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我的一個夢

[DUST 10]

　　這一篇是新政主義的創始人藍鯨所寫的一篇約五萬餘字的回憶錄，裡頭談到過去他的大學、研究所經驗，以及近期從事社區營造的實踐過程，算是新政主義的思考基礎背景。很輕鬆的故事，沒有嚴肅的理論，以一位知識份子的角色，去思考、參與公共事務，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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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個夢

（921救災的尋夢過程）

文／黃永宏

西元1999年，民國88年9月23日的故事是個很長的故事，一個長達八個月的故事，要講這個故事之前，得先從西元1997年，民國86年10月的一件奇遇記開始談起。要談這件奇遇，又得先對我這一年的一些背景或者大學生活有一些了解。如果大家有耐心聽我拉哩拉雜的囉唆回憶，那麼我就開始細說從頭。

這是一段對我來說很久遠的故事，雖然刻骨銘心，但是也是不堪回首的過去，牽涉要感激、感恩的人太多，如果無法一一答謝，也請故事中的主角們要原諒我，有些人類的黑暗面，也原諒我必須隱去這些無心人們的名字，他們也只是必須要生存。

西元1997年，民國86年，那一年，是我的學業走向高峰，事業卻從高峰跌入谷底的一年。人生就是這樣，不幸與幸運總是夾雜的前來報到。

我一向不是個專心的學生，6年大學生活，選戰和學運、社團活動佔據了前面3年半的時間，從黨內到黨外（當時還沒分藍綠），徐庶式的尋求明主的生活，終於在學運觸怒學校當局，在大四上學期被退學的情況下，嘎然終止。對政治人物與環境幾近失望的情況下，接下的二年，我轉入商業發展，投身補教事業。倒不是對這個行業特別情有獨鍾，只是因為工作時間彈性，能配合我的學生身份。不過，個性使然，做事喜歡全力以赴的個性，不到兩年，就僥倖擔任班主任要職。

西元1997年，民國86年，那一年我運氣很好的連中三所研究所，其中一所還考了第二名，雖然都是私立學校，但對於一個政治相關類所只錄取個位數的狀況，而準備時間只有2個月不到的人來說，應該說是運氣很好的一年。對於做事講求方法的我來說，也應該說是我運用投機取巧的方法僥倖的結果。當然對於補教事業也是一個很好的活廣告，當然這些技巧的運用擴大，就變成我席捲市場的利器。

在南陽街以一個補習班班主任的身分，被兩隻槍脅迫離開整個事業，恐怕我首開先例。原因只是我用了自身的經驗，採用了這個「破壞性的創新」的方法，而非低價求售的銷售技巧，讓對手不知如何因應。不公平的競爭社會雖然不是第一次見到，過去在擔任立委助理，常常也會處理選民這些協調工作，擔任候選人文宣部主任時期，也會遇到當時執政黨的恐嚇威脅，恐怕當時都還不是直接受害者，感受不是那麼深，加上選戰嘛！謠傳都已經很多了，早也習以為常，把這種歪風當成正常，也就見怪不怪。但是，自己赫然變成受害者，還是第一次。雖然還是黯然離開工作崗位，「不公平的競爭社會」是否應該是社會常態已經在心理埋下一個問號。

運氣總是在失意的時候來到，當我黯然離開工作崗位，卻有外商向我招手，一方面進入研究所就讀，一方面就幫外商引進toeic整套測驗與教材推廣。推廣全然嶄新的產品的經驗卻不是很好的，也對社會不信任的態度有了全新的認識。現在多益（toeic）滿街都是，也讓我相信當初向老闆建議的意見是對的。把測驗的權力交給更有公信力的單位─多年經辦托福的台大語文測驗中心，而不要擔任球員兼裁判，能贏得更多消費者的信任。雖然老闆因為生活環境不同，不能理解這種現象（在美國，據他們告訴我，toeic是民間發展出來的認證，所以測驗與補習都是一起的），他採取一個比較極端的決定，就是把整套系統授權賣給其他經營者（當然台灣的業者就採用我的建議方式）。

本來以為我大概準備回家吃自己了，想不到大老闆很欣賞我的誠實，決定調我去相關企業，擔任廣告行銷業的開路先鋒，以因應當時有線媒體和網路事業的蓬勃發展。在當年10月這個奇遇突然降臨。當時，就在我焦頭爛額開始新的工作的時候，突然研究所的班代來找我，分配一些工作給我，說是要辦研究所的成果展。我當然坐下來，慢慢聽他講完他的企劃案（他連寫都不會寫，呵呵，這就是我常常說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是對的，知道如何做的細節很難，學過之後，做起來就很容易。學校都不教，當然學生也都不會）。

本來以為研究所嘛！應該是轟轟烈烈很專業的案子。想不到這個所長核可的案子，比當年我在大學社團舉辦的任何活動還糟糕，簡直像高中生的活動。這是一個國防科技展，但是他們打算用自己做的一些模型、玩具槍和即時戰略電腦遊戲來作為展出內容，而且活動在兩周之後。耐心的聽他講完（全然沒有重點，這也是學校不教的）之後，我差點沒昏倒。我當然立刻跟他分析，這是會降低我們研究所聲譽的動作，要嘛辦個學術研討會，人家還搞不清楚狀況，這樣的展覽簡直是兒戲，我們承辦的研究生將不會感到任何光榮，只會抬不起頭來。我立刻花一點時間跟他講一些我的構想，他皺起眉頭來「只剩兩周，怎麼可能？」我記得我當時說的話就是：「吾心信其可行，移山倒海之難又有何難？況且班上還有兩位將軍。你忘了？」班代支唔其詞，我知道他缺乏信心。我立刻回教室尋找其中一位將軍幫忙。

這位李將軍是一位我欽佩的長者，他當時已經以少將之職榮退，擔任國防部的兼職國會聯絡人。他是我的舊識，是之前我補習班裡的學生，補了2年才和我同時考上研究所，所以他還常常叫我老師。這位將軍的退伍，我一直認為是國家的損失，他博學多聞、溫文儒雅，相較另一位將軍而言，少了霸氣，多了智慧。我後來有一次機會撘他的便車去取我在修理場的車子，就好奇的問他退伍的原因，他淡淡的告訴我：「因為家父和我同是軍人，南來北往，十多年未曾好好一起吃過一頓年夜飯，不是他在金門，就是我在馬祖，聚少離多。前幾年醫生宣佈家父罹患癌症，只剩一年多的壽命，想來國家無事，即能回家當個孝子，陪陪爸爸到處走走，也讓我一生了無遺憾。」聽完他淡然的說完這席話，我偷偷把頭轉向車子窗戶，很不好意思讓他看到我感動的紅眼框。後來我常常幻想，如果國家危難，我們是不是能請這樣還年輕的將軍(他大約60歲左右)重出江湖呢？畢竟孝子出忠臣，我想李將軍不會推辭，但是制度、人情是否能配合呢？倒是一個大疑問。

言歸正傳，李將軍一聽是所裡面的事，便一口允諾，而且他效率極高，當下立刻撥電話給他中科院的副院長，那是他同班同學，當然對方一聽到是學術單位邀約，又是老同學的學校，又能為國防科技做公共關係與宣傳，當然就滿口答應。（後來這位副院長捲入軍襪弊案，被免職，那是後話。）當時我們也不知道真正結果會怎麼樣，不過三天之後，中科院工作人員就來丈量場地，這位副院長完成了他的承諾。

接下來是我擅長的工作，利用廣告公司之便，我募集了一些贊助金，大約10萬元，足夠我們一周的開銷，學校撥下來的一萬元，反而可以繳回公庫。本來想要自己發新聞稿，班上的一位在聯合報擔任記者的同學，自告奮勇擔任媒體聯絡，我倒是輕鬆不少。只剩下我們想要自己做一個戰場模型，展現戰術的思維，一位學建築的同學擔負這個任務，加上班上軍職人員眾多，不到一周，這些模型和裝飾用的沙包（這要感謝一位莊同學，官拜空軍上尉，利用報紙和噴漆，竟然做的微妙維俏，不僅讓我們嘆為觀止，也讓我們省去到海邊挖沙裝袋的麻煩），一切準備就緒，只等開幕時間到來。我也沒想到還有什麼細節必須再完成，莊同學不愧是經驗豐富，他建議搭一個台子，以免長官要來剪綵，還有最好找一些妹妹來協助這個儀式。當時放眼望去，全班17位同學清一色是男生，哪來女生？我們不禁開玩笑的說：「我們帶假髮，裝兩個蘋果，刮刮腳毛好了，看看會不會嚇死人！」當然我們覺得做不到，就不以為意。沒想到第二天班代就來通知大家，所長好大喜功的邀創辦人張建邦和校長與中科院副院長來剪綵，莊同學經驗之豐富，對官場文化了解之深，使我們十分佩服。

還好班代是本校畢業的學生，還算人脈廣闊，不僅找了童軍團來搭招牌和剪綵台，還不知哪弄來幾個美美的大學女學生，莊同學去買了幾把剪刀用金漆噴成金色，用紅布遮掩麵包店借來的塑膠餐盤，並且親自彩排，才讓整個儀式順利成功。當時和來支援的幾個大學生閑聊了兩句，也不以為意，甚至連名字都沒記住，但是卻是未來展開希望之旅、冒險歷程的重要關鍵。

這個國防科技展十分成功，幾乎是本所成立以來曠古鑠金的活動，中科院搬來了天功、天劍1、2型飛彈的原尺寸模型和解剖式的模型，還有遙控靶機和雷霆2000的火箭發射車。是中科院當時最大的對外展出（後來他們在新竹空軍基地做了更大的展出），當時工作人員跟我們說，要不是淡水學府路到校門口那裡太窄、太陡，運送的聯結車無法轉彎，他們還想把AT3教練機、IDF，和剛跟美國購買，但中科院自行改裝的OH1戰搜直昇機、M60坦克搬來。

據聯合報事後報導，這個2天的活動（星期五剪綵，星期六到星期日對外展出）吸引了10萬的參觀人次的人潮，我是不清楚他們是怎麼計算的（據說電視也是這麼報導，我們兩天都守在那裡除了洗澡，根本寸步不離，沒辦法看電視），但是我在現場是有看到大批的老師、教官帶領著整個班的學生來參觀，我們影印的1萬份現場介紹，在第一天中午就被索取一空。空前的熱鬧場面，連學校都措手不急，草坪都被踏到禿掉。當然本來想舉辦一周的活動，也在於安全方面疏於規劃，而臨時改變成兩天。

說來奇怪，中科院如此大規模陣仗，竟然連衛兵都沒派，安全警衛都由赤手空拳的同班同學來擔任。或許他們沒有在非官方單位展出的經驗，還是認為我們班上軍人眾多，自付安全我們會詳加規劃？這個箇中緣由，我們倒是不清楚，不過可是把班上弄到人仰馬翻，第二年所長興沖沖邀我們再創佳績，大家可是有志一同，齊聲搖頭說：NO！

這次的活動有個小插曲，就是剪綵的時候，音響突然沒有聲音，邀請來幫忙的大學部同學慌了手腳，一群人在後面七手八腳研究音響出了什麼狀況？莊同學雖然站在附近，但是卻因為擔任現場司儀，無法一探究竟，我倒是第二個接近那個現場的人，我就主動走過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其實我不是電器專家，對電器一竅不通，但是說也奇怪，那天我竟然看懂了說明書的裝配方法，發現小朋友（大學生）他們接錯線，迅速把線頭對調，我們就馬上聽到音箱中傳來司儀高亢的聲音：「各位長官、各位來賓…」一個小問題，如果慌了手腳，就算很簡單，也會變得很困難，後來我才知道那群小朋友有很多是唸電機的，其中一、兩個人還對音響有很大的研究，常識之豐富，根本遠遠超過我這個電器白痴。

