶淵明的矛盾則似乎更深。對貧富、生死、聲名、生活態度的巧拙，經常徘徊擺盪在濟世與歸隱、自傲與卑屈、達觀與迷執、淡泊與熱衷之間，充滿惶惑矛盾，不斷拉扯著陶淵明，乃至經意或不經意流露在詩文作品中，我之前說陶淵明「真」的主要著眼點，是因為他並不刻意掩飾這種內心的惶惑矛盾，而且並未因辭官歸隱後貧病交加、卑微辛苦而有所動搖甚至改變初衷，只是辛苦了一家妻小（難過ing……）。

陶淵明是凡人沒錯，但也有跳脫超越凡人之處。這也是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歷史和文本的複雜性面向的原因所在。因為究竟哪一個陶淵明才是真實的陶淵明，恐怕連陶淵明自己也說不清楚說不透吧！？何況身為後人的你我！歷史很難下斷論（斷言句），這也是原因之一，因為文本本身充滿猶移曖昧（ambiguity）。例如呂不韋是否為秦始皇的生父之謎，重要史料來源的《史記》本身記載似乎就相互矛盾（明代王世貞《讀書後記》甚至列舉兩大理由，強烈質疑《呂不韋列傳》等相關記載的真實性）。宋太祖是否為其弟宋太宗所暗殺的「燭影斧聲」說，更是千古疑案。順治皇帝最寵愛的董鄂妃（又作棟鄂妃）是否明末名妓董小宛，儘管學界多持保留態度，信者仍言之鑿鑿，甚至有順治為愛情出家詐死之說。至於華盛頓砍倒櫻桃樹（就勵志而言，頗類似蔣介石小時看著魚兒逆流而上，問題是就如同項羽在烏江自刎時說的那一段話，請問當時何人在歷史現場親見親聞，又能一字不差地記載下來？如果有，我只能說「吾佩服」），經過學者細膩的考證駁斥，在史學界幾乎已被當成笑話看，很少有人會把這事兒當真，繼續「二手傳播」給在「華盛頓中學」唸書的朋友「勵志一番」。雍正是否竄改遺詔，是否死於刺客呂四娘暗殺，經學者縝密考證後，認為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仍是信者恆信。機伶的一休據說曾經是個花和尚，但他的目的是在諷刺那些假正經、真貪邪的僧人，維護禪宗的精神純潔，他對自己的生活和寫作的批評，其實是很嚴厲的。

「行為準則的競爭」的聯想

白鹿在前文提到「人生活在人群中，而當彼此之間的價值觀比較類似時，摩擦會比較少」，這不禁讓我聯想到生物學上的競爭及排擠現象。以台灣外來種生物對於原生物的影響為例，如果被引進外來種生物其生態習性與原生物種相似，那麼無論是在自然資源或棲地利用方面，將會與原生物種發生競爭現象，導致生態系統的破壞或物種絕滅。例如大陸沿海及東南亞來的家八哥，由於個性兇悍並且具有強烈排他性，已嚴重侵犯本土八哥的棲息地，使得本土八哥的數量急遽減少。

我之所以一再強調多元價值觀，並非只是隨著學者觀點起舞，未經思考反射下的產物，而是或多或少從生態多樣性及兒時萬花筒遊戲得到的啟發（當然你也可以指稱這可能犯了「類比的謬誤」，因為一個是物種競爭或物理現象，一個是論辯場域的價值語句），持單一觀點且「具有強烈排他性」立場，難免會激化對立衝突，甚至造成一言堂「萬馬齊喑」的後果，當然你可以說這只「是在表述當事人的情緒／意欲／態度」，但對話溝通如果不在互為主體性的基礎上進行，恐怕連達成基本的相互理解都很困難，遑論當代社會喜歡掛在嘴上的「共識」。

對雙方爭點的回應

百科全書裡的某個詞條，基本上只是治學上進一步探討的參考工具，前文引證維基而非大英大美百科或社會科學大辭典，只是網路方便查考而已，並非維基百科有多權威。引證百科只是要說明，不管安夏是不是一個標準的現實主義者，至少從安夏的文本脈絡中，他的觀點毋寧是立基在他所謂的「現實主義」之上，那麼在討論上多一個參考點或更有助於概念及問題之釐清，何況現實主義有很濃厚的意識型態，詮釋空間不能謂無，但在學術界仍有其嚴謹界定，捨學界範定而採取「自我範定」並非不可行，但前提是有較佳之詮釋或有利討論之進行，否則貿貿然的「自我宣稱」挑戰學界共識不見得能獲得學界認同，再說若真的誤用也很容易造成誤導或混淆，並不利於討論之進行，因為還要花很多功夫去「拼湊摸索」理解當事人的想法，過程中一個不小心很容易就產生扭曲或誤解或掉入陷阱（當然這也和閱讀者的功力有關）。

我當然知道「獅子是老虎生的」是「事實命題」，而非「價值命題」，我要突顯的只是並非前面加了一句「我認為」、「我喜歡」就是「價值語句」，就有真值。我的理解是，事實命題有對應的事實，因而有真假；非事實命題（如價值命題）沒有對應的事實，因而是沒有真假的。而命題的真或假取決於它的事實成分是否符合經驗（當然也有少數學者如蒯因不同意此觀點，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事實命題我們可以訴諸科學方法來尋求真偽。可是應然命題無法依靠這方法來判斷，例如「不應該濫殺無辜」（濫殺無辜是不道德的）是一應然命題，它的成立與否是訴諸我們的道德意識或者更高的道德原則（可是白鹿似乎否認道德真理的存在），它的反題是「不應該濫殺無辜」這個論題不成立，又或者是「不應該濫殺無辜是不對的」。既有對錯，就有主觀或相對客觀的預設判準。我的立場是應然命題不只「是在表述當事人的情緒／意欲／態度」，也涉及「對心靈之外的客觀世界的描述（濫殺無辜）」，主客很難截然劃分。

歷史評價涉及事實的檢驗和因果的尋求，基本上我們還是可以透過較為科學的方法來處理「事實命題」部分。除非沒有過往經驗作為根據，恐怕就會比較難以判斷。

邏輯方法處理的是對確論證真確與否，對確論證是前提百分百支持結論。可是另外有很多論證都並不是百分百前提支持結論，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做的恐怕就是考察其前提跟結論的相干性，前提是否足以支持結論。依我的理解，如何判斷前提是否成立，必須因應不同性質的前提而言。比方說表述事實的前提跟表述應然的前提就很不同，前者如「所有人會死」，後者如「不應該濫殺無辜」。如前所云，「不應該濫殺無辜」是一應然命題，它的成立與否是訴諸我們的道德意識或者更高的道德原則。如果沒有道德真理，法律又何由制定？不都說「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嗎？」，如果沒有道德真理，所謂「追求正義的實現」會不會是一種虛妄（沒有真值）？這是我的疑惑。當然我知道我的思考存在許多纏繞和夾雜不清之處，仍有待進一步開拓釐清。

後記

白鹿的文章頗值得一讀再讀，每讀一遍都有所領悟收穫，總之我得先好好消化，邏輯確實是我的罩門，當然還有語文（汗）。

安夏雪州的態度頗謙虛（異日成就未可限量），否則我就要腹背受敵了，XD。

其實我也只是景女的一隻小螞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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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值真理取消論的回應 孫連成老師

白鹿說道：

有一些人會認為「贊成」、「喜歡」、「對」的內涵和外延在直覺上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陶淵明這樣做是對的」化約成「我喜歡（贊成）陶淵明這樣做」。

那麼，我想問，如果「陶淵明這樣做是對的」表達的不是當事人的情緒和態度，那它還能表達什麼東西？

它是在陳述一件客觀事實嗎？

就算我觀察得到陶淵明做了某件事這個客觀事實，我觀察得到「陶淵明做的事是對的 」這個客觀事實嗎？

我觀察得到有人殺了某人這個客觀事實，我觀察得到「殺了某人是錯的 」這個客觀事實嗎？

要解釋價值判斷中的「對」與「錯」的意義，除了把它化約成主觀的贊成與反對，鼓勵與抑制，喜歡與討厭這些描述人的情緒的概念之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嗎？