這個活動結束之後，我們所長辦了慶功宴，我本來以為是他自掏腰包請客。雖然只是在附近的小餐館吃飯，同學們也以為是所長請客，而多點了幾道菜，算是對平常吝嗇、而且喜歡擺架子的所長敲個小竹槓。沒想到，區區1-2000元的費用，據班代告知，還是從我募到10萬元裡面支應，聽到這裡，實在火冒三丈，不如拿去招待那些來幫忙的大學生。事後我們去申請這個請客經費，所長竟然還用那是學校的命令來幫忙的，不用回禮來答覆，卻用這個剩下的幾萬元，在所辦添購一台冰箱，冰箱當然放在所長辦公室裡面，跟現下一些假公濟私的人士無分軒輊，真是可惡之極！我自掏腰包請了這1-20個學生吃頓飯，算是感激他們當天的協助，也算給足了班代面子，也才符合我做人的處事原則。

時序入冬，我倒也忘了這群小朋友，依然在學業和工作上忙碌。接近寒假時刻，教官來班上找我們，他知道我們幾個同學是國民黨員（其實學生不用繳黨費，只是個空殼，早就不參加黨內活動，而我早就和黨外比較接近），說是因為國防科技展表現優異，他們將我們幾個提報參加革實院162期的活動，拿邀請函來，希望我們踴躍參加。班上年紀在60年次以下的同學，包含我和莊同學兩個60年次的總共有七位，大家通通有獎。本來無心參加這類活動，但是禁不起幾個同學吆喝，竟然也就答應他們去參加這個一周的白吃白喝的活動。

大家參加這個活動的原意是去把妹妹，因為研究生的生活很孤獨，除了所裡面的課程之外，大家很少有機會認識其他學生。全班清一色是色狼，卻沒有一隻小綿羊讓大家染指，這樣也好，省得分配不均，呵呵….。（下一屆女生就很多，還不乏有美女出現）

這個活動大家都當作去旅行、聯誼，倒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遠大理想。（你知道的嘛！當時國民黨的形象，大家都有一種吃垮它的不正常心態）不過，沒想到這個活動，我個人倒有一個大收穫，那就是直接和林清江教育部長在論壇上交火，讓我更清楚了政府對教育改革的真正想法。其實，長期呆在補教業，我當時就感覺到政府怎麼老是在做對補習班大利多的政策，難道他們都沒有思考整個改革方向必須是鎖定在改造家長、改造教育體制的做法嗎？怎麼連師資鬆綁，都會興起師資班和教研所的補習歪風呢？怎麼連教育體制鬆綁都會造成奇怪的競爭體制呢？

當時我跟林部長預言的現象，後來都一一浮現，這不是我多有先知先覺，是根本只要有教育實務經驗的人都看的出來，政府不是在移風易俗，是在推波助瀾。當時我已經離開補教業了，轉入廣告行銷業發展，但是在補習班看到的奇怪現象與扭曲的教育方法，仍是讓我遲遲無法忘懷。我知道這樣下去，遲早我們國家會無人才可用，我知道這樣下去，文憑主義會更加盛行，他將是我們最高的民間投資事項，但是卻一無所獲，因為資源都浪費在反覆教育上面，而非創新與思考。

當時和林部長的對話，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彷彿是昨日之事這樣鮮明。當時我鎖定的議題只有兩項，第一是高等教育學費過高的情形，第二是在職專班鬆綁的政策上。這些我在我的家族裡面有提到。當然林部長搬出的都是官樣文章，不是「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算低廉….」，不然就是「終身學習、回流教育已經是世界趨勢…」，再不然就是沉默不語、支唔其詞，這些官話我都知道，也都有道理，但是問題是教育不是理論，是我們在培養我們的子弟，怎麼能不顧現實，依照外國做法依樣畫葫蘆呢？

談到高學費，其實不是真正學費有多高，問題是在反排擠作用，家裡有錢、家長知識水平高的學生，往往都擠進便宜的公立學校，貧窮、家長教育水準不高的學生卻往往就讀學費較高的私立學校。不要高談闊論數據，觀察一下週邊親友，這個現象有多嚴重？如果不嚴重，那些苦讀出身的子弟就不會成為新聞。這是社會階級對立的開始，怎麼能不重視呢？但是和林部長對談之後，我知道他們根本沒有感覺這個問題有多嚴重。他們在乎的是普及率的數字、入取方式是否公平，社會公平正義不在他們考慮範圍。

至於在職專班的入取方式，我提了很多遍了，問題就是基礎研究的人才的鼓勵，是否會造成反效果？這幾年看看我們的學術領域的發展，大家應該感覺的到，人才輩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不是廣設大學的影響，而是高等學府的畢業生覺得不值得專心在一個領域發展。如果研究不能致富，必須安貧樂道，而致富能買到學位，你會選擇哪一個？

時間因素讓我不能再問林部長關於中小學的問題，但是我知道答覆應該也是類似，不是我對已逝世的林部長不尊重，而是這通常是教育部的一貫思考邏輯，他們似乎在當一個事業經理人，在乎的是數字管理與績效，而忘了他們是在辦教育，教育的是一個個的「人」。後面幾任部長也都差不多，你可以翻翻最近的報章雜誌，看看最近的教育部官員是不是依然有這樣熟悉的發言。

當然我知道當一個部長很不容易，制定一個政策也不是那麼簡單，要抗拒的利益團體很多，要改變的因素很大，但是這也不能說明目前很多教長很輕率的決定一個教育政策啊！不是嗎？何況是只有政治動機在裡面呢？而不是真正思考我們要提供什麼樣的教育環境，讓人才發展。（題外話，我不知道致力於本土化，對於人才培訓有何幫助？他可以是個選項，但不是「致力」的方向吧！國際觀還可以在國際貿易環境上需要說的通，閩南語式的必修本土化呢？客語要不要必修？十族原住民語要不要必修？）

除了和林部長的對話之外，我還有另一項收穫，到後面我才看出它的重要性，我們下次再談。

上一次提到和林部長對談的經驗，這兩個問題其實都牽扯到所謂社會價值觀的問題，我再花一點時間講一下我的看法。我認為價值觀會影響到作為，如果一開始價值觀出發點和想達到的目標並不相同，那麼再有效的手段或方法，也沒有辦法達成目標。這不是說他的出發點是好的，然後把失敗推給其他原因就能解釋的，更何況手段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怎麼能說是手段是正確的呢？所以我不能同意在政策上有「出發點是好的就成功一半」這樣想法的觀念。

如果我們認為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反排擠作用是我們必須改變的基本目標，而認為聯考的排名是造成這個影響的因素，那麼改變聯考的入學方式是正確的思考。但是真正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呢？是競爭嗎？還是比較呢？今天念建中和念成功有很大的差別嗎？也許對於唸不到公立學校的學生來說差別不大，但是對於兩個分別是唸建中和成功的家庭來說，差別就很大了！這代表的是什麼？代表的是我們家不如人家，代表的不僅是優生學上的遺傳，還代表的是家教和地位的高低。雖然在理智上我們會嚐試說服自己，這是一種無聊的心態，但是優越感的情緒就是會操弄我們的行為，這就是我說價值觀取向的問題。

最近讀李模先生的遺作《君子一生》裡面提到關於李模先生對麥克阿瑟將軍「位子祈禱文」的推崇，李先生最強調的觀念就是「自知是一切知識的基礎」。我覺得這句話深刻的反應了我常講的這句話「孩子成長需要時間」的最高意涵，家長和學童是否有自知能力，知道自己擅長與優勢所在，知道自己成長的時間階段性，而來選擇教育的內容，那麼結果就會和情緒操弄得比較有很大的不同。舉例來說，一個家庭如果有著濃郁的美術思想與涵養，說不定私立復興商工美術科會是他們的選擇；同樣的，如果重視一技之長的培養和興趣導向，高雄餐旅大學往往的排名會高於台大。所以我們的關鍵解決方法，不是在測驗方法上打轉，而是開始檢視我們的教育目的。如果學生在學校體制之間的轉換，是一種興趣與自知的轉變，而非排名，那麼我們擔心的就不是學策公不公佈組距、公不公平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子弟有沒有適合的教育機構可以滿足他優異興趣表現，或者是興趣改變時，他有沒有機會轉換跑道。或許有人認為投資這麼龐大的選擇性空間的教育資源，會是一種浪費，說實在的，就算是浪費，也比我們目前浪費在「重複」的教育上來的好，不是嗎？補習班教的東西和學校教的無分軒輊，差別只是在教法，和你是否能自由的選擇老師和環境而已，不是嗎？這才是最大的浪費。

講到價值觀的驅動，我長期以來就發現組織的價值觀驅動力會比個人來的強，當然制度會引導價值觀的發展，所以我才會提出第二個問題，制度上的設計是否會阻礙基礎研究人才的投入，這不是反對回流教育或終身學習，而是強調我們是不是要有更強大的鼓勵機制，來強化我們基礎人才的培養。這不是二分法式的思考，非A即B，更不是注重其中一項，就排擠另一項的思考。回流教育或終身學習本來就是教育部為各學校大開財源之門，根本沒有投入多少資源，那麼減少對學校的補助的款項，是否應該轉成對學生本身的補助呢？全面性的補助當然是不可行，因為效果分散，但是重點式的培養基礎研究，難道也不考慮？

這是我對教育體制更深層的思考，當然不一定能獲得大多數教育學者的贊同，不過，我覺得唯有回到價值觀的思考，才能真正把教育辦好。

話題回到革命實踐院的生活，162期來這裡參與全是各大學的碩士學生，幾乎都是全台灣國民黨的青年才俊，而且不乏現在已經浮上檯面的優秀菁英，相對來說，我個人就相形遜色很多。但是如同我之前說的組織價值觀驅動力的問題，在這裡也特別明顯，也彰顯了國民黨的價值觀有了很大的問題。跟我接觸黨外的年輕人不同，這裡的優秀青年比較缺乏理想性，所追求的是實力與現實的實現。（我講的夠微婉了吧！）相較之下，我們來參與六位同學（本來是七位受到邀請，一位有事返回老家，不克參與，所以我們都戲稱自己是「把妹六壯士」）只是來把妹和白吃白喝，就單純許多。除了我還搞一些嚴肅的話題之外，六壯士都把這裡當度假村。但是其他人就很難這麼簡單，他們可是有備而來，建立關係不說，拉黨結派，也是時有所聞。雖然我習慣政治界的複雜情況，但是完全沒有辦法談理想的年輕人，我倒是第一次遇到。（當然後來就遇到更多了）

不過，要跟他們打成一片不難，把我上面寫著業務經理的名片拿來發一發，通常都會很快就能融入他們的團體。雖然當時很少用，但是還是不得已在公司緊急召回處理某家手機業者輕鬆打專案，被某家著名外商廣告嫖竊企劃案，請假外出時曝了光。為什麼提到這件事，因為這家外商廣告是很具知名度的公司，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會這麼不遵守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但是因為是手機業者因為不信任我們小公司的執行能力，而又很滿意我們的提案，主動要求該外商廣告執行這個企劃案的。當然我們在怕得罪客戶的情況下，也只能忍氣吞聲，以包下一些零星的尾案收場。金額差距之大，達千萬之譜。當然讓我們憤憤不平，但是也讓我再度體會到「不公平社會」的競爭模式，和制度上我們未尊重智慧財產的設計。如果我們一狀告到法院，若能取得比案子本身更大的賠償，那麼也許我們會採取法律行動。但是因為衡量輕重，採取靜默的態度，比較能維護公司利益，只好犧牲社會公平正義的典範建立。這是題外話。

回到革實院的生活，話說到另一項重大收穫，卻是肇因於我闖了一個大禍。當時以書生的狂狷之氣，也不以為杵，大不了退訓嘛！還能怎樣？後來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

當時我們六壯士都以戲虐的態度來和其他人相處，絲毫沒把這裡的受訓課程當一回事，偶而我演演我之前老闆的名言嘉句「有這麼嚴重嘛！」來讓大家娛樂一下，我也不以為意，但是後來這個模仿秀被我演到過頭了。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有一堂模擬課程，要大家分組，抽籤決定各黨職來做角色扮演。我們那組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來開演「志村大爆笑」的方式來娛樂大家。所以一抽到組工會，我們就開始展開角色分配，由我來扮演主席，用那個獨特的腔調和口頭禪「這個…….是吧！」來演這個角色。我們抽到的主題是「北市提名蔡璧煌，高雄提名吳敦義」來做輔選計畫。