我相信這樣的化約（把價值判斷化約成個人喜惡的表述；把應然命題化約成實然命題；把a化約成b）是合理的。

反過來說，如果不這樣化約，恐怕也沒有人能解釋清楚，當我們說「文學是好的」，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表達什麼。

「喜歡」和「對」只是直覺上不一樣嗎

當我說「我認為長安城的都市格局規劃像棋盤一樣整齊」，我只是維持「價值中立」在表述一件客觀事實而已，我可能喜歡，也可能不喜歡，也可能談不上喜歡或不喜歡。

如果我不喜歡，並不表示我認為長安城的規劃不對，我明知它對（這樣的都市空間設計有它的道理在），但我只是不喜歡被拘束。再比如「我不喜歡遵守交通規則」，並不表示我認為交通規則是不對的，純粹只是我喜歡速度奔馳的快意，不喜歡被拘束，不喜歡遵守它而已。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喜歡」、「對」的概念即使在價值語句上似乎仍有所區隔，在語意學上恐怕不容有一絲含糊表述的空間，雖然我並不知道符號邏輯怎麼去看這個問題，但這恐怕不是直覺（直觀）的問題，遣詞用句的使用上是否更謹慎一點，可能較無爭議。

我的立場是，「把價值判斷化約成個人喜惡的表述；把應然命題化約成實然命題」不一定是合理的，因為中間有跳躍，不宜輕率畫上等號，我的態度是最好能更謹慎一點，否則很可能會發生「冤假錯案」，尤其是學術探討及法官斷案，更宜謹慎為之。大抵上我對化約論（包括歷史化約論、價值化約）持保留態度。

對「價值真理取消論」的回應

白鹿宣稱措辭嚴厲，是為了幫景美咩咩的教育品質嚴格把關（指涉的應該是邏輯思考吧），

用心可嘉，但未免稍嫌言過其實，搞笑成分多一些，:P

難不成多幾個白鹿，國內的文史教育品質就提昇了，這未免太自我吹捧了。

話講回來，國內研究哲學邏輯者豈少哉，但像你如此般「入世」弘揚邏輯大法者不多，難得。

我不否認你的邏輯確實有點功力，反應下筆也夠快夠猛，我自嘆不如，但文史程度恕我眼拙實在看不出來。

因為你這套「價值真理取消論」幾乎可以放在任何歷史人文議題的探討中，但依然只是邏輯的陳述宣示而已，至少從你的論述來看，跟文學史學似乎沾不上什麼太大的邊，除非你能找個歷史領域的研究題材就史料分析或歷史思維，發揮你的邏輯思辨功力做個漂亮的示範切入，順帶展現一下你精湛的歷史知識架構和研究方法，那我可能會對你刮目相看。

我同意邏輯唸通是人文社會學科研究教學的必要條件之一，但並非充要條件。

換言之，數理邏輯或哲學念的再好，也未必能把歷史或其他學科敎好，或許只是敎的不那麼爛而已（作為催眠曲效果可能不壞，否則數學課也不會有那麼多人聽成「睡吧睡吧睡吧Zzzz」，數學老師不要打我）。

每一門學科畢竟有其專業知識論和方法學建構，

比如史學就可能必須長期浸淫第一手史料和各種文本論述中外研究成果，用心摸索，才可能做出一點成績，當然英日文甚至希臘文拉丁文俄文韓文荷蘭文梵文滿文蒙古文女真文西周金文甲骨文等等也很重要，端視研究領域專題而定，到博士班階段，語文能力的克服幾乎是最大障礙（尤其歐洲史），邏輯思辨能力當然也很重要，但畢竟歷史學不管哪一專題領域，要涉獵的輔助學科實在太多太廣，史料也幾乎永遠無法窮盡，因為卷帙浩繁，往往皓首窮經，兩眼昏花，遑論幾乎隨時會有考古新發現或科技新知改寫歷史觀點或澄清史實。但史料永遠是最重要的，難就難在史料（原典、古典或經典作品）的爬梳解讀分析考證以及如何做出突破性的歷史解釋，因為也許你能想到的解釋論點或理論，別人早就提出過了。

研究行情回顧的磚頭書又是一本比一本還厚，除非你研究的領域從來沒人碰過，但這種可能性太低了，即使非常專業冷僻的天文史醫學史科技史也早有人開發耕耘（順便發一點小牢騷，史研所三年畢業的少之又少，但電機所唸個一年就輪流直升博士的大有人在，我的資訊所幾個好友書架上根本幾乎是空的，只有幾本Times，化學所則是日夜做實驗到經常夜不歸營，但妙的是實驗失敗依然可以順利畢業，外文所有人拿一本英文書翻譯成中文也順利畢業了，只能說每一行有每一行的甘苦經）

照理講哲學系轉歷史系在歷史思考上會佔盡優勢，其實不盡然，可能哲學史或思想史研究上會管用些，但先入為主的理論套套成見有時反而會妨礙或限制思考，此之所以胡塞爾現象學為何要強調價值括號化。

話講回來，每一門學科也都可能有其視野和方法論的限制，

再說天下也不是只有邏輯一門學問，你倒是可以幫你自己的學位好好把關一下。

唸邏輯的最大好處可能就是不必擁有相當或足夠的專業知識背景訓練，

也可以切入任何人文論域議題，從方法學或邏輯形式上質疑甚至解消對方的論點，或直指對方的錯謬所在，

對問題的澄清和思考的釐清或有幫助，但對問題的核心或本質掌握可能並未觸碰到。

比如佛教史，可能你對佛教經典一竅不通，但是以白鹿的邏輯功力，還是可以把對方殺的丟盔卸甲落荒而逃。這就是邏輯佔的最大優勢。但討論問題的核心似乎仍應回歸佛教經典等文本，邏輯可能只是分析工具而已，不宜反客為主。

以史學為例，歷史知識或歷史分析詮釋基本上恐怕仍須建構在史料及史實的基礎上，不全然是主觀的價值命題判斷。也就是我之前所強調過的，價值判斷恐怕仍須建構在（也許只是相對客觀的）事實判斷的確鑿基礎上（當然客觀事實也絕不等同於「客觀真理」），同時推論過程必須非常嚴謹周延，否則立論很難站的住腳，也很難讓人信服。至於突破性的創見就更難了（思考必須異於常人）。

再以陶淵明探討為例，感覺上白鹿的論述攻防，基本上是以「價值真理取消論」及形式邏輯為基點，但畢竟我們的討論客體是陶淵明，包括我自己，感覺上似乎只是在跳脫陶淵明文本及相關專業論述的外圍打轉（就這點而言，我的確什麼也沒做），如此這般「在對陶淵明的認知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兩造到底能不能正確地反映討論客體（陶淵明）的價值觀，做出「在客觀上準確又理性且讓人信服的價值判斷」只怕是很難，但卻頗有助於歷史思辨中價值判斷問題的進一步釐清。你文本中的陶淵明似乎可以切換成任何一位歷史人物，仍無礙其討論，這樣的文本近似邏輯文本，恐怕並非歷史探究。

再說人文領域的東西隨時有可能會被新的典範顛覆或推翻，尤其是理論性的東西。

史學雖然宣稱是一門求「真」的人文學科，但歷史工作者大致同意，求真也者充其量只能是追求相對客觀的歷史事實或解釋，永遠談不上絕對客觀，即使所謂「客觀真理」或客觀科學知識在史家或社會學家眼中也只是在特定時空背景等種種條件下的相對客觀罷了【請參考曼漢姆的知識社會學】，牛頓的古典物理學的絕對時空觀念如此，愛因斯坦的現代物理學的相對時空何嘗不是如此，隨時有可能會被新的研究典範（paradigm）取代【請參閱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絕對客觀真理」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更甭談「價值真理」。你宣稱你的「價值真理取消論」是「客觀真理」，恕我才疏學淺無法置喙，但許多大陸學者肯定會跳腳，不是嗎？對他們而言，你這套解消「價值真理」的理論未必是「客觀真理」。甚至價值真理與客觀真理的分類是否科學，到目前都還難有定論。

說真的，我還頗欣賞你這套「價值真理取消論」，

我之所以「從頭到尾不試圖推論價值真理的存在」的原因，在於我也並未預設或肯定「價值真理」的存在（對我無法了解的事物，我基本上是持存疑的態度或括號化處理），只是對強烈的非黑即白態度以及「持單一論點作為評價的唯一判準」有點困惑有點感冒而已（台灣政治不就陷在這種非藍即綠的兩極化對立中嗎，中間選民趴數恐怕很低）。比如「海畔有逐臭之夫」，這個「逐臭之夫」他會覺得香水香草不香嗎，很難說，他也許只是更喜歡鹹魚或狐臭的味道罷了。

但你這個理論在中國哲學界會不會引起一場激烈的攻防我就不知道了。

當你主張：「『價值命題背後沒有客觀真理』是個客觀真理。」，似乎已經預設價值命題背後並沒有一個客觀的預設判準，來支撐價值命題，所以價值命題純然只是主觀的情緒好惡、態度（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你似乎只承認價值命題表達的是情緒、態度）或認知，只不過我們在作價值判斷時儘可能讓它更準確更理性而已。

我的困惑在於「更準確、更理性」到底是相對客觀還是絕對客觀，如果是相對客觀的東西，又如何尋求「更準確、更理性」的共識場域。因為你的準確理性在別人眼中很可能只是相對準確理性甚至不準確非理性，那豈不是又吵成一團。其次，白鹿說道：「我們可以評估，這個判斷到底有沒有正確地反映當事人的價值觀」問題是由誰來評估，誰手握絕對判準或相對判準有能力來做出正確無誤的評估，還是又回到自由心證、各自表述的「套套循環」。理論上要窮盡所有陶淵明的史料，掌握陶淵明所有的行為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還有後人的文本論述，總之要「正確地反映當事人的價值觀」蠻難的吧，頂多也只是趨近（approach）而已。

再比如，如白鹿所云，只要價值判斷前面加一個「我認為」，這個價值語句就有真值，弔詭就在這裡，所謂的真值只是表示此人確實如此認為或說過這麼一句話（但史料可能造假，記憶也可能有誤，即使白紙黑字文本也不一定是當事人寫的），即使此人說「我認為獅子是老虎生的」，它依然有真值，可是在知識論上卻站不住腳，因為明顯違反生物學常識，那麼這句話有學術上的意義和價值嗎？當某人說「我認為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是對的」依然有真值，但很可能立刻掀起一場種族風暴。

再如果「價值命題純然只是主觀的情緒好惡、態度或認知」，那麼為什麼哈佛耶魯的教授的「我認為」就比台灣學者的「我認為」要來的有份量有價值，備受學術界或一般人重視？當然這並不表示價值真理就存在，而是如何去解釋此一「幾乎所有知道哈佛耶魯的人的主觀價值預設竟然出現高度一致性」的客觀事實？

當然客觀事實也絕不等同於「客觀真理」。

先回應到這裡，因為白鹿的文本對我來說實在太艱澀太深奧了。:p

再論「對國家社會有無貢獻」真的有如此般重要乎？ 孫連成老師

以下純屬個人觀點

「對國家社會有無貢獻」是否合適做為檢驗存在人的價值（包括歷史人物）的唯一判準？

而安夏雪州恐怕也要好好說明為何你覺得「對國家社會有無貢獻」（為什麼不是人類文明）如此般重要？背後的思考依據何在？

套用一句白鹿的話：「很明顯地，你至少必須論證價值真理的存在，以及這些原則的確為真，才能合理地主張這些原則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試問安夏雪州，那些你眼中可能「對國家社會毫無貢獻」的人

若依你的思考，你會把他們放在歷史位置的哪一個角落，或者給予何種評價？

頗令人好奇

或者如同看待陶淵明一般，一律嗤之以鼻，加以否定

如果你是平民百姓則還罷了，如果你是手握大權居高位的統治者，這種專斷的態度和價值觀恐怕就很危險了。

如果我們接受多元價值觀而非專斷的單一價值觀的話

那末「對國家社會有無貢獻」應該只是衡量人或歷史人物的的價值，眾多選項之一吧，

至少大部分的醫生應該都會同意，人的價值還有生命尊嚴的體現，每個個體都有其生命尊嚴，即使已停止思考活動呈無意識存在的植物人

否則置殘障且無工作能力的朋友甚至植物人於何地

他們的存在價值恐怕並不下於你我

因為讓我們看到一種生命的韌性和希望

從中獲得感動和鼓舞

只要活著

他的生命價值就應該被尊重

哪怕是三審定讞十惡不赦的死刑犯

仍有其生命價值與尊嚴、人權應予尊重

廢除死刑犯呼聲背後的人道主義觀點，基本上也是從尊重生命及存在價值出發，似乎不是從什麼「對國家社會有無貢獻」出發點來思考

從「對國家社會的貢獻」角度來看

物理學家歐本海默對美國的貢獻不算小吧

可是你不妨去檢索檔案傳記

看看他是否後悔加入製造核彈的「曼哈頓小組」，良心有無嚴重的自我譴責

理由之一是貢獻國家社會同時也帶來人類的世紀浩劫

或者至少蒙上一層巨大的陰影

不曉得安勝雪州又要如何評價

你要尊敬他的科學專業呢，還是從人類文明面臨毀滅威脅的陰影來思考

回歸〈遠離桃花源〉的主題

不知從何時開始，當官（出仕）變成思想正確、政治正確甚至唯一

彷彿只有這樣才能福國利民，盡到社會責任似的

難道三百六十行，就只剩下當官一行了嗎？

不是說「職業無分貴賤」嗎

古往今來，所學非所用的又豈止陶淵明一人？

一定要做官才能做大事嗎？

陶淵明最後選擇「不出仕」在安夏雪州眼中似乎就是對國家社會沒啥貢獻

所有的「藉口」都是「謬論」，都是「狡辯」

這樣的全稱命題會不會過於大膽，有點像在宣洩個人主觀情緒，討論空間已經被全然擠壓，因為已經定了調，哪裡還討論的下去

既然陶淵明是「謬論」，那麼是否意味「客觀真理」在安夏雪州這一造

否則你又憑藉什麼來鐵口直斷陶淵明是謬論狡辯

至少拿點理由佐證出來吧

白鹿要我提出幫陶淵明辯護的佐證，恐怕搞錯對象了吧

判陶淵明有罪的又不是我，而是你們兩位（只不過以價值命題作掩護而已）

還有，那之前陶淵明至少兩度出仕的貢獻是否也一筆勾銷

果真如此

豈不真應了《菜根譚》那一句：「貞婦白髮失節，半生辛苦俱非。」

對於那些沉浮亂世，苟延殘喘者，乃至勇於出仕卻遭奸小陷害或死於胡漢衝突者，

安夏雪州是否曾寄以一絲絲同情？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涉及當事人學術成就、事功、道德人格特質、心境、生命情調等等複雜的面向

以毛澤東為例

你儘可以崇拜或厭惡毛澤東

但一旦涉及評價，信口開河就很危險了，而且也很不負責

這豈是做學問的態度？

哪裡是什麼價值相對就可以輕鬆撇清的

文本史料束諸高閣，你也價值相對，我也價值相對，純然自由心證

學術問題是這樣討論的嗎？

還是所有人文領域的學術問題都只是價值問題？

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信口開河「價值表述」一番

明明談不上慧眼洞見卻品評這品評那

至少應清楚交代背後的價值預設與理由佐證和推論過程

而不是以價值命題（我喜歡我高興）來搪塞敷衍

從安夏雪州的種種立論來看，除了對歷史的認知似嫌單薄外

基本上似乎也缺乏某種東西

簡單說，就是對歷史人物缺乏溫情與敬意以及「同情地理解」

表達的純然是個人情緒的好惡

卻喜歡把「謬論」、「狡辯」這一套哲學及辯論的語彙掛在嘴上

彷彿自己處在一較高的思考及道德制高點，比陶淵明高明許多似的

到底陶淵明的詩文為什麼是謬論，什麼地方給你「狡辯」的感覺，卻又說不出所以然

談論一個歷史人物談到這樣的極端，如此般主觀，這樣的浮淺

表述的似乎是一種極端的歷史化約論

老實講，這樣的歷史認知及歷史意識是不及格的

就算邏輯語言形式玩的再漂亮再精確，學問也是空架子

何況文中還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論述

我們的歷史和人文教育是不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否則怎麼會搞的像明末王學一般「束書不觀，遊談無根」