吳敦義先生大家當時並沒多熟悉，但是蔡先生擔任國民黨化妝師時候，黑的說成白的，白的說成黑的高超化妝技巧，可是現在很多政壇人士的開山祖師，讓人印象深刻。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他調了職。只憑印象就決定把玩笑開在他身上。

當我開始模仿主席的聲調、手勢，用台灣國語說：「這個…這個….台北市民之前放棄我的愛徒…是吧！…這個…這個….本黨一致都同意….這個…這個…決定..這個….給台北市民一點懲罰….是吧！所以…這個…這個…台北市….本黨…決定…提名…這個….本黨…形象最差…媒體最不喜歡的…..這個….這個….蔡璧煌….先生….來做為本黨的候選人….是吧！」底下笑聲連連，掌聲不斷。就在這個…這個時候…，突然後門慢慢踱進來一個熟悉的身影，我倒是沒看清楚，下台之後才聽到六壯士裡的檸檬（他姓林，綽號檸檬）同學小聲跟我說：「糟了！剛剛蔡璧煌從後面進來。」「是喔！那又怎樣呢？」我蠻不在乎的回答。

2小時之後，我出現在副院長室，我被約談了。這下我才知道，我在老虎頭上捋鬚了！蔡先生已經轉任革實院的院長2-3個月了。副院長這時開門見山的說：「黃同志（好像到了反攻復國的舞台劇裡面演共產黨的那場戲），您的資料我看過了，您是長期都在為友黨工作，是嗎？」（我心裡想：「國民黨和民進黨只有一個「民」字相同，我還友黨咧！」不過現在看起來，這位老兄還真有先見之明，不是嗎？）當時我真的沒意識到國民黨可以利用執政之便，利用情治機關迅速調到我的資料，這代表我有多危險。不過，大概是我據實以告：「我已經很久不涉及政治活動了」，他點點頭，輕聲細語的說：「迷途知返，很好，我知道您現在在外商公司任職，希望您將來還能為黨國貢獻！（天啊！接下來我要不要喊萬歲啊！）」

後來開始閒話家常，我透露一些我認為國民黨可以改進的方法，尤其是學生工作。這位長者似乎心有戚戚焉，也讓我知道他學問的淵博，跟剛剛判若兩人，所以我常常覺得國民黨不是沒人才，是被價值觀所限制。臨走的時候，他還遞了張名片，囑咐未來有任何問題都能來找他。想不到後來這位長者造成一個重大的影響，那是後話。

事後回想起來，我不知道是因為我長期在黨外工作的關係，還是外商公司員工身分救了我。雖然當時已經解嚴了，但是一些零星的壓迫事件仍時有所聞，尤其是3年前我的退學事件，是否會再重演，我當時輕挑的態度，實在是把自己陷在危險當中。不過，最近讀陸大使的「微臣無力可回天」當中提到蔣經國先生對黨外的寬容，至少任內沒有一個台獨分子遭到槍決，後來的打不還口，罵不還手的政策，都為台灣的民主歷程做了一些貢獻。一樣是示威遊行，因為英國的寬容，才會造就印度的獨立；因為經國先生的寬容，也才讓今天綠色執政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不寬容的結果，就會造成六四的慘案。我們怎麼能將民主化的功勞，不分一點給執政者的寬容呢？

後來結訓的時候，我和我模仿的主席握到手，還和他拍了照，雖然我一直躲到後排，但是因為身高的關係，又一直被拉到主席身後附近，這不知道是緣分，還是報應？當然，他來去匆匆，所以我認識不深，也沒什麼感想好發表的。

時間來到我研一的下學期，這時我升任原本廣告公司新的關係企業執行副總，掌管這家新公司的開展，在總經理到來之前，我幾乎是這家公司的唯一主管。開創事業就是這麼麻煩，千頭萬緒，剪不斷，理還亂。

這一學期，課程依然很多，工作依然很忙，但是我依然保持我的生活步調。直到一件事情的發生。改變我的生活，也完全開拓了我另一個眼界。

我忘了確切的時間點，我只知道在期中考完，期末考之前，大約應該在1998年，民國87年四、五月間吧。那天班上的好友施同學來找我，他希望我陪他去參加一個會議，因為我選戰經驗豐富，能幫他參選研究生協會主席。我這個人就是雞婆，骨子裡就是喜歡搞這種選務工作，雖然對政治界失望嘛，但是心理安慰自己說：「這只是學生活動嘛！練習一下技巧好了」，所以不加思索，一口就允諾了。和他去參加那個會議，原來是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現已裁撤）的活動，那是一個各校學生自治性組織的交流座談會吧！（我忘了主題），睽別了五年，想不到我竟然會舊地重遊，真是百感交集。回想五年前，我還是15全會黨代表的初選代表，這裡還是我常來要經費辦活動的地方，當我在青工會的青年憲政會議上，力倡國民黨必須省悟「反台獨路線是一個恐嚇手段，必須另開闢統一理論思考」而不見容於主事者，被轟出來的那時，這裡當時的工作大哥大姐們還是第一時間來安慰我，同情我的單位，所以一時舊地重遊，還真是感慨萬千。

會議報到的時候，就沿路遇到熟識的人跟我熱烈寒喧，還有當時在我社團跟我合作的幹部，當時我是社長，這些夥伴的盡忠職守讓我十分感動，想不到歲月如梭，他們已經是博士候選人了，來這裡擔任輔導後進學生的重責大任。對於當年我被退學事件，大家似乎還記憶猶新，紛紛感嘆如果不是那兩年的耽誤，我現在的成就絕不會只是如此。我個人倒是沒有什麼好後悔的，反而跟他們報告，因為多了這兩年的奇怪歷練，我反而有更豁達的收穫，不去斤斤計較和學校打行政訴訟，反而讓我的人生觀更積極。當會議開始，討論的竟然是北、高兩市年底市長、市議員的輔選工作，我就知趣的先用尿遁離開會場，畢竟我不太是國民黨黨員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嘛！到其他樓層逛一逛，竟然很多當年的大哥大姐都還在，也許是當年國民黨低迷的時刻，我招收黨員的人數破了全國第一，讓他們印象深刻，所以大家並沒有遺忘我，熱絡的跟我打招呼，閒話家常。突然有一個年輕的學生，叫我「學長」，我倒是對他一點印象都沒有。本來以為只是禮貌的和我打招呼吧！後來他前來遞名片，一開口就是：「學長，你不記得我囉！我是國防科技展和你一起搞音響的那個小萬。」「哦！小萬喔！」嘴裡這麼應著，心裡倒是快速搜尋這個學弟的印象，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他是哪一個，對自己的記憶力真是羞愧萬分。

「小萬，你來這裡做什麼呢？也是來開會嗎？」我還是找話題式的和他嫌聊幾句，低頭看著他的名片「學生自治會 會長」，自以為是的提出這樣的問題。「學長，我們來找贊助。」「哦！什麼活動呢？」「19校迎新校園演唱會」「哦！那找的怎麼樣呢？」小萬為難的看著承辦人員。承辦的張姐是有名的萬年難搞人員，當年我也常常吃她的虧。想不到張姐也還記得我，和我熱絡的寒喧兩句。心裡想：「幫幫這個年輕學弟一下好了，張姐這麼難搞，大概幫他講兩句，看看行不行，算是回饋他來國防科技展幫忙的恩惠，舉手之勞，耍耍嘴皮，反正又不會掉塊肉。」

「張姐啊！這是我學弟啦！很能幹喔！他的案子，看在我的面子上，妳嘛幫幫忙！」張姐面有難色，「不是我不幫忙啦！是你也知道，現在黨裡面經費困難，這個案子太大了，而且參加的學校太多，預算沒有一下子就發這麼多的。」這是什麼官腔啊！還有嫌學校多的，參與學校多才能補助費多啊！不是這樣嗎？難道還反過來？不過，因為離開國民黨真的夠久了，也搞不清楚狀況，好奇心驅使下，禮貌的說：「張姐，案子借我看一下，好嗎？」張姐一下子就把手上那疊紙交給我。

不看還好，看了嚇了一跳，「國民黨真是豬頭，這個這麼賺錢的案子，他們還在刁難。笨死了！」原來這是一個19校聯合舉辦的巡迴演唱會，如果站在我們廣告行銷業的角度來看，這是當時還沒有人做的案子（後來有大成報校園巨星榜），但是當時業界一定會有人有興趣。不過這個企劃案寫的太糟，實在很難招商。我回頭和小萬說：「你們這個案子可以改嗎？如果改了，會很賺錢喔！」小萬還在猶豫「要和各校討論商量」，張姐這頭可是熱心了起來「會賺錢喔！那麼我們可以不花錢就參加囉！」真是一付令人憎恨的黨工臉孔。不過我是幫忙的，也不要打壞人家學生的計畫，我就笑一笑，「對啊！對年底本黨的選舉有幫助喔！」想不到，我的一席玩笑話，竟然一語成讖，這倒是我使料未及的事。

離開了國民黨北知青黨部，我依然過著忙碌的生活，渾然不知一場茶壺裡的風暴正在醞釀。

大概一周後，我大概也把這件事忘的一乾二淨，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學長！我是小萬啦！」熟悉的聲音讓我拉回那個案子的聯想，不過當時我們公司人手不足，我是不大可能接這麼大的案子，只好閑聊兩句敷衍一下。沒想到，這個年輕人還真是衝勁十足，當天下午我的辦公室就擠滿學生代表。心裡想，也真不好意思，還是讓他們有點收穫帶回去，我就跟他們解說一下我的想法：「直接找更高層的單位，來承辦這個業務，把案子拉到全國，這樣就能逼迫國民黨不得不重視學生選票，而贊助你們！」「民進黨不要找，有兩個原因，第一，民進黨理想性格比較高，如果他們有意願，就會趁勢掌控整個活動來做組織發展。你們不會想新生都認為你們有政治色彩吧！而且學校大部分還是國民黨的居多，也可能會反對，處處刁難。重要的就是國民黨比較笨，花了錢，他大概就以為有效果了，最多找幾個大人物講講話，不會搞組織滲透，因為他們不懂。第二，民進黨也沒錢，找了他們，反而讓他們提防你們找國民黨，俗話說的好：成事不足，敗事，民進黨可是綽綽有餘。」

學生聽完之後，信心滿滿的開始到處找關係。兩三天之後，又回到辦公室找我。唉！我這個人就是很容易被熱忱所感動，又心軟。熬不住學生代表的苦苦哀求，和他們滿是挫折的眼神，我終於鬆口，決定幫幫他們。當初倒沒想到把這件事當做多嚴重的問題來處理，心想，不過是打打電話牽條線。我打了電話給青工會的朋友，他們也很熱心，說是幫幫我安排與當時青工會主委丁守中見面洽談這件事。等了兩三天，沒見到丁守中，倒是吃了他的秘書一場排頭。我這個人就是不服輸，火大了，我決定找廣告界朋友幫忙，自己來，這麼賺錢的案子，幹麻去看政黨的臉色。因為也沒遇過這麼大的活動，所以還是找些有經驗的人談談。我先找了之前廣告公司的總經理（他後來調來我們這裡擔任總經理）跟他報告這件事，他一聽，跟我想法一致，覺得很有搞頭，所以安排了和幾個媒體界的朋友見面。其中，中廣的一個業務副理很有興趣，我們就安排他和學生們見面。

誰曉得此君十分勢利，和我們談的時候客客氣氣，和學生談的時候趾高氣揚，我當時雖然勸學生忍耐，其實心裡有點不安的感覺。他們直接談了一周，我都沒有介入，本來想進行招商，對大老闆有個交代，但是因為中廣神神秘祕，加上他們業務部也是我們競爭對手，所以就不方便提，反正沒來找我，大概也不用出什麼力，一切應該也進行的很順利。

誰知道，一周後，學生氣急敗壞的找上門來哭訴，說中廣出爾反爾不辦了，他們案子都報給學校了，怎麼辦？我打電話給那位副理，他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先是說找不到廠商贊助，後來又說學生問題很多，很麻煩。弄到後來，連我都火大了。這個不識相的傢伙，竟然還掛我電話！真是沒禮貌！