動不動就是一堆個人主觀的情緒語言，甚至略帶輕浮

對這個不屑那個不爽

還美其名叫「價值判斷」

旁邊竟然還有人跟著瞎起鬨

知人論世是否可以更嚴謹一點？更細膩一點？更深刻一點？更周延一點？

在價值真理與罵陶淵明的合理性方面

若從哲學立場出發，任何問題的討論似乎是「先形式後實體」（先檢核是否合乎形式邏輯），白鹿在這點上還算嚴謹。

如果沒有價值真理，也就無對錯是非可言。

但如果硬將「對我來說陶淵明的作為是錯的，所以陶淵明是混帳」拗成我只是在表達「我反對陶淵明或我不喜歡陶淵明」，中間究竟有沒有邏輯的跳躍和概念的混淆，可能值得深思。

回到價值命題的問題

如果沒有價值真理，只有價值命題，那麼我們大致可以同意下述觀點

論辯的兩造（羅晴和雷晉怡）的看法各有價值預設，立場不同，所以都沒有錯（這也是安夏雪州開宗明義所強調的）

既然誰也沒錯，又何來贊成、反對這種主觀且鮮明且隱含好壞對錯的立場（還有是否贊成反對也可以和喜歡不喜歡、欣賞不欣賞的主觀情緒好惡輕易畫上等號，這幾組概念的內涵、外延完全相同嗎，可以這樣任意跳躍嗎？）。

但問題來了

羅晴和安夏雪州為何批評陶淵明，因為他們覺得陶淵明錯了

論辯主體的兩造誰也沒錯，但兩造論述的客體－陶淵明其人之「藉口」（同樣隱含價值預設）卻是「謬論」（特錯大錯），被不少網友痛加修理貶斥（涵蓋詩文、人格作為，甚至存在價值），這中間如果沒有雙重判準，又要如何解釋？

表達個人情緒好惡是一回事（你儘可以說你不喜歡陶淵明），但安夏雪州既已預設價值命題沒有對錯，換言之，所有的價值觀都只是一種個人抉擇，基本上都應被尊重，那麼卻又大肆批評討論客體的言說是「謬論」「狡辯」，甚至生命完全不具價值性和存在意義（因為對狗皮倒灶的黑暗朝代沒貢獻），根本上否定討論客體的價值性，毫無尊重可言（陶淵明有犯過王法嗎？），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譬如法官判案，原告被告兩造都沒錯（對與錯），但因為法官贊成原告（相對於評價者的對與錯），所以判被告的作為是錯的（法律上叫罪行成立）

打迷糊仗並無助於問題之釐清

後記

一層又一層，像年輪般，每段歷史所帶來的事物都不曾被抹去

証明某一命題為真或只是價值性命題這種事就交給白鹿這種哲學家去做吧

如果白鹿覺得見解有高下之分只是個人主觀感受而不是「客觀事實」，那麼如果我說我覺得你好一張伶牙利嘴，但見解卻so so你大概也不會在意，因為我說的只是我個人主觀感受（僅止於價值命題，雖然這也可能是客觀事實）。雖然我並不知道你提「幸好你不是肉腳」的用意是什麼。既然你花了許多的篇幅和力氣強調「兩造的見解沒有客觀上的高下之分」（因為在你的理解裡，這屬於價值真理範疇），那麼「肉腳說」又是怎麼跑出來的（背後明顯有一套隱藏的預設判準，只是白鹿並未明說而已）

是非、道德多半是自己親身體驗感悟，而不是別人硬塞的

與其以失落鄙夷的心情看古人，何如給點真心去擴闊自己視野，多看一點整個世界吧

我向來沒覺得我這個三腳貓的素質有多高，我是從俗人堆裡砌出來的，所以肉腳也好，俗人也好，對我都沒差

焦點拉回到羅晴的文章

某論壇如是我聞：

"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

，他便說"“翻天妙手，與眾不同”。"

菜根譚也有一句話，頗值得吾人玩味：「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蹤跡雖隱還顯﹔存心若有半毫未淨，事為雖公亦私。」

試問古今官場，真能保有一顆純真的赤子之心，且愛民如子，政績官聲卓著的官員有幾人？

何時起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變的如此嚴苛了？

白鹿說道：「比方說，對我來說，文學相當無聊且無用，比起文學，我會比較尊敬經濟 科學等等領域的從業人員。但是僅止於此。」（明顯隱含價值預設，只是白鹿並未清楚交代你的價值預設）

這的確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價值命題陳設（雖然也可能是一種偏見），這是你個人好惡，誰也干涉不著，但如果你一手掌握權力資源分配大餅，這種價值觀會不會主導你挾個人好惡去砍文學院預算我就不得而知了。

對我來說，哲學也是相當無聊且無用（當然也要看是哪一種哲學），比起哲學，我會比較尊敬除了哲學以外的所有學科。

對我來說，白鹿的論述在剝落邏輯的分析性語句和價值性命題後，似乎也找不到什麼足以讓人信服的「客觀真理」，感覺上純粹是形式邏輯的操弄而已，大玩語言迷宮的文字或概念遊戲而已，對問題的本質，並沒有幫助。

如果白鹿對現實主義的了解是來自所謂當事人（安夏雪州）的想法作為框架，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當然耳」的鋪陳衍伸，那我必須很嚴肅地指出，「應該會如何如何（重複n遍）」，這種討論謬誤之處在於將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應然面」當做「實然面」來探討。再者，這種自家關起門玩概念遊戲，完全不理會外在學術界長期累積的既有成果和學界共識，邏輯形式上或許無懈可擊，但學術態度坦白說是輕率和不用功的。

既然看事情的切入點不同，難有交集，那也就不必再多說什麼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找尋文本中的邏輯漏洞破綻，應該是大一邏輯的功課吧

對於白鹿和安夏雪州的幾點回應 孫連成老師

首先非常謝謝白鹿版主的指正和對在下論點的若干釐清

白鹿版主版主的邏輯思考功力果然犀利

在下這堂邏輯課

受益匪淺

佐證的理據的確是在下前文中最弱的環節

佩服

不過在下心中還是有一些疑惑，願就教於高明

嗯，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白鹿版主基本上將真理很詭辯地分成客觀真理和價值真理，

並且辨析價值真理（如果果真有的話）和客觀真理（果真有絕對客觀的真理乎）乃是不同的範疇

兩者間並無必然關聯性

緊接著立刻來了一句斷言句：「陶淵明的case是價值性命題，訴諸的是個人的價值觀，訴諸的是個人對於文學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的權衡。」

妙就妙在這裡

問題在於陶淵明的case果真是價值性命題乎，就算真的是

但後人（包括羅晴和雷晉怡以及羅晴的國文老師、安夏雪州）對陶淵明的評價（價值判斷）顯然或多或少依然是建立在陶淵明生平及文本以及後人詮釋等事實判斷的基礎上

否則價值判斷又是如何跳出來的

安夏雪州的問題正在這裡

安夏雪州一再強調「從陶淵明身上我看不到…個人對國家的貢獻」

但卻又同意「好的文章、人文風氣、詩句，對於社會的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那麼安夏雪州可能就要清楚點出為何你覺得陶淵明的「藉口」都是「謬論」