我當時直覺想，中廣是黨營機構，俗話說的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既然他吃定我，我就決定找個黃雀給他難看！但是對於國民黨高層，當時實在沒什麼耕耘，也不認識什麼人，正在懊惱的時候，我眼睛突然瞄到桌上一張名片。「革命實踐研究院副院長」，心裡想，這倒是一條門路，試試看吧！

打了電話，副院長願意見我，我帶了學生，立刻驅車木柵。重頭到尾讓學生抱怨讓這位「大人物」知道，副院長當下拿起電話就撥，我們都沒料到他撥到中興新村，宋省長第一次在我心中留下印象，原來他是宋系的人馬。電話那頭說了什麼，我們並不知道，只看副院長沿路「是…是…」，掛上電話，副院長禮貌的請我們回家等候，說是宋省長會全力幫忙。我們半信半疑的踏上歸途。

想不到約莫2個多小時，將近黃昏時刻，我竟然接到一通很莫名其妙的電話：「黃同志嗎？（又來了！共產黨！）我是中廣李慶平。」天啊！總經理耶！我不敢露出驚訝的聲音，靜靜的回答：「是！我是！總經理您好！」「奉章秘書長指示，中廣會全力配合您目前在奔走的案子，請學生同志們放心，章秘書長指示，就算是賠錢，黨部會給予補助，請各位同學放心。麻煩您明天早上10點鐘，邀集其他同學代表到本公司業務部商討合作細節可以嗎？」按奈心中的興奮，我還是冷靜的回答：「好的！我會轉告其他同學，明天10點鐘，會準時到達，謝謝總經理的幫忙。」

掛上電話，我顧不得我正在開車，立刻一一撥電話給學生領袖們，希望他們明天都要到齊，準備給中廣一個下馬威。本來想讓學生自己去，自己就幫忙幫到這裡。但是學生苦苦哀求，當天晚上即返回公司和總經理會商，總經理也覺得事已至此，除了幫忙之外，看看能不能另外開拓新的業務，指示我全程參與，伺機而動。隨後和學生代表碰面，我也告知我的困難與公司企圖，他們都是一樣的態度，要回去開會討論，之後再答覆我。我也不置可否，但是我喜歡話講在前頭，今天這個案子我能參與的程度，與公司態度，我倒不能一直假公濟私下去，這樣有違我的良心與職業道德。到了晚上11點多，我接到學生代表的電話，表示他們不會反對我公司參與，只是希望我自己爭取合作機會，而不要把條件綁在一起，我欣然同意，明天當然就是一場硬仗要打，平常夜貓子的我，就早早就寢。

第二天早上，大家如約9點就集合，沒有人敢遲到，浩浩蕩蕩一行將近30人，每個學校都派出1到2名代表，我們在門口稍微約定一下，今天不打算達成細節的商議，只初步完成總體共識，就由我和一名代表先進去拜訪。當然當時我們志得意滿，還不知道有更大的困境和麻煩正等待著我們。

中廣一看到學生陣仗，當然他們也是有備而來，李總經理和我們寒喧幾句，和同學一一握手，算是已經呈現在百忙之中很大的誠意與歉意了，後來有些同學還計較這件事，我倒是認為心胸有點不夠寬大。業務經理約莫50歲上下，一直很客氣的招呼，因為人數太多，他們還忙著搬椅子進入會議室。而當初那個業務副理，則在會議開始之後，才進入會場，接下來就一直像個小媳婦一樣在牆邊罰站，我們一直要他坐下來，他十分不好意思的連說不用，從頭到尾像贖罪一樣一直站著，當初雖然可惡，但是現在看起來也十分可憐，至少他還感到歉意，不像現在很多爪牙，明明錯了，也還要硬坳，連句抱歉或臉上連點歉意都沒有。

會議約莫半小時，大致上中廣也表達了歉意與誠意，我們也不好再趁勝追擊，不料，薑還是老的辣，我們竟然還是中了一計回馬槍，雖說這是早被我料中的事，但是學生仍是毫無準備。業務經理徐徐說道：「黃同志，您也是同行，應該知道在台北縣市辦19場是有困難的，我們找了贊助商，但是對方要求全省20場，所以這點還要請各位同學努力一下，如果全省能辦個20場，北區辦個8到10場應該沒問題，您說是吧？」真是利害，不僅把全國拉進來的責任推給學生，還用8-10場來讓19校學生內鬨，不愧謂之「大內高手」。

談到「大內高手」，又不得不談談宋楚瑜先生，因為他是最經常被黨外封為「大內高手」的對象。我一直無緣和他見面，對他也不夠了解，不過這次的活動，真的多蒙他的幫忙。我們在事情都敲定之後，有回去拜訪那位副院長，除了感謝他本人的幫忙之外，也請他轉送一封同學們聯名的感謝函給宋省長。我記得當時這位副院長回答的話很有意思，他說：「宋省長很關心學生活動，但是這是黨部的工作，宋省長已經不擔任秘書長了，自然將案子轉呈給章秘書長處理，其實沒幫上什麼大忙，同學們不用放在心上。」我最近看陸以正大使所著的「微臣無力可回天」這本書，他所描述的宋先生，雖然也是鳳毛麟角、隻字片語，但是似乎他的個性就是這個樣子，十分避嫌，不會去搶不應該搶的功勞，而且不只他這樣，似乎經國先生拉拔的人才，在當時似乎都一個樣。至於他們是否內鬥洶湧、另有心機，我們可是不得而知。只不過，後來同學們因為疏忽，沒有聽從我的建議，在開幕式的時候送張邀請函給這位副院長，據其他朋友告訴我，他為這件事十分光火，這似乎又跟他先前的態度有所不同，但是謠傳嘛！我也無從求證。後來國民黨拙劣的致詞手法讓學生們更為反彈，我也就不方便再說什麼了，這是後話。

剛剛提到中廣業務經理的這記回馬槍正中學生要害，也真的超出我的意料之外，要求場次擴及全國，就廣告專業的眼光來看是正確的，也被我說中。但是用場次限制來分化19校學生，的確是高招。這19校學生本是烏合之眾，臨時以私誼拼湊的團體，或許A校和B校很好，但是C校是B校拉來的，和A校就沒什麼感情，一旦利益衝突，或許就分裂。如果學生自行分裂，也就不關中廣的事，不辦這個活動算是水到渠成，果然是一石二鳥之計。就當學生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這位老狐狸，又丟出另一個震撼彈：「還有，這位贊助商希望有台大和政大參加，也請各位同學幫忙。」倒底有沒有這個贊助商，我已經是很懷疑了，但是這些要求又十分合情合理，實在不知道如何推辭。台大和政大本來就是所有廠商最青睞的學校，問題是這兩個學校也是最難搞的，不僅會要求領導權，也常常最不合群，當時大學再搞學運的時候，我們就經常吃台大的虧，後來還分裂成為兩個團體。而且最麻煩的是台大和政大還常常水火不容，要搞一個台大已經很頭痛了，還要把兩個搞在一起，我看的確是Mission Impossible！

這個十九校最好的公立學校只有師大，其他都是私立學校比較多，我看這些震撼彈一定讓他們頭痛的半死，我是客卿，真的也不能越俎代庖的幫他們決策，只好藉口說，因為同學們只派代表來，會長們並沒有到齊，所以讓他們回去商量一下，再做答覆，隨即起身告辭。回頭一瞄，我倒是看見經理和副理用詭異的笑容相望而視，真是有點火氣，不過，我也不能如何，端看各校的態度而定吧！

當天晚上學生們就召開跨校會議，我應邀出席報告現況，或許我是幫忙的，再加上年紀比較長，各位代表大概都很怕在自己學校前面提8-10場的事吧。可能由一個外人來講，比較理性客觀。那天我大概簡短的講了15分鐘，前因後果敘述一番，加上一段自己的評語，恐怕是因為被醜陋的成年人氣翻了，我脫口而出：「各位同學，如果你們做不到他們的要求，這不僅是大家失去一場迎新活動，更是失去大學生的尊嚴！」講完以後，我自覺有點失言，講的太嚴重了，所以接下來的會議我幾乎是安靜的在旁邊抽著菸，不發一語。

我本來以為會有激烈的爭論，想不到學生們開始討論的是，誰有關係能找到什麼學校，還有區域如何結合，縮減場次。「真是太優秀了！誰說年輕人沒有希望，我眼前就是一群實事求是的年輕人。真是太令人感動了！」望著吐出的煙圈，我內心這麼想著。會議大概進行了一個小時，這家東區有名的紅茶店，擠進了五、六十位的大學生，恐怕也是空前絕後。他們決定回去各自聯絡，三天以後再來聚頭。會後每個人一一跟我握手道別，眼中感激的眼神，讓我把公司的訓令完全拋到腦後，決定私下也要幫忙。

第二天，一個最關鍵的人物出現，小萬和長庚的俊豪一大早就連袂來找我，那天本來預定要去學校上課的，他們很興奮的跟我說，他們找到免費辦公地點和免費電話、傳真機，以免運用我公司資源，給我造成困擾。真是貼心啊！他們兩個人要求我和他走一趟，我就開車跟他們來到士林夜市旁的名校─銘傳大學，其他同學已經在門口等了。原來他們和銘傳的會長商討加入，意外的引出銘傳大學最有勢力的團體─梅花社。這個社團是當年銘傳地下學生會和系學會，是校方最支持的團體，不僅有美女如雲、知名國際，以會場服務聞名的十二金釵（當時國民大會開會招待的指定團體），還有遍佈全校上下的各種人才。因為老校長的大力支持與黨部扶持，這個團體真的是所有學生團體當中最有辦法的團體。

我們當時去見的這個關鍵人物不是學生，是這個團體的總輔導老師─張教官，她是一個約四十開外，像個媽媽型的歐巴喪。和她交談約15分鐘，把前因後果向她報告，她突然憤而起身，像當年漢高祖斬白蛇起義幫的豪邁說：「國民黨就是被這些人搞垮了！沒關係，讓我們來擔負中興的責任。」雖然很誇張，但是大家都被她的豪氣所震攝住，也都燃起了無限希望。她打開一間大型會議室，跟跟隨著她的學生助理（應該是總社長）說：「這間就給他們用，我會去跟校長報告，還有請會水電的同學來，把電話拉進來，拉個十線好了，記得把長途和手機鎖碼打開，在搬一台傳真機和電腦、列表機進來，我想他們都用的到。」然後轉頭對我們說：「還有什麼需要用的再跟我們說。」接著他又交代：「記得給同學們找幾個聲音好的幫手，還有茶水點心都由社費裡面出。務必給同學們最大的方便。」到了這裡，我們幾個人已經快要痛哭流涕了。出來以後，新加入的海大小胖決定把基隆的所有資源投入，他拍胸脯的說：「張教官都這麼幫忙，我也來動員我們學校的同學幫忙連絡。」當時士氣高昂可見一般。

不消兩天他們已經聯絡了北中南大約三、四十個學校加入，全部加起來就快六十間學校了。最令人興奮的是政大已經宣佈加入，隨後台大夜間部的會長也出現在銘傳的工作會場。這個可愛的小女生是另一個成功的關鍵因素，如果沒有她後來的堅持與東奔西跑，這個活動不會這麼成功。

當一切都看來很順利，中廣也找不到藉口的當下，麻煩的事卻是一樁跟著一樁來。我們後來協議除了中廣預定辦的場次以外，各校可以自費或另外找贊助商來贊助多出來的場次，中廣也說沒什麼問題，其次，學生很聰明的把場內和場外分開，在場外另行佈置園遊會，另行找廠商贊助，當然也為我公司找了一項財源，給我繼續正當性投入的藉口。

首先出現問題的學校是核心人物俊豪的母校─長庚，問題還很複雜，首先是出在他們的會長，他們很奇怪，叫理事長，俊豪只是活動部總幹事。好不容易我們說服了附近的黎明、醒吾這些「黨」校加入，他們還願意派專車把學生接送到長庚去聽一個演唱會。但是會長卻質疑，怎麼能把長庚資源浪費在其他學校的學生身上，當時俊豪氣沖沖的衝進辦公室，大嚷著要轉學！台大的會長（我忘了她的名字，姑且叫她小君吧！）就安慰他，答應要幫他協調。還有另一個問題是長庚的指導老師，他質疑我們活動太商業性，校方不能容忍商業性的活動。這問題就大了！因為這個問題是核心問題，任何贊助商都不可能不進行宣傳的。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都決定上山一趟。