為何能力導向、為民奮鬥才是對社會有實質幫助的力量

還有陶淵明的文章詩句是否稱不上好的文章詩句，對於社會的健康毫無助益

是否因為陶淵明的緣故，魏晉或歷代的人文風氣就往負面的方向發展

個人看法既然涉及價值陳述，就理應將價值語句背後的事實判斷基礎作一些釐清

而不是躲在價值語句的煙幕下，

一面說「因為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不能說別人是錯的」（價值是相對的）

一面又否定陶淵明（對價值客體做出「好得很」或「糟得很」的正面或負面判斷，這應該比較接近白鹿版主所講的「價值真理」吧）

這個似乎再明顯不過的矛盾總該解釋一下吧

以白鹿版主的功力，難道看不出安夏雪州粗糙的論述存在某些問題乎

還是只挑自己有興趣的陳述來反駁質疑

至於白鹿版主提到「如果你要主張＂（此辯論中兩造的）見解還是有高下之分的＂，你應該做的是提出好理由來說明台南女中和北一女兩造哪一方比較有道理，哪一方比較沒道理。」

佐證的理據在下確實疏忽了

但如果閣下對其中評析或者所謂的「理由」真的有興趣

請參考之前在下轉貼的兩篇申論

再跳出來質疑或批判也許會更有批判性和說服力

否則從頭到尾難免會讓人覺得只是一場稻草人式的攻擊

此外，白鹿版主的文章中似乎犯了一個明顯夾雜不清的謬誤或混淆

我談歷史和考古學明明是針對「時代久遠了，很多事情也無從追尋」此語而發

談的是對歷史情境或人物、文本的相對客觀理解

並非無從追尋

這明明指涉的是史實和史料的探討

基本上可以放在客觀真理的範疇上來理解

怎麼又會和價值真理或見解高下夾纏在一起

討論似乎有點失焦

白鹿版主版主恐怕誤解了在下文本中的原始意涵

白鹿版主拋出的所謂「價值真理」本身即是一似乎非常弔詭的概念

英國哲學家休謨的看法是價值的知識無所謂真理和非真理

所以價值的知識通常被歸到非科學的知識

所以白鹿版主才會質疑要嘛「價值真理是存在的」

要嘛「價值是相對的，沒有價值真理這回事」

那麼安夏雪州拿自己的價值觀去否定陶淵明的價值觀又是怎麼回事

可不可以有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

再者，我質疑單一的現實主義者觀點和反對現實主義者觀點二者恐怕是不宜輕率劃上等號的

所謂「如果你要反對的不是安夏雪州的現實主義者觀點，我就不知道你的這篇文章是要幹嘛了」

我有點懷疑白鹿版主是不是被邏輯基本的排中律及矛盾律給制約了

所以討論問題的光譜似乎就只剩下贊成和反對

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思考放在人文的領域會不會只看到問題的表象

簡單說就是膚淺了些

引申來說

把文本和歷史以及歷史人物化約到不是贊同就是反對

會不會太「客觀真理」了一點

其次，現實主義在學界有很嚴謹的界定

在不同的時空學科有不同的範疇和意義

維基百科中對「現實主義」的詮釋如下：「一般被定義為關於現實和實際而排斥理想主義，不過，現實主義在博雅人文範疇裡可以有很多意思（特別是繪畫，文學和哲學裡）它還可以被用於國際關係。」

如果維基百科定義還算嚴謹的話

那麼現實主義一般顯然是相對於理想主義而言

這和安夏雪州將現實主義拿來和人文主義作為對照組

恐怕有相當大的落差

莫非在安夏雪州眼中

人文主義也可以和理想主義畫上等號

都是不切實際不食人間煙火

那麼西方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乃至啟蒙運動

都只是一堆無聊學者文人在談一些不切實際的東西

不曉得安夏雪州把雷晉怡的看法歸到「人文主義」有無這樣的指涉

在下有點懷疑這有可能根本就是範疇和指涉的誤用

更令在下納悶的是

安夏雪州所謂的「現實主義者」到了白鹿版主眼中竟然成了自省能力頗強的一群人

會和「一般人」一樣很爽快地承認自己過去的認知和判斷錯誤

這會不會悖離事實得太誇張了一點

這種觀察和「大膽推論」究竟又是如何得來的？

還有安夏雪州一再強調「能力導向」

總該告訴我們您所謂的「能力」究竟何所指吧？

如果「對國家社會有貢獻」是看待古今歷史人物的唯一判準

那麼所謂「對國家社會有貢獻」會不會太主觀太抽象了一點

白鹿版主所謂「文學與藝術這些，並不像科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一般對於社會整體有直接貢獻」云云的論述是否禁的起知識界的檢證（中外學術知識界是否都同意如此觀點？）還是個人「常識性」看法

似乎應該有一個更清晰的界定

否則也只是一種「想當然耳」地「偽科學」論述

畢竟所謂有無貢獻不是你我一兩個人關起門說了算

否則就太自我膨脹了

既然安夏雪州對古人有如此的期許

我倒很期待你我都能從自身做起

做一些對國家社會真正有貢獻的事

（對了，忘了還有文明和人類，畢竟國家社會相對於人類文明只是一個小我罷了）

還有白鹿版主不曉得是謙虛，還是果真不曉得多元智慧理論是什麼，

也就無怪乎抓不到在下的申論重心了

多元智慧（multiple intelligences），專指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Howard Gardner的七項基本智慧：語言、邏輯、數學、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省而言。

簡單地說，多元智慧大致上肯定每一種才能

而不會拿狹隘的是否對國家社會有貢獻來做為唯一的價值判準，從而抑揚或揶揄別人

陶淵明數次出仕

都徘徊在亂世腐敗官場中「仕」與「隱」的抉擇掙扎

也與好友殷景仁促膝長談，探討兩人面對「仕」與「隱」迥異的出處態度

安夏雪州和白鹿版主的價值相對說，不是才說誰也沒錯嗎

什麼北一女南一女兩造各有論點立場，反正你很難說服我我也很難說服你，大家各自表述

怎麼陶淵明在安夏雪州眼中就如此不堪了

所謂「想法之間沒有對錯可言」，那落實在實際作為呢

是否就有對錯可言了

所謂「安夏雪州所說的現實主義者的立場，是主張當我們對一個人作出評價時，我們應該以這個人對社會整體有沒有幫助作為評價判準」

在下質疑的正是這種持單一價值觀作為評價判準輕率去否定或消遣他人的態度

何況還可能是對「現實主義」的錯誤理解和誤用

再者，安夏雪州所舉的范可欽小故事

固然那位談論葡式蛋塔現象的學者有點不知所云

但范可欽何嘗沒有反智的傾向

畢竟所謂「消費者吃膩了」也只是常識而非知識性論述

如果只是你常識過來，我常識過去

又何必浪費彼此時間開撈啥子市場座談會

然後再擺出才子架勢發一頓牢騷甚至羞辱別人

葡式蛋塔熱的退燒真的只是「消費者吃膩了」嗎

果真就沒有其他可以探討的東西了嗎

諸如一窩蜂盲目跟進或五分鐘熱度的淺碟文化（雖然也是常識…）

或者更好更具批判性地專業解釋

簡簡單單能夠說清楚當然再好不過

謝謝安夏雪州的指教

但是如果閣下看任何問題都只是簡簡單單的看

那恐怕閣下看不懂搞不懂的東西還很多

還有關於白鹿版主最後一段所提到的斷言問題

有些核心或基本命題是不證自明的（但前提必須是無可質疑）

否則所有的論述哪怕科學哲學甚至數學都無法開展下去

當然在下最後一段的觀點容或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

如果閣下有所質疑的話，應該是提出否證

或請我針對論述提出理由證據和論證過程，是否足以讓人信服

如何得出最後一段的觀點

而不是扯什麼相信與否的問題

閣下的質疑讓我看到的彷彿只是一種知識論的虛無主義

很多人文的東西如果一味拿邏輯去解析檢證

確實可以一針見血指出很多思考的盲點和弱點

但也有邏輯束手無策的時候

再比如說建立經濟模型以及分析歷史人物的心理及思想傾向這種東西

恐怕注定吃力不討好

不止乏味

恐怕很多核心的理念價值通通不見了

邏輯是學術的基本訓練，但不是一切

人文社會領域的諸多文本理論用邏輯去解釋探討

比如莎士比亞劇本中的詞彙邏輯分析也許可以做出一點成績

（電腦不是可以分析的更好更精確無誤嗎？）

但文本的風格以及後面的生命情調、人性問題、心理問題和人類思考的複雜連結就不是邏輯頭腦或電腦可以細膩幽微地探討了

現實主義的迷思 孫連成老師

從另外一種角度

北一女與台南一女的腳力其實是"現實主義者"與"人文主義者"的角力

任何一方的見解皆無法改變另一方的想法，因為這已經涉及到個人思想價值

不能說北一女的同學太傲慢

為什麼？因為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不能說別人是錯的

時代久遠了，很多事情也無從追尋

像我非常認同北一女的講法，我非常認同能力導向、為民奮鬥、這樣對社會有實質幫助的力量

太多的"藉口"在能力導向的現實主義者面前，只淪為"謬論"

文學家自有他們的一套見解，但大家要知道，國家社會的成長絕對不是靠文章寫的好

而是有能力的人才...