但是不湊巧，那時時序已進入期末考了，大家都很忙，沒時間去參與這個協調，加上我的車子因為車禍，進場兩周，也缺乏交通工具，好不容易借到一台野狼機車，小君卻不敢乘坐機車。真是糟糕！躊躇了半小時，實在時間緊迫，小君只好勉為其難上了我的機車，一路緊抓著我，沿途大呼小叫，我們終於來到這所學校，先是小君用台大的犧牲（因為台大是唯一有大官來致詞的場次）說服了會長。接下就是指導老師了，這就是我出馬了，我在會長的帶路下，一路撞到副校長室去，拿到公文，允許這個活動企劃，我再來說服這個老師，當然，公文在手，老師也只能樂觀其成。

這類的問題還算是一些小問題，當然還有一些更小的，例如小胖他真的動員很多同學來幫忙，這些同學千里迢迢從基隆坐火車，換捷運，雖然都是下午才來，但是也幫了不少忙，不過也闖了不少的小禍，當然也鬧了不少小笑話。原因就是小胖用來號召同學的方法，竟然是「十二金釵」，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當然問題多多，色瞇瞇的眼神當然讓一些小問題不斷，不過年輕人嘛，有時候吃了閉門羹，也就心態正常一點，倒也無傷大局。但是後來發生兩件大事，倒是差點瓦解了這個本來就極為鬆散的學生組織。

終於同學們考完了期末考試，開始放起暑假來了！當然大家投入的心力也更多，參加一些工作的同學也更多，當然意見日趨複雜，問題也不斷產生。首先是聯絡學校參加這個聯盟的工作，並沒有停下來，他似乎變成滾雪球一樣一直不斷擴大，先是拜託人家參加，到後來都不好拒絕大家參與，原本六十幾所學校已經跨大到一百六、七十所，本來只規劃二十場的活動，也增加到三十幾場，（後來好像是三十八，還是四十二，我忘了，我只知道一直辦到耶誕節，迎新變成耶誕節舞會，跨年好像也有一場。）這個聯盟號稱就叫做全國大專聯盟，沒有什麼宗旨，只是辦活動，但是卻比以往的任何學生活動、學運組織還盛大。當然選舉越靠近，也越樹大招風，不過一開始問題還是先從內部發生起，所謂「禍起蕭牆」還真是不無道理。剛開始的問題不是如我所料出在場次分配不均，或幾校聯合舉辦，地點協調不好的因素。因為這群年輕人有超乎常人的說服力和耐心，也有超高的創造力，不僅想出自己負擔經費的方式加開場次，也發明了一套很公平選定舉辦場地的選拔方法，包含交通因素、場地大小、學生人數，負責舉辦的主辦校，不僅要多負擔人力、經費，也必須擔任區域協調的工作。所以很多學校衡量自己學生會會內實力，反而會主動和其他學校合作，提出優惠的合作方案，參加其他校場地的迎新活動。當然主辦學校也很公平的提出回饋的方案，這些原本令人很擔心的問題，卻一下子都不成問題。

但是複雜的成員，還是會出現我們意想不到的問題。首先發生重大問題的是一家台北縣的藝術學院，他們負責整個活動美工企劃，其實也很單純，也很少看她們來抱怨或協調，應該是問題最少的單位。不過，藝術家的氣質影響吧，他們很少說話，但是不代表沒問題，所以沉默的少數不代表沒有意見，從這次發生的問題就能知道。事情的發生在於這家學校的經費十分充裕，他們也不願意和其他人合作，自行舉辦一場，不過這是一個新的學校，全校人數並不十分多，總數不到二千人，新生也不過五百人吧，所以市場價值並不高，大家也就不太注意他們的活動。當初也說好了可以自費加場次，所以他們雖然是剛開始結盟的十九校之一，但是他們卻選擇了自費這條路。自費加場次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就算是自費加場次，但是在巡迴演出的情況下，很難給個別的場次有什麼特別的待遇。

但是這家藝術學院可不這麼想，他們認為他們出錢就是消費者，所以他們能要求一定的品質，因此他們不僅指定燈光音響設備，還指定演出藝人。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是和聯盟本身協商，而是直接找上中廣，他們利用美術設計的會議之便，向中廣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尤其是藝人保證履約的合約要求，使得中廣又找到另一個藉口打算停辦這個活動。我先解釋一下，為什麼藝人履約保證會很難簽定，因為這要看藝人的宣傳期是否剛好在活動期間，其次有沒有檔期衝突，還要看當天藝人通告的情況，萬一他錄節目耽擱了，取消或遲到，邀約單位很少能懲罰經紀公司或唱片公司。片面要中廣負起責任來，當然不合理，這是演藝圈的行規，不是個別的情況，當然我們做廣告的很清楚，但是對於學生來說，卻認為是製作單位剝削消費者。

這當然是誤會一場，如果大家坐下來講清楚，也許就沒事了，但是這所藝術學院卻採取秘密協商的方式，等到談判破裂影響大局，當然引起其他聯盟校的不滿。當然也讓趕鴨子上架的中廣又有了分化學生的機會。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消息是由中廣傳出來的，而且他個別通知各自去開會的學校，並不是直接通知聯絡人的對口單位，而且他們是等到情況不可收拾了，才釋放消息。當然後來透過我側面消息了解，中廣當時找贊助商並不順利，加上黨部只補助五十萬，可說是杯水車薪，因此中廣的意願依然不高。

當然這個消息一釋放出來，立刻引起宣然大波，很多學校幾乎已經把迎新活動壓在這場寶上，幾乎沒有任何備案，當然第一飽受指摘的就是這所藝術學院，最糟的是這家學校的學生幹部又採取低調迴避，更是引起眾怒，一致決定開除會籍的聲浪此起彼落。眼看著這所學校被排擠已經成為定局，這個聯盟的首任主席，實踐大學的會長阿從卻挺身而出解決這個問題，他找了我和淡江會長小萬、長庚俊豪、台大會長小君，四個人在大會要投票決定前一天晚上，連夜和這所學校溝通，就是因為這個耐心的動作，不僅挽救了整個聯盟，更讓中廣乖乖就範。

在詳談之後，我們才知道這所學校開始龜毛的原因，原因是中廣為了節省經費，在燈光音響方面找了北部聲譽最差的公司，藝人也是找二線的，甚至連主秀的安排也是。當然會讓自費的藝術學院深感不滿，但是中廣又以學生組織並沒有負擔經費為由，不願意藝術學院公開討論這件事，所以才會變成私下協商。當然學生缺乏經驗，才會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

在了解原因之後，我立刻透過關係了解中廣當時贊助商的尋找狀況，恰巧中廣正和統一簽約，也就是將這場巡迴活動改成舉辦統一夢公園，由當時統一新的飲料「飲冰室茶集」擔綱贊助要角。一場報價約百萬，但是中廣原本的計畫是一場二十萬左右。有了這項利多支持，我們決定重開談判，並且拉統一下水，重新要求燈光音響和藝人水準，當然也因為贊助商確認的情況下，中廣也樂得順水推舟，以免贊助商抱怨更大，也讓這個危機就因此而落幕。但是可怕的危險也同時正在醞釀，但是我們依然渾然不覺。

當然在一連串的問題之後，大家都小心翼翼的處理和中廣的關係。其實在商言商，對於中廣而言，他們不可能自費辦這麼大規模的活動，尤其那幾年中廣的營運面對其他民間業者的挑戰，例如飛碟電台、台北之音，他們已經壓力很大了，要不是當初那個副理好大喜功、一口允諾，也不會扯出後面這麼大串的事情來。我跟學生們仔細說明商業界的立場之後，他們當然會特別注意處理這些問題，所以後來和中廣的關係就轉趨和緩，尤其是在贊助商確定之後，合作的氣氛就大於對抗的氛圍。

就在大家都認為已經沒問題的時候，突然一個單位發飆了，什麼單位呢？就是促成這個活動最大功臣的單位─國民黨。當一切活動越來越以商業性質來看待的情況下，大家當然越來越把政治性的活動看成燙手山芋。本來已經協調好讓台大這一場作為犧牲打，突然北知青傳來反彈的聲音，「為什麼我們出了這麼多錢，我們卻只能到一場致詞呢？」五十萬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但是在這個活動當中連一場的費用的cover不過來，以商人的立場當然會看不下去，不過，畢竟沒有章秘書長的一通電話，也可能沒有這個活動，所以當消息傳來，各個主要的負責人立刻飛奔到青年黨部，有很多學生還不是黨員，甚至第一次到學生黨部，就打算用一次商談，並且運用最大誠意的讓步來企圖滅火。當時我在忙者洽談一些小型贊助商，倒也沒有在第一時間聽到這個消息，否則我就會阻止這個行動，因為謀定而後動一向是我的做事原則，怎麼在情況不明朗的情況下，就一堆決策者跑去，讓後路完全被斬斷呢？

我接到學生全面對黨部開放演講致詞消息之後，我立刻利用一些私下管道進行了解，這是高層的意思呢？還是基層邀功的行為？果不期然，這是基層向高層建議的行動。高層也在觀望，讓基層黨工打頭陣，探探學生的反應。意外的，我還知到另一個消息，這個事件的發生，竟然是某個師範院校的會長去建議的。天啊！還嫌我們麻煩不夠多嗎？

想當然耳，開放全面致詞演講的舉動，激起了不少學校反彈，畢竟在單純的學生活動當中添加太多政治色彩，不會是替政黨加分，有時候反而會是全盤皆輸的舉措，當然如果反對黨以「政黨進入校園」為由舉行學生反對運動，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因為是學生們的決策，我也沒有積極介入，我仍忙著去應付一些小型的贊助商，而且我知道，這個暴風雨遲早會掀起驚濤駭浪，我也不用急著去背這個黑鍋，反而到時在關鍵時刻還能用比較「中立」的立場來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勢。果不期然，更換學生領袖的呼聲已經出來，之前跟我一起奮戰的學生們終於還是跑來找我，他們倒不是戀棧職位，這種領袖又沒錢賺，又吃力不討好，其實大家樂得不幹，只是他們都是很有責任感的小朋友，擔心新接任的人選搞砸了已經幾乎準備就緒的活動。

我知道比他們多一點的內幕，我就跟他們報告，今天這種局面，首先要讓那位始作俑者原形畢露，讓他的私心給黨部知道，不然黨部一直以為大部分的學校都贊成國民黨的大官來致詞是一件榮耀的事，而不知道大家的反彈，還認為只是少數意見領袖從中作梗。這位始作俑者的師範院校會長是一位十分美麗的小女生，幾乎沒有一個男生會長會懷疑到她，她溫柔親切的態度完全遮掩了她對於聯盟運作核心缺乏她參與的不滿，她看來積極配合的態度也不會讓大家懷疑她對於舉辦校合併到台大的不滿。當我把我刺探來的消息跟大家報告，所有的男生幾乎為她辯護，相反的，所有吃過她虧的女生幾乎群情激憤，我也沒有料到這種結果。幾乎一開始就分兩派，開除會籍和積極辯護壁壘分明，大有一開始就進入表決的狀況。比較理性的小萬和小君主張先和她溝通，我也持這種意見，畢竟學生的分裂，只是大人般的翻版，既無助解決事情，也無助於大家團結，只會讓大家陷入互相猜忌的困境。

我花了一個多小時和她在電話溝通，才獲得她首肯來和大家談判，我知道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但是不虧是想做大事的年輕人，雖然積極在黨部謀求利益，不過倒也落落大方。經過協商，聯盟同意大家多分擔她們學校那場的費用，讓她們也辦一場，但是她必須去說服黨部只在一些重點學校做這種致詞，如果學校不同意，就不舉行，同時我也自己到黨部展開遊說。運氣很好，青工會沒有出面的丁主委這次使上了力，自動把提案縮成少數的學校，也配合聯盟的決議先行文各校爭得同意，這場鬧劇才終於落幕。不過，後來台大那場演講還是捅出不小的漏子，那是後話。倒是我們一直擔心的反對黨，一直都沒什麼動作，直到後來才遇上地方執政的在野黨副首長，才有一場針鋒相對的會談。

反對黨的動向是我一直很在意的，這不只是因為他們是我昔日的同志，有共同的理想。也因為我重做馮婦，表面上似乎又為國民黨做事的動作，我擔心會引來好友們的躂伐，影響了我們大家之間的友情。所幸大家都用商業活動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而且大家也一點都不擔心這個活動，當時「南長北扁」獲勝的態勢，除非馬英九出來競選，才有可能打破，而在那一年八月，我們都還看不出馬先生的動向，國民黨依然在分裂的狀態中。陳市長當選之後大家猙獰的搶奪職位的真小人態度，沒有在這個時候加諸在我身上，也許就是因為我也淡出政治圈，對大家不會構成什麼威脅吧？有時候真小人和偽君子，你還真難說你喜歡誰，不是嗎？

會缺少反對黨大張旗鼓的反對，也和一些學生運動健將去搶了執政和選戰的位子有關，大家雖然保留了學生身分，但活動圈都離開了校園，對於這類校園的事也缺乏關注的心力，他們把目光都放在年底的選舉。這樣一來，反而造成這個鬆散的學生組織很好存活下來的空間，否則他們才不會是那些身經百戰的學運健將的對手，而且如果這樣對抗的狀況發生，光是我一個人也應付不來。

民進黨早期在吸收學生的工作上，是毫無組織、任憑發展各參選人自行發展的，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政策，反而讓高手雲集。怎麼說呢？就因為民進黨放任各個候選人自行吸收學生班底，而候選人他們也不是有目的的吸收。他們會重用學生主要原因，完全是因為「便宜」。早期民進黨的領導者素質很高，但是支持者素質很低，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有，因為社會低層的人們才容易對政府不滿。當時演講也很容易，只要罵國民黨、罵政府就可以了，罵的越低俗，罵的越難聽，越有票。所以我說「台獨是這幾年的事」，原因就是你很難在講台上講「台灣主權未定論」，不如罵「這些國民黨的吃錢官」或「國民政府萬萬税」來的有效。當然這種政策取向，還是必須很多簡單的演講者（有膽、會罵就好），當時學生都是初生知犢不畏虎，很多外省籍的同學，上台去只能說「加罷沒」（台語：吃飽了嗎），也會獲得如雷的掌聲，原因就在於群眾對於高學歷加入在野黨的渴望與需求。因此那個時候，很多現在稱為「童子軍治國」的夥伴們都紛紛出頭，校園裡，雖然民進黨黨中央並不運作，卻是一片「綠油油」，比起國民黨要層層從龐大的組織往上爬，民進黨跟著委員的方式，學生反而比較有機會「出頭天」，當然後來也造成了民進黨山頭林立、派系軋傾的現象。

當然早期的地方派系在當時仍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些人其實和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沒什麼差別，差別只在他們揮舞的旗幟。我們學生派很少會和這些人對壘，想不到我這次替國民黨辦活動，卻不小心對上了。

話說我前面提到那個小胖，他也是活動力十足，竟然把全校所有社團、系學會都整合起來，還引出另一個宿舍自治會的領袖，此君叫老兵，原因是他當過兵，二十七、八歲才重新回鍋唸書，年紀稍長，因此很容易和同學打成一片，大家也尊重他的年長，聽從他的指揮。問題是這個傢伙並沒有多好的辦事能力，完全是軍隊那套「大煉鋼、大練兵」的做法，好大喜功之餘，竟然行文學校要把這個活動變成全基隆市的活動，學校竟然也樂觀其成，還行文黨部、中廣，要擴大來舉行。

構想是很好，但是這可是民進黨長久執政的縣市，王拓市長不僅是高知識份子，同時也是地方士紳，地方勢力早就在其掌握之中，這個舉措，不謂是老虎頭上拔毛嗎？尤其這個企劃，好意擔心來表演、致詞的貴賓安全和活動舉行太晚返回宿舍或家中的學生安全，竟然希望基隆市政府派出警察單位來做前導和秩序維持的任務。想當然爾，被拒絕的可能性幾乎是百分之百。最誇張的是，學校竟然把這件但書變成舉辦活動的要件，一場美意卻變成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一場遊戲。

完全無轉圜餘地的情況下，小胖找上聯盟，希望能由聯盟出面協調這件事，當然這個麻煩的任務又落到我頭上。唉！大家還真的以為我是阿拉丁神燈。不過，坳不過學生們的苦苦哀求，我也只能應著頭皮上陣。

老兵第一次接觸的感覺並不是很好，因為他羞辱了我一陣，好為他自己抬高身價，不過和學生相處這麼久了，「大頭病」也不是第一次看到，我也就一笑置之。過了這些時日，我得又去完成這種 Mission Impossible，他倒是十分客氣。我跟學生們分析，這次任務和以往對國民黨的態度不同，不能用學校家數眾多來「勒索」，因為民進黨不會在乎，他們根本不做校園耕耘，其次，這是一個地方政府，你用全國學生來威脅他，他也不在乎。所以不用太大陣仗，只要少數幾個領袖跟我去即可。由海大安排，我們那天面見副市長。

果然，副市長以市府資源有限，不能支應學生活動為由來推託。不過，雖然他老謀深算，卻在修辭上被我找到漏洞。他當時強調海大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很難用基隆市居民所納的稅金，去做這些事。他如果簡單說，我可能還沒輒，但是就是因為想教訓我們，所以擺出長篇大論，反而露了破綻。我立刻以「副市長意思是說，來基隆唸書的學子們不應該接受基隆市政府的保護，是嗎？基隆市政府並不歡迎外來訪客與移民，是嗎？我想很多送子弟來這裡唸書的家長們應該不會希望聽到基隆市政府有這樣的態度，我想希望這裡有一所高等學府，並仰賴這所大學學生消費而謀生的基隆市市民應該也不會希望聽到基隆市市政府這樣表態。」我就看著這位副市長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隨即哈哈大笑，場面話的誇我「英雄出少年」，之後我就知道我僥倖成功的完成這項任務了。令人意外的是，當初不可一世的老兵，竟然嚇到尿褲子，出來還狂吐，當時我也不忍心嘲笑他，畢竟學生們沒見過什麼世面，反倒是其他學生領袖，小萬、俊豪、小胖倒是令我吃驚的鎮定。當然，後來老兵心誠悅服的加入我們的行列，成為一個重要的幹部，那則是另一項收穫。

故事說到這裡，前章已經接近尾聲了，很多觀眾一定很好奇，你拉哩拉雜講這麼多，跟你圓夢的故事有什麼關係？要圓一個夢，首先要有作夢的人，其次要有相信會實現的人，這樣築夢踏實才真正會成為可能。我前面這些部分就是在介紹這些作夢的主角，也在描述這些相信的人見證到「可能」的過程。大學生，我們都習慣稱為草莓族，多麼令人鄙視的名詞啊！但是一路走來，他們周旋於資深的媒體人、企業人，醜陋的政黨政治之間，為了心中一個小小的理想，奮戰不懈，終於化不可能為可能。就因為他們自助天助的完成了他們的理想，所以後來才有機會讓他們決定向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相信他們不會因為力量小，就凡事做不到。「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藉口」雖然是直銷業最常講的一句話，但是卻也不無道理。這些小朋友們的睿智和毅力，讓我由衷的佩服，也讓我終身以他們的作為為榮，無論他們現在身在何處，我都誠摯的祝福他們。

距離1999年，民國88年9月23日，我們還有一大段空白要填，不過因為細節和未來的故事比較無關緊要，我就幾句帶過。在這個活動成功在望，誰先開場變成學生聯盟最煩惱的事，因為如果首場演出就讓國民黨致詞，整個活動政治意味就太濃厚，學生、贊助商、中廣都不希望這樣的情形發生。協商後的結果，決定由地處台北偏僻的陽明山最高學府─文化大學首先拉開序曲，也觀察整個社會環境的反應。

這是一場成功的演出，雖然大牌明星不多，但是因為文化學生會已經倒會多年(目前仍然倒會中)，大型活動很少，所以全校反應十分熱烈，萬人空巷(文化學生數一向前幾名)，贊助商不僅很滿意，還估計約有一萬多人受到正面宣傳影響，認為很值得。承辦的「黨」社也因為這個活動不居功的態度，（他們和各系學會合辦，連海報都不堅持掛主辦）反而引起同學們的激賞，一下子從十幾個人的小社團，變成百人大社團，也由黨社定位不清的性質變成鑽研學生活動的活動性社團。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句話在這場活動中並沒有應驗。

第三場的台大，果然如我們預期，被那個豬頭黨，搞的七葷八素。不知道哪個笨蛋，規劃了四個老人家，如許水德、徐立德…（另兩位我忘記了）等老先生連番致詞，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台下觀眾終於噓聲四起，連親近反對黨的社團都畫好白布條和海報趕來現場抗議，節目才正式開始，一開始還想四位老人家在黨工的堅持下，還想變更run-down，上台和演藝人員合唱，氣得承辦的小君兩頰鼓鼓的。那天我有一個重要會議，到場的時候，危機已經在黨工不敢犯眾怒的情勢下草草落幕，但是卻也讓國民黨幾位黨工後來因此而下台。所幸國民黨還有一些反省能力，在後來的場次都以輕鬆的方式開始講「幾句」話，尤其以章秘書長最為經典─在「同學們！節目開始！」一句話之後，就鞠躬下臺，反而贏得滿堂采。

活動後來除了一些很難讓人記憶深刻的小插曲之外，一直都很順利，也讓學生們打算將這個組織永久化的想法逐漸成型。

大專聯盟成立大會很盛大的在環亞飯店召開，贊助商的熱情贊助，讓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自發性學生組織正式成立。眾望所歸的由小萬擔任新的主席，他有耐心與人溝通，臉上隨時展露的真心的笑容，雖然他也有情緒，但是他總是會給人家留餘地。一百七十多所大專院校學生團體在他睿智的領導下，一定有好的開始，他所開始的第一件工作，竟然是在大會上提名我做第一任秘書處執行長，這倒是出乎我意料外。整個聯盟在我和小萬通力合作下，開始了新的紀元，不僅和ICRT合作，又辦了第二次巡迴送舊活動，還努力推動小萬心目中的學生權益捍衛的工作，立志成為學生版的消基會。雖然我心中隱隱覺得不妙，內心認為學生組織不可能沒有社會組織支撐而能長久，但是當時在大家信心滿滿的情況下，我也不方便把內心的擔憂透露出來。後來果不期然在內政部阻撓下，先是以組織名稱定位不明，後以缺乏指導老師為由，阻止這個學生組織法人化，當然學生來來去去，有就業問題，男生又有兵役問題，終致這個組織在三年後崩潰。這是後話。

這段期間，我還有兩件突發事件和聯盟有點關聯，第一是我被老師徵召前往參與市議員輔選，第二是我們私下參與台北市市長選舉。

可能是我話多吧，和同學們私下討論過去選舉經驗，這一路傳到老師耳朵裡，過去有個新黨立委的所長，當然這個市議員選舉也是從國代轉換跑道的新黨籍老師，經過徵求老闆同意，留職停薪三個月，就隻身上任去了。

我和國、民兩黨素有往來，和新黨就毫無接觸，這是第一次和他們接觸，這時他們其實已經走下坡了，原因我就不多說，但是有一個最大收穫是和王建暄先生「一起」吃飯，見識到他的平易近人。這不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差點「害」我摔車。那是大一我家教的工作，我到外雙溪工作，在他家附近騎車趕路，他竟然和我打招呼，意外之餘，我竟然忘了我在騎車舉起手來回禮，天雨路滑，車子差點失控。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他的習慣，會和鄰居、路人打招呼。因為那個社區在山上，外人很少去，他把我當成新來的居民，敦親睦鄰一番。