「因為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不能說別人是錯的」

雖然說莊子也講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乍看彷彿是真理相對論

但是見解還是有高下之分的

文筆洗鍊和見解超卓是兩回事

否則何必辛辛苦苦唸書拿博士甚至博士後研究

也不必搞一堆撈啥子諾貝爾獎奧林匹亞獎等等了

因為每個人的實驗過程和條件都不相同，所以得出的數據也不相同，不能說別人是錯的

即使相同的證據和法條攤在眼前，檢察官和法官的起訴和斷案的自由心證也可能南轅北轍

甚至如大法官釋憲般大玩文字和思考遊戲

但應該還是有高下之分

甚至真偽正誤是非曲直之分

否則神探李昌鈺又何以能博得如此高的評價

論起李昌鈺和一般鑑識專家的功力高下

差別恐怕還是在於專業科學知識、智慧、經驗法則、判斷、邏輯思考的敏銳度和細心深刻縝密突破性的思慮所累積起來的實力

翻開犯罪檔案，古今中外所有的罪犯嫌犯在努力湮滅證據之外，幾乎都會掰出一套歪理來胡攪蠻纏企圖脫罪卸責，什麼撞死人以為是撞到樹撞到貓或車身輕微震動之類的

當年轟動一時的陳進興就曾搬出前世恩仇鬼神附身說

如果法官不加思考輕易採信這些連篇鬼話，那法院可以關門大吉了

大學也乾脆廢了吧

重大刑案的線索夠模糊吧，為何到了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的手上就可以破的漂漂亮亮，差別在於頭腦和眼光以及科學訓練和儀器以及電腦指紋DNA紡織品纖維毛髮輪胎胎痕血跡噴灑痕跡等細微跡證圖檔資料庫分析團隊是否臻於頂尖

如果說「時代久遠了，很多事情也無從追尋」

那歷史學和考古學是做什麼吃的

故宮許多古文物書畫的鑑定考證又是如何做出來的

圖書館浩如煙海的藏書難道是擺著好看的

「太多的"藉口"在能力導向的現實主義者面前，只淪為"謬論"」

能力導向本身難道不是一種偏執

所謂能力究竟由誰來界定，或根據何種判準來界定

自從透納及阿姆斯壯發表多元智慧的理論後

教育專家大致上已能接受

所謂的能力，應該涵蓋多元智慧及多元才能才對

而不是一味強調對現實有益的才叫能力

畢竟古今許多科學發明及科學理論乃至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乃至作品在當時的時代都是被嗤之以鼻或者不屑一顧的，

在馬基維利等現實主義眼中，這些智慧結晶豈不都是一文不值？

那現實主義者自身的價值又如何？

是否一樣要接受歷史和文明的沖刷淘洗以及檢驗？

在西方龐大的思想浪潮下，可能也只是一朵浪花而已

「文學家自有他們的一套見解，但大家要知道，國家社會的成長絕對不是靠文章寫的好

而是有能力的人才...」

文章寫的好確實無法和經國大業畫上等號

那律師可以算是有能力的人才了吧

滿朝律師治國又如何

台灣經濟大步起飛了嗎，屈居亞洲四小龍之末的又是誰

光靠能力耍耍嘴皮騙騙選票或許不難，治國恐怕就另當別論了

試翻開政治學教科書

歐美所謂民主政治選舉文化出現過太多選舉一流人氣一把罩的選戰高手，但治國卻十足低能庸劣的不入流政客

此外，國家社會的成長相較於文明的成長又如何

一個輝煌的文明至少要具備創造性、均衡性、延續性等因子

而不是搞什麼經濟掛帥、科技掛帥、能力掛帥的玩意兒

如果按照羅馬俱樂部對資源及地球生態的悲觀預估

所謂人類的成長其實可能是有極限的

過度強調任何單一面向的價值對人類可能都是一場大災難

任何一門學問學科乃至文學作品

事實上都有它的深刻和長遠甚至永恆地價值性存在

不是閣下三言兩語就可以否定的

王者恐怕必須有宇宙般浩瀚的胸襟

文明才會有源源不絕的源頭活水

畢竟誰又真的知道什麼學問才能對人類是真的有用

什麼學問才能是真的無路用

否則莊子也就不必感嘆「無用之用大用矣」

試評遠離桃花源 孫連成老師

〈遠離桃花源〉文章一出，拍案叫絕者有之，揎袖攘臂為淵明討公道者有之，冷眼嘲諷者有之，「雖不能至，心嚮往焉」者亦有之，堪稱眾荷喧嘩。韓愈〈答劉正夫書〉言：「“文”貴在能自樹立」，而非一味依傍古人，拾前人牙慧唾餘，王國維《人間詞話》論及有我及無我之境時也強調「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就這點而言，羅晴同學能提出迥異流俗的見解，是值得擊節讚賞的。如果說「讀史漢可以下酒」，〈遠離桃花源〉對昏昏濁世又何嘗沒有振聾發嘳的警醒。

不過如果再深一層去看，個人以為，重點恐怕不在於〈遠離桃花源〉原作者羅晴最後說了什麼，而是羅晴翻案文章背後隱含的價值意涵和道德預設， 也就是史觀背後似乎滲入過多的當代價值觀投影和個人主觀的歷史認知，對古人並不盡公平，對人物的深刻性複雜面以及理想與現實面的衝突糾結，以及歷史的實存背景，也似乎失之浮面觀察，而這些稍嫌激越的史觀究竟是如何逐步浸潤形成，恐怕更是一值得探討的課題。記得單兆榮老師曾經說過，歷史人物的血肉靈魂在老師點滴的銓釋裡，或在與學生討論思辯的過程裡，但何以北一女與南女學生在面對同一篇文學作品以及相同歷史人物，卻出現截然迥異的評價表述，恐怕仍與個人的人生經驗以及問學思辯開展歷程有關。

對中國隱士的道德命題判斷的確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觀點紛呈乃意料中的事，但一切恐怕仍須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架構中來理解，否則率爾臧否月旦人物，難免流於價值觀的各自表述，或主觀情緒的宣洩。誠如清華大學張元教授在某篇專論所云，史論有其嚴謹、精審、細密的一面，如果能先蒐集豐富的資料再來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論證，進而提出一個精彩的論斷，展開與古人的對話，可能會比一昧的激烈情緒訴求或質疑更來的深刻和有說服力......