那天是我擔任競選總幹事一個月左右，第一次到新黨全委會開會，現場發便當，我拿了便當就窩在會議桌一角吃起來，一邊看著我剛買的中國時報。突然一個人走到我身邊，輕聲細語的問：「可以藉我一版看看嗎？」我抬起頭來，原來是王大善人，趕忙把手中報紙遞給他，他笑著說：「不用，不用，我只要一張。」我看著他打開便當，竟然和我手中的一模一樣，貴為全委會招集人（相當黨主席），我很難相信他不吃個五百塊便當，對於王善人的傳言，我這才相信不假。

再多的好人，也不能挽救一個投機客心態的組織，這是我短暫總幹事生涯的心得。那天我是去聽課的，聽一個名主持人說美國總統選舉，說如何用選舉來募款、宣傳，而不是談抱負、談願景。一個自許為「小市民的政黨」，竟然連里民大會都沒參加過，都不能成為政見主軸，真的很難相信他們會替小市民代言。當我提出這個主張的時候，想不到面對的是搖頭微笑的說詞：「沒有人這樣做的，這樣議員不就累死，老百姓懂什麼呢？」當然我在國、民兩黨也都感覺到過這個氣氛，但是還沒人敢直接說出來，所以還是那個感嘆：「你不知道真小人和偽君子誰比較好相處？」

我前面提到和學生聯盟有些關係是因為我拉了些他們原有的一些幹部來參與我的新工作。畢竟組織運作在選舉的時候是學的最快。很可惜，我讓他們都看到選舉最黑暗的一面。倒不是什麼買票之類的違法勾當，而是一些口是心非，利用人心的不正常政治行為。

其中有四個插曲讓我來說明這個小黨的窘境。「小市民的政黨」是多麼清新的口號啊！面對向財團卑恭屈膝的政黨政治而言，是多麼有效的一注強心劑！可惜話只是說的漂亮，沒有行動，終至他是一場表演。當我提出落實「小市民的政黨」的政見不獲候選人認同之時，身為幕僚也只能在主帥的意願之下籌畫選戰。一次對陳市長競選總部抗爭的活動中（我個人覺得沒必要參與），我遇到昔日的戰友，他在民進黨獲勝之後，轉投入新黨陣營（原因大家心知肚明)，一場話舊的對話轉成對選戰的評析。「如果在民進黨裡面，我們一定會痛哭流涕對選民懺悔，對於走下坡的政黨情勢，請求群眾給予中興的機會，就像那時許信良為敗選下台，卻保住了美麗島系沒有很快泡沫化的情況一樣。」我自顧自的邊說，到沒留意這位「老朋友」正在做筆記，還很大方的把被我們主帥扔到垃圾桶，我親手擬的演講聲明，給他看。

不料，當周的新黨大型造勢活動，這位老朋友輔選的李姓候選人，在演講台上突然跪倒，聲淚俱下的一字一字念出我你的演講稿的前半部，向所有參與者道歉，表明願負擔中興之責任。只見我家主公臉一陣紅一陣白，從現場熱烈氣氛中，我們知道勝負已定。回到總部，總招來一頓好罵。這位李姓候選人當然高票當選，我們黯然敗選，不過，就像我前面說的，「話只是說的漂亮，沒有行動，終至他是一場表演。」，泡沫化終至不可能避免，也顯露了這些候選人根本不是心繫百姓，而是自己的位子。

我漫走兩大黨之間，輔選的經驗雖不算最多，但也不可謂不豐富，新黨群眾之熱情，實兩大黨所能望背，我從來沒有看過有義工七點就來報到（競選總部最早也不過八點開門，除非是最後衝刺才會徹夜不關），幫忙灑掃環境，主動找工作做，出錢出力，讓我這個幕僚幾乎只是花瓶，十二點一到，通常各政黨會煮飯或發便當，這裡卻完全不同，卻是各自返家吃飯，午休過後，自動集合，晚餐亦然。我和候選人聊到這件事，我是感動萬分，苦思如何補償這些支持者的用心。不料，候選人則以「我們都是這樣的」作為理所當然的回應。後來我自費宴請這些叔叔伯伯、阿姨奶奶宵夜，相聊之下，才知道他們根本不認識我們家候選人，只是黨部劃分支持對象，他們就來盡忠職守，鞠躬盡瘁。這跟我在民進黨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經驗全然不同，當然和國民黨傭兵多於家族義工的情況也不能同日而語。我本來以為糟蹋義工的行為只僅限於我們這家，在閑聊中，才知道這些衝鋒陷陣的叔叔伯伯、阿姨奶奶內心早就對這種選戰用途的制度，十分反感，只是就像大家說的：「兩個爛蘋果當中，挑個最不爛的，至少不要挑討厭的」。

第三個經驗是不花錢卻賺錢的選戰，通常國民黨是花錢如流水，什麼都要錢。民進黨是辦餐會賺錢，至少出點本。這裡卻是義工捐錢，加上選票補助費，你可以查一查，有哪個候選人是越選越窮的？原來清流是這樣建築起來的，所以人散當然曲終，老殘遊記有段話：「貪官很可怕，清官更可怕。」當然啦！只想著位子的清官，更是可怕！

第四個經驗是黨部要求我們提供候選人的暱稱，來作為親和力的柔性造勢活動（不知到哪個笨蛋想的，親和在於行為，不在名稱吧！）。小胖去問了老師，我在一旁冷眼旁觀，他對於大學時代被稱為「部長」這個綽號，倒是沾沾自喜，決定用這個暱稱。令我想到晏子的車夫故事，一個車夫洋洋自得超過一個謙恭的齊國宰相晏子，連他的妻子都感到羞愧啊！小胖後來從我請來幫忙的高中同學那裡，知道我高中時代被老師嘲笑的綽號之後，這個「部長」的暱稱就成為他常常在嘴巴講的笑話：「一個人立志當部長，他的部屬最多當司長吧！」位子是令我覺得志業沒有達到卻虛佔著的羞愧，但是很多在野人士，卻依然沾沾自喜這些過往的虛榮，忘了他就是在這些位子沒做什麼表現，所以才會被趕下臺，有什麼好值得驕傲的呢？

事情到了這個階段，剩下二個多月就要選舉了，我整天唉嘆「明主難尋」，一個不算是我的輔選班底，一個台大外文系畢業的女秘書，突然講一句話點醒了我：「黃大哥，你幹麻一直要找明主啊！如果你是希望為百姓做點事，你自己也能去做啊！幹麻依附別人呢？民主時代不就是競選而已嗎？你提供另一種選擇的服務，人家說不定就選擇你啊！不是嗎？」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做事不一定要有位子，倡議新的觀念的人，通常也沒有位子，有的只是持久的毅力，不是嗎？第二天我就提出辭呈，回到公司上班，開始我要自己走的路。

我一直想這總應該是我最後一次幫人家抬轎輔選了，沒想到一個意外又讓我和學生們捲進台北市市長的選舉裡。一個老朋友再得知我重出江湖，再披戰袍。就一直想挖我去馬陣營去幫忙，好不容易等到我從這個陣營退下來，終於一再前來遊說，本來我絲毫不動搖，但是我原本在市議員選舉輔選所建立起來的學生輔選組織卻一時解散不掉，除了繼續幫這些興趣盎然的同學們上課之外，別無他法可以讓他們練習這些選舉技巧與活動執行工作，而他們卻一直希望能有實務經驗。終於紙包不住火，馬團隊頻頻招手的訊息，終於被他們知道，馬先生的風采與魅力，大家是知道的很清楚的，當然讓學生為之瘋狂，這下我被遊說的壓力就不只是來自外部的朋友，還來自內部的壓力，前思後想，終於答應擔任外圍組織，擔負起一般組織動員與文宣工作。當然國民黨選舉一向都是有給職，不過我個人這次謝絕酬勞，把經費都撥給學生們，我只掛名擔任招集人，其他都由他們自行運作，除非有重大策略會議，我才會參與討論。當然如果有現場造勢活動，我擔心學生安危，一定前往現場陪同。終於選戰落幕，學生們心滿意足的帶著第一次輔選的經驗開開心心放寒假去，這一年總算結束。

第二年下學期送舊活動開始的就比較順利，因為大家都身經百戰，經驗老到，不過有幾個新血輪倒是要提一下，最重要的就是中興法商的阿弘和阿玲，這兩個情侶檔分居學生會會長與活動部公關，是法律系的同班同學，兩個人個性、風格迥異。阿弘充滿法律人的熱情，阿玲則做事冷靜而且細心。一個是火車頭，一個則是扮演煞車的腳色。後來阿弘擔任第三屆主席，也展開我們的圓夢之旅。附帶一提的是阿弘和阿玲與之前親近國民黨的聯盟成員不同，他們是絕對的阿扁迷，但是和老一輩的小萬等人卻相處融洽，分工合作，和現在藍、綠壁壘分明的社會，截然不同。這段過去不僅令人懷念，也值得爭的面紅耳赤的大家冷靜的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有可能在一個目標下，再度共同攜手合作呢？

1999年9月21日那天我如果沒記錯，應該是凌晨吧。我在下班之後，又陪著聯盟顧問小萬(他已經卸任主席)和活動部的副部長「鯉魚」，一個可愛的小女生，前往政大開一個迎新活動協商會議，天搖地動的當下，我們正急駛在新生北路高架橋，踏上往淡江方向的歸途，鯉魚的宿舍只離我租屋的地方只隔著淡江的操場，理所當然就撘我的便車，小萬則自行開車返回北投家裡。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在鯉魚的尖叫聲中，我們還以為車子爆胎，我放慢車速，轉過一個轉彎道，這才發現路邊停滿一堆車子，也跟著靠邊停車，才感受到大自然巨大的震撼力，開了車門，我站起來，立在車邊，「原來是地震」，我自言自語的說著。「學長，橋會不會倒啊！」這時才驚覺到我們在搖晃劇烈，又看來年久失修的新生北路高架橋上。鯉魚話一說完，剛好一時地震停歇，我趕忙坐回駕駛座，加速在最近的出口下了橋，一路餘震不斷，但是歸心似箭，倒也顧不了許多。送完鯉魚回家，我趕忙回到租屋地點，當時整個淡水手電筒光芒四射，彷彿是到了元宵節提燈籠時刻，我當時關心著我滿屋的書和一些收藏品，忘了危險，一口氣跑到十八樓，開了房門，滿地杯盤狼籍，碎片處處，還好大型書櫃和家具沒有翻倒，這時突然覺得十分疲累，手機又完全撥不通，電話、電力、自來水全部停止供應，我只好和著衣服倒頭就睡，雖然餘震依然不斷，但是倒也沒有之前劇烈，我就呼呼睡著了。

第二天，我趕到公司，已是將進九點時分，很多人並沒有來上班，但是大專聯盟幾個重要幹部卻在門口等我。「學長，大災難耶，台中、南投災情慘重，我們是不是應該做點事？」我們進入會議室，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著，小萬先開啟了比較有意義的對話：「學長，你們公司電話通了嗎？可以先讓我們和中、南部學校聯繫，看看有什麼狀況嗎？」我打了個電話給總經理，因為我們公司即將結束營業，大老闆打算把事業都搬往中國大陸發展，這筆電話開銷可是會引起大老闆關注，而且我再一個禮拜就離職了，實在不敢做決定。總經理也十分關心這個大災難，「就當做我們為救災進一分心力吧！Jorge那裡我來跟他說。你們用吧！」我們立刻分組聯絡各中、南部學校。

當天下午，我接到一個老師的電話，他正在找人組成志工隊，他知道我學生方面認識很多人，問我能不能支援。隨即我請聯盟成員展開調查，我們能有多少人成軍？馬上就有大約二十多人自願參加。聯盟新主席阿弘，他立刻決定成立大專聯盟志工隊，由我領軍出發到災區去協助，調集車輛和救濟物資又花了我們一些時間，9月23日清晨我們來到中興大學設立我們工作站。募集約一百多人當地中部學生，我們開始協助台中縣當地地方政府的清理工作和簡單救援工作。十分感激當時中興大學在學生會協助下，給我們兩台電話和傳真機，我們就在圖書館設立了臨時辦公室，並和那時那位老師取得聯繫，加入全盟救災體系。就這樣，從熱心救災到一個圓夢的開始，拉開了序章。