〈遠離桃花源〉原作者羅晴大體上肯定陶淵明的文學成就，卻大加撻伐陶淵明的為官態度及人品，這正是最大的弔詭所在。誠如某些論者所云：「我們可以拿衡量政治家的尺來衡量一個哲學家或文學家嗎？」，何況在中國古代文人身上，人格和文學風格恐怕是很難截然劃分的（請參閱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許多精采甚至不朽的文學篇章，都是在經歷人生困頓滄桑和深邃世事感悟後撞擊出的，司馬遷如此、王羲之〈喪亂帖〉如此、李後主如此、蘇軾〈寒食帖〉亦然，恐怕還可以列出一長串的清單，如果作品背後沒有一顆溫熱的心、真實澎湃的情感和美的觀照，作品剩下的恐怕只是淡然無味的文藻堆砌而已，何來磅礡大器可言，又何能感人肺腑賺人熱淚？抽離甚至否定作者的個性人品，純然抱著純文學的態度欣賞作品本身，如「新批評」所持論調一般，有可能嗎？縱有可能，這樣的欣賞真的能進入作品的內在世界探其神髓乎？如樓上同學所云，陶淵明的率真地個性或許不值得被歌頌，陶淵明的處事態度或許不足為法，但輕率的否定恐怕仍是有待斟酌的，至少陶淵明在人格及詩文風格上乃是真誠地面對自我，並沒有去出賣自己的靈魂。

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古人為何會做出那樣的抉擇，也就是古人生命的實存感受，可能需要更多同情的了解，史家柯靈烏嘗謂：「了解一個時代的歷史，必須進入那個時代，以當時人的思考方式來看歷史」。時人和後世的評價透顯何種玄機，陶淵明的形象和評價在歷史上曾經數度轉換，視角轉換背後究竟透顯何種歷史意義，這些可能都有賴史料的細膩爬梳和深沉壯闊的思考來解答，而非空想臆測吧。

在時局混亂政治黑暗的前提下，淑世與避世原就是道德上的兩難抉擇，也涉及時代氛圍和當事者思想背後的儒道傾向，果如羅晴所言，或許中國歷史多了一些勤奮孜勉的小吏，做一些上級長官要求的違心之事，如被迫去宣揚那搜刮民糧、耗損國力的五斗米教之類，也或許生民少一點痛苦，社會少一點亂象，但也可能少了一些精采的生命典範，照耀萬古長空，讓後人追慕嚮往，滌淨因世俗喧囂而蒙塵的心靈。文學也好，生命也好，當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如果發生牴觸時，在價值天平的衡量上究竟孰輕孰重？就回歸真實的我（本真）而言，淵明似乎並未背離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和價值。

如果將陶淵明歸到不負責任的隱士其實也不無商榷餘地，畢竟陶淵明絕非一消極的「隱者」而已，否則就不會有大量的田園文學傳世，開創另一種生命和文學典型，對照當時文壇的尚華靡（駢四驪六），陶淵明在歷史上其實沉寂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方受重視。危危東晉或許少了一位以蒼生為念「解民於倒懸」的官員，昏昏濁世或許少了一位以撥亂反正澄清天下為己志的知識份子，但浩浩文學史卻多了一篇令人低迴流連的歸去來辭以及不勝嚮往的桃花源記。 桃花源究竟是誰的桃花源或有爭論，但畢竟讓廣大苦難生民在現實困頓中有一個心靈的避風港，文學史也多了一些精采的不朽篇章，如果連這一點心靈的慰藉奢求尚且要剝奪甚至摧辱，其專制程度恐已不下中國歷代君主了。

解消否定古典名篇和暗諷古人，只要佐證紮實立論推理嚴謹，原無不可，何必非要依傍古人踡伏在一言堂立論腳下，可惜〈遠離桃花源〉雖已觸碰中國傳統價值核心和知識份子尷尬處境，卻夾雜過多的主觀預設判準，也混淆了文學和現實的曖昧擺盪關係，似乎未能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歷史世界去探索，立論或許酣暢痛快，但以強烈地淑世出發的春秋大義責人，一個不小心就很容易掉入另一種一元價值觀的陷阱。何況原文在史實上的謬誤破綻頗不在少，而且錯將後人（如教材及課堂上）的詮釋當作陶淵明的原貌加以批判，似乎也犯了稻草人攻擊的謬誤。

問題似乎可以分幾個層次來談：在魏晉汙濁的現實陰暗面下，真實的陶淵明內心究竟有幾重世界？陶淵明的士大夫身份（沒落士族？）、傳統社會中士大夫的社會責任與自我期待、乃至士人的經濟來源等問題如何放在歷史脈絡中來思考？如何去如實地同情地理解陶淵明在那樣的時空下的選擇？如何適當地評價陶淵明的治才與品格？

陶淵明的父祖固非陶侃嫡嗣，然則陶淵明為何放著好好的縣令不當，偏偏要辭官歸田，自討苦吃？除了對熱衷五斗米道信仰的江州刺史以及宦場黑暗的失望不滿外，據說原因之一是不屑迎督郵，督郵又是怎樣的人呢？把自家親妹妹嫁給郡守做小妾而得此官職，行為令人不齒，陶淵明視之為小人。所以當有差役大搖大擺的通知當時堅拒不入此五斗米道的淵明，趕快整束衣冠去見官職比他還低的狐假虎威的鄉里小人時，淵明就只好帶著傲骨辭官歸家了，詩人以具體行動表明堅持理想不向現實低頭的心志，不願出賣靈魂違背自己的真性情，在「飢凍」和「違己」的矛盾下，他做了艱難的抉擇，賦〈歸去來辭〉見志，即使窮的只剩下家門前的五棵柳樹「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生活困窘到了極點，仍只求「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不願妥協於官場現實。

妳當然可以如清代焦循批評古代諸多隱士「吟詠風月則有餘，操天下之柄則不足」，甚至更有人質疑「社會上有一二個陶潛，或者有人覺得有趣，或者可以出賣清高；若有了十萬個陶潛，那就不知要糟到什麼程度，亂到什麼程度」頗可以和原作者羅晴的「我真慶幸中國歷史上只有一個陶淵明，不然大家都這樣率真自然，早被五胡徹底殲滅了！」遙相呼應。但相較於只要出賣良心違背道德便可換得衣食溫飽的古今官場，為了撈頂烏紗帽，溜鬚拍馬者有之，重金行賄者有之，搭上妻、妾(情婦)諂媚上司的鮮廉寡恥者有之，敝鞭撲逋稅錢不恤民命者亦有之……陶淵明的遯逃亦自有其可愛處，這是官僚體制與社會制度面的問題，卻也是每一位古代讀書人的自我矛盾。宋代蘇軾將陶詩抄錄自勉，在晚年尤覺「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原作者羅晴認為「只要有心，入世也可以有出世的清明」，衡諸古今官場，這恐怕是說來容易做來難了。

即使只從經濟面考慮，一個清官怕也是很難當的，硬要當在經濟上恐怕註定是個失敗者。道德力量有限，剛直不阿的清官又未遭誣陷在歷史上怕是罕見。森林中有兩條路展開，陶淵明選擇了人煙稀少的一條路，但卻也更能面對自己的真性情，對陶淵明而言，世俗之人要怎麼看待就由他去罷。每個人看待歷史都有自己的立場和視野，何況多元社會下的價值觀原本就是交涉互迸的，〈遠離桃花源〉原作如果說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地方，恐怕還是在於過度化約歷史人物的人品及內心世界實存感受從而加以揶揄，也就是電影《英雄》裡所說的：「把一個人想簡單了」，原作者有意無意忽略淵明內心的儒道情懷糾葛以及對魏晉當代回歸自然和田園此一主題的真切回應，然則魏晉的「個人自覺」恐怕仍須放在當時的時代脈絡中來理解，其時代意義方能豁顯（注：請參閱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聯經出版）。

話講回來，過度美化古人固然值得非議，但過度強調道德責任感衡諸歷史經驗其實也有其危險性在，多少朝代標榜以孝治天下，結果呢？道德也者徒然成了統治者的御用和迫害異己的工具而已。在道德責任感的摧迫下，個人內在生命意識不免有異化的危機，很可能淪落為一具乾枯的靈魂而已。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在儒家思想薰陶下也很容易導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結果往往在缺乏紮實雄渾的專業學術知識、豐厚實務歷練及對問題的深刻掌握下，閉門造車治天下，造成另一種災難。放眼台灣的教改及政壇亂象，恐怕和一群躲在幕後操縱「什麼都要插手管一下」的知識份子甚至御用國師難脫干係，所謂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聽來不覺得諷刺嗎？所有的一切，都只成了統治者眼中的御用工具，徒見「工具理性」而已。知識份子的包袱未免太過沉重，鬧的古今文人憂傷之下投江的投江、墜馬的墜馬、絕食餓死者有之，鞠躬盡瘁過勞死者有之，甚至「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的愚忠者亦有之（注：請參閱《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出版）。

個人生命情調境界事實上很難放在同一個爐子裡，也很難去論斷是非高下，否則曠達自適寧可效泥龜「曳尾於塗中」的的莊子豈非也成了歷史罪人，許多古人古事，如果純以當代的眼界去觀看評論，恐怕都不知要擺在哪個位置才好。抱著欣賞和同情地瞭解古人的眼光，或許較能得其平，也或許更能挖掘古人內在生命精采的一面，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看法，對北一女羅晴同學的文筆和才氣，以及勇於挑戰世俗成見，我個人還是頗為欣賞的。:)

讀《遠離桃花源》的感觸 孫連成老師

〈遠離桃花源〉嚴格來說並非學術專著，恐怕純粹只是抒發個人感慨，借古諷今的意味很濃，論者固然佳評如潮，但也頗不乏質疑〈遠離桃花源〉的文章質素，甚至認為持論偏頗極盡譁眾取寵之能事，我個人倒不這麼看，畢竟以高中生而言，能有如此般文采和崢嶸氣慨，已足令我輩汗顏。創作原非易事，況乎犀利批判，至少〈遠離桃花源〉的切入點就頗具話題性，否則也就不致捲起千堆雪，甚至觸發兩個girls的「南北戰爭」，硝煙久久不散。

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表達的似乎是一種心境，但如果放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考察，史學的桃花源可能較文學的桃花源少了那麼一點浪漫的氣息，根據學者陳寅恪等人的考證，桃花源也者，其實就是魏晉亂世下宗族聚族而居的「塢堡」，只是在文字上做了某種美化（諸如「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添加上神秘的「烏托邦」色彩，讓讀者覺得杳不可尋，留給後人無限的嚮往，而這恐怕正是文學和史學的最大分野所在，同樣是留給閱讀者無盡的想像空間，但歷史文本終究建構在事實的基礎上（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但文學儘可讓想像馳騁，甚至美化或醜化事實，美感恰在朦朧處，露骨的點破反而美感盡失。同樣探討人性，歷史作品一般較難引起廣大的共鳴（《史記》等少數佳構例外，閱讀時幾乎可以感受到背後有一個偉大的心靈在文字間跳動），因為很難增添虛構想像的成分，字字句句皆須有來歷有根據，反而縛手縛腳，戲劇張力遠不上文學作品。而且歷史又強調客觀而非創意，寫起來動輒得咎，一個不小心很容易就踩到地雷或捅到馬蜂窩，弄得遍體鱗傷。

〈遠離桃花源〉肯定陶淵明的文學成就，卻大加撻伐陶淵明的為官態度及人品，而且引經據典來增添文章說服力，恰恰踩到歷史的地雷區，而且原作者羅晴同學的立場鮮明，語鋒咄咄逼人，兩極化評價原是意料中事。

就今人眼光來看，就算陶淵明有一肚子委屈苦水，對官場文化汙濁寒心透頂，辭官歸隱理由隨手一抓就有千百個，恐仍難讓人認同如此率性「任真自得」的行為，說的嚴重點，簡直就是罔顧現實不負責任，空有滿腔報負卻甘願選擇退縮，忍令蒼生甚至自己家人受苦挨餓忍凍，為的只是成就自己的執著和美名（自命清高？就陶淵明詩文來看，似乎壓根兒沒想過身後名聲的問題），不知道羅晴同學是不是這個意思？果真少負不羈才，胸有凌雲志，理當將個人榮辱毀譽拋之度外「大濟蒼生」，怎可稍遇挫折即退縮逃避現實，甚至還不忘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怪罪老天，當然這和個人的才情心性乃至抱負有關，但總讓人覺得少了那麼一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慨！？

試問德蕾莎修女及史懷哲醫生、南丁格爾的工作場域條件又何嘗不惡劣，較諸身處東晉亂局的陶淵明恐不遑多讓，卻仍然一肩扛下所有重擔無怨無悔至死方休，讓點點愛心發光發熱。相較之下，中國文人堅持不同流合污甚至避世隱居頂多只能算是「自了漢」，少了那麼一點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以及悲憫的情懷，有者也只是紙上煙雲而已，真能將一腔悲憫付諸行動者有幾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所謂「道濟天下溺，拯民於水火」有時聽聽就算了，別太當真，試問國內學術象牙塔中的學者是關心自己的學術成就多一些，還是民生艱苦多一些，更遑論具體行動實踐了。但如果換個角度呢，梵谷曾對農夫說：「我在畫布上耕犁,你在田地上耕犁」，梭羅在《湖濱散記》中也有類似的比喻，你能說梵谷、梭羅對文明的貢獻就一定不如第一線的勞動者來的「一步一腳印」乎？可見有時不能只認一個死理，那會屈殺很多人的。

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能兼善天下，至少獨善其身，這恐怕不能算是什麼道德缺失吧。但既然有心匡時濟世，卻非要等到政治清明才要出仕，衡諸歷史上的吏治，還是早點結束幻想的好，常言道：「既然怕熱，就不要進廚房」，不是嗎？

綜觀論者所評，羅晴對陶淵明缺乏同情的理解或許是事實，不瞭解人物思想及社會現實的複雜性以及論據稍嫌薄弱持論過於「慷慨激昂」或許也是事實，甚至還犯了一些時代錯置乃至類比引證的謬誤，在立場上似乎也有非黑即白的兩極化化約思考傾向，這些瑕疵恐怕在許多史論文章裡都不難找到，但認為羅晴的論點完全脫離時代乃至犯了「以今非古」毛病的批評論調，深入去看恐怕是有些站不住腳的。英國史家卡爾(Edward H.Carr)即嘗謂：「歷史的兩重及交互的任務──藉著現在來了解過去，藉著過去來了解現在。」另一位英國史家柯靈烏(Collingwood)不也曾說過：「歷史哲學所關心的，既非『過去本身』，也非『歷史家對過去本身的觀念』，而是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只有透過『現在』的眼睛，我們才能觀察過去，了解過去。」換言之，歷史乃過去與現代之間永恆不斷的對話，知人論世，以今非古或借古諷今，只要說的有見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有何礙？難道專業史學家在評論古代史實時皆未援引當代理論觀點甚或從未滲入當代價值觀？差別恐怕在於運用巧妙是否看出斧鑿痕跡罷了。

認為羅晴將現代價值觀和六朝價值觀混為一談者，不妨重溫義大利史家克羅齊(B. Croce)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在每一個歷史判斷後面的實際需要，給一切歷史加上了『當代史』的性格，因為所述事件時間上不論其多麼遙遠，實際上它卻牽涉到眼前的需要和情況，在這裡那些事件也就有生命地跳動。」試觀古今史論文章，上至太史公司馬遷、司馬光，下至當代學者，誰不是拿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述往事，思來者」，諷古喻今的例子簡直多到不勝枚舉，如果連專業史學家都做不到價值中立和相對客觀，又何忍苛責一位初窺學術堂奧的高中學子「初試啼聲」之作？比起課堂上那些陳腐拾人牙慧的論調，恐怕要來的「擲地有聲」罷！

很多事情涉及各人主觀價值判斷，而每個人建構的價值觀都不同。當代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曾經強調，理性溝通對話的重點乃在相互理解，對問題有更全面地瞭解，這樣的言談溝通必須在互為主體性的基礎上進行，而非試圖說服對方接受己方論點。台南女中雷晉怡同學所寫的回應文章，文筆不俗，最令人激賞的是點出不應以世俗成就論英雄以及對「失敗者」（世俗定義）同情地了解，但整體而言，文章重心著眼於質疑原作者羅晴的「態度」而非原作「立論」，張力似乎不足，論理略嫌闇弱，坦白說，是一篇感情濃烈到淹沒理性的文字，有些論點過於主觀獨斷「沒得商量」，但反而激起較多的迴響共鳴，箇中原因及背後意義頗值得深思。兩篇文章詞藻華麗猶在其次，重要的是都展現了相當程度地獨立思考功力，但也都犯了自我中心的毛病（尤其是雷晉怡同學的不少批評恰恰都構成了「自我指涉」），但究竟誰比較接近陶淵明的靈魂深處，就留給讀者自行判斷取捨罷！後現代主義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作者死了，讀者才誕生。」（羅蘭‧巴特在《作者之死》中的名言，原句為：「讀者的誕生應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來換取。」）所謂厚誣古人，又從何說起？難道身為後世讀者的我們，面對古典作品，不該有自己的詮釋立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