台中縣的工作大多在大里鄉完成，除了幫鄉公所完成一些災民登記的工作之外，在軍隊開入加入救災工作之後，我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除了零星的一些事件之外，我們並沒有重大貢獻。台中縣政府的積極度在當時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效率，不眠不休的公務員和志工們的穿梭，讓我們知道有為的政府對於無助的災民有多大的幫助。相對來說，我不大願意評論當時台中市的作為，因為隔橋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當然後來市長選舉的失敗，實為必然。

台中縣的工作除了金巴黎的工作時間較長之外，在青年高中的協助災民取的物資，算是最大的成就。當時台中縣救災物資極缺，台中市卻是很多地方物資塞滿倉庫，居民還能烤肉賞月，災民收容中心竟然還能成為BBQ的烤肉場，實在令人痛心。當台中市長拒絕台中縣物資的協助請求消息傳來，當地救災人員莫不氣憤莫名，我們志工隊的士氣也受到一定影響，不少同學就決定離開工作崗位。

三天後，我們結束大里工作，奉全盟指示，前往東勢鎮協助，但是發現我們力有未逮，因為東勢鎮已經幾乎由國軍接手，極缺的協助是醫療協助，我們透過大專聯盟各地加盟校聯繫醫學及護理學院，徵調不少醫護同學來協助輕傷包紮工作。其中小珍是裡面最傑出的護理人員，她不僅有護士執照，還在大學進修，她後來和她一組，常常載送她出勤的小豪，兩個人譜出戀曲，我們倒也是衷心祝福。

東勢的任務尚未結束，又接獲剛剛全盟新的任務，剛剛搶通橋樑的埔里鎮急需人手援助，我們立刻分成兩組人馬，有護理經驗的只跟隨兩、三人，留下四、五十人留守東勢繼續協助國軍醫護工作。其餘一、二十人即刻驅車前往埔里基督教醫院報到，由我帶領，先前往開設前進指揮所。在暨南大學李家同校長決定遷校上課的指示下，我們無法利用暨南大學的資源來開展救災行動，埔里基督教醫院也已經志工人滿為患，我們到的時間有點稍晚。不過當時真是兵荒馬亂，救災系統紊亂，常常燈光媒體多的地方就會一堆組織進駐，實也稀鬆平常，因為他們也必須對捐款者有所交代，不是嗎？不見諸報章媒體，怎麼能獲得信任呢？所以這裡有慈濟的齋飯，那裡有展望會的熱食站，同一個地方，開伙十幾處，倒像個buffet露天餐廳，中外美食齊聚一堂。

相較於日本救難隊的效率與整合，我們台灣的各家組織真的要好好學習。日本人在服裝上的差異，你可以看出來組織的不同，但是一樣的是服裝的顏色，一個隊伍裡面有紅、黃、藍…..等等不同顏色，我們本來以為這是他們一個組織的特色，後來才發現，每個組織都一樣。顏色是他所具備的專長來分，所以一到現場，各種顏色的就各自帶開，舉行小組會議，由資深的人員主持，而非各個團體做自己的。這種各家組織互相分工合作的整合性工作，實在令我們咋舌，彷彿日本政府帶團前來救災一樣。反觀我們，青天白雲的制服你可以馬上知道那是慈濟，橘色的夾克就是義消，背心式的制服則是有那個組織大大的字樣，彷彿全部都到齊了，但是我們要找一個護理人員，卻要問半天，還不知道哪一個具備資格，大家都提供類似的服務，都擠在一樣的明星災區，我們實在自嘆不如別人專業，只好到埔里榮總落腳，這裡記者少，也只有我們少數幾個團體，工作倒是多到讓我們忙的不亦樂乎。

埔里鎮的深夜就像死城一樣寧靜，垮到剩下二樓招牌的鎮公所，你只能從瓦礫堆當中，猜到他原來建築物的高度。房屋倒的七零八落的街道，彷彿歷史紀錄片當中看到空襲後的景象，白天救災人員穿梭期間，尋找生還者與屍體，剛剛搬運來的大型機械才剛剛開始運作，人聲鼎沸，你卻會感到一股悽涼，我們奉命協尋殘缺的屍塊或生還者的微弱呼救聲，就像大海撈針般的困難，但是士氣高昂的我們卻沒有阿兵哥所發生的恐懼症，或許我們是自願軍吧，大家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在大里見識過成堆的屍體，到這裡也沒有特別的害怕。白天地毯性配合國軍的搜索，一無所獲，晚上我們決定趁著夜深人靜自行再度搜索，也不可謂之大膽，但是救人如救火，已經第五、六天了，如果動作不再快一點，恐怕生還者也沒有機會在獲救。這個決議下的很果斷，但是真正到街上，連狗的哀嚎聲都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毫無燈光的死城，只有我們一組四個人的五、六個小組在街上遊蕩，唯一能壯膽的就是透過對講機，和其他人寒喧兩句。

沒有完整訓練、裝備不足的我們當然不會有太大的成就，就在十軍團整個完整進駐埔里，我們也打算結束整個工作，各自返回學校，準備上課。突然一個巡守隊回報在日月潭方向，發現一處毫無人協助的災區，雖然沒有人傷亡，但是卻斷炊一、兩天。或許大家對台灣會斷炊的這種現象幾乎很難理解，因為幾步就一家7-11，哪來斷炊之虞？但是去過災區的人就知道，不要說7-11了，連一家像樣的商店都找不到，尤其是交通只仰賴省14號公路對外聯繫的埔里，更是物資缺乏，加上怕搶奪物資情形發生，當時對災民發放災民認證，以免不肖之徒囤積物資，卻對一些不闇公文手續的老弱婦孺，建立起一道門檻。仰賴民間救濟，卻必須有行動力，地處偏僻的山間小村落，就會成為無人聞問的救災死角。

我們在接獲通報後，立刻驅車前往，這是一個典型台灣破落村落的景象，土角厝已經年久失休，壯丁與年輕人多已散居外地，老弱婦孺連摩托車會駕駛的都沒幾個，總共一百五十六戶人家，散居在一個小型的山區盆地當中，約有十九戶完全沒有生活能力，不是全家智障的人士，就是老人家行動不便，或者有殘障痼疾無法工作者。我們之前有人認為社會福利是救急不救窮，我想我很難對這些人啟齒，如果倡導自然淘汰的朋友們，我建議他們真正去一些社工團體服務一下，就算客串也好，一個星期，你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上天真的不是很公平！」

回憶這些往事實在有點不容易，不僅是時間久遠，記憶模糊，前因後果很難先後排列。加上實在太多政治上地方勢力的恩怨情仇，也很難不帶情緒解釋清楚。我要繼續談下去之前，我必須講講第一次接觸當地的情況，對一個台北人，對一個道道地地的都市人的震撼。以前有人說，我們是從台北看天下，我很難理解，我總是認為有些事情是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的。但是來到這個小村莊，柔腸寸斷的小徑，竟是用水泥薄薄舖上一層，而在大地搖憾之後碎裂的遺跡。土角厝，小時後還見過，總以為現在最多用來當豬舍，怎麼能相信台灣還有人住在這種地方？全村沒有自來水，還在引山泉水來飲用，更是不可思議。我們在村民搭建的臨時帳棚內，那不是大家想像中，在運動器材店裡面買的旅行帳棚，而只是塑膠帆布四面搭起來，會透風、漏雨的簡單棚帳。我們真的想大聲問，過去大有為的政府倒底在哪裡？我們不是已經進入已開發國家了嗎？看到一些無生活能力的村民靠檢餿水維生，我們的眼淚真的掉下來了。

在管制嚴格的埔里鎮，弄了幾包乾糧，分送給需要的災民，得來的竟然不是一般感激的眼神，而是一句「要錢嗎？我付不起喔！」的恐懼疑問。這是什麼社會呢？連無生活能力的人都被盛行的騙子騙到怕了。我們全面在整個村落進行訪談，大家的反應都很類似，太多災區的騙子借重建之名，已經拿走他們太多身邊僅剩的一些財產。失業、絕望、無助…充斥整個村落。村子裡大多務農維生，不然就是打零工，埔里鎮垮了，農產品沒有出處，零工也沒有機會打，坐吃山空，讓他們幾乎都陷入絕境。當然你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們宿命般的樂觀，「這一切都是命」，除了逆來順受，似乎他們也無計可施。我們只看到那些有辦法的人，在電視上大喊著「抗議！不公平！」，就抱定著所有的人都是自私心態。孔子說的：「以貌取人，失之宰予」，在這裡就獲得驗證，這裡淳樸的百姓，只會忍耐，勒緊褲腰帶，完全不知道他們身為國家的主人，可以向國家求助。他們深信他們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而沒有注意到一些法令規章對他們的歧視。

在一個村落裡，也還是有些地方士紳與富有的階級，但是錯縱複雜的地方勢力，也使得我們不知從何著手，花了一些時間，去了解這裡地方派系的關係與恩怨情仇，我深刻體會到，這是公民社會完全沒有建立的傳統社會，仰賴勢力來解決問題，形成鄉長派與議會派。而村長和鄉代表卻分屬兩派。只是希望能有家好住，有工作能做的一般鄉民，卻在縣府與這些地方勢力相互鬥爭下，苦苦的引頸期盼。期盼的不是什麼德政改善大家的生活，期盼的只是一致性的命令，讓大家能遵循，切實可行的政策，能讓大家真正的遵守。我這樣講，大家一定很模糊，我舉個例子。

重建對於有能力的村民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不要說沒有能力的居民。當時重建最大的困難就是土地的問題。中國人嘛！總是希望子孫不要分家產，所以一塊祖產，就算只有二十坪，也沒有辦過分割繼承，所以不用多，歷經三代就好，土地擁有者，就至少一、兩百人，有的散居外地，久未連絡；有的早就音訊全無。土地與戶政事務所互踢皮球的情況下，連原地重建都有困難，因為沒有人能找到所有的「土地持有人」來蓋章。好不容易等到「921土地重建條例」通過，居民可以利用公告方式，來宣告一些「土地所有人」放棄申辯權力，來做原地重建，但是手續之複雜，需透過法院、地方政府等等快二十關的關卡，誰會了解呢？誰還有耐心呢？原地原屋重建也是不可能的事，誰來找到現在還會蓋土角厝的師父呢？設計圖與原有資料不符，重新申請審議，又是這些字認識不多的老先生、老太太最痛苦的事。建築設計師還要拿一筆設計費，更是不小的負擔，雖然有義務設計師工會在協助，但是整個南投有多少件呢？要等多久呢？

南投縣政府還有一道命令，在整個日月潭風景區，不准興建鐵皮屋，還「好心」的頒布風景區房屋樣式獎勵辦法，提供補助來獎勵案政府規劃的樣式興建的房屋。這種在辦公室設計出來的政策，真的有點「何不食肉靡」的感慨。在流行性感冒已經開始肆虐的十月、十一月天，我真的想把這些官員，送到帳棚裡住上兩天。他們就知道他們到底在幹麻！公權力不彰，我常常覺得不是民眾造成的，常常是這些花瓶式的政策造成的。制定時不切實際，制定後沒有打算徹底執行，政府威信掃地，那麼當然民眾就「違法亂紀」。一家不顧法令禁止，蓋了便宜的鐵皮屋，不用設計圖，不用建照，不用申請，十足違章。但是對於在帳棚住到怕的百姓而言，「沒事」，就代表不違法，紛紛鐵皮屋一座座落成。唉！等到政府取締時，恐怕又是一場生死抗爭，而始作俑者就是「大有為」的政府。

在各校開學之後，大部分的學生都必須返回學校上課，不能在這裡長期抗戰下去，我們在台中市一個市議員提供的臨時辦公室，也在921熱潮日漸消退之後，被要求歸還，我們自身都陷入困境當中。但是，「不服輸」一項是我們這群人的信仰。許多社會人士的大力幫忙，也讓我們渡過重重的危機。其中廣播界的阿喬、新聞界的小玲、鐵路局的陳先生，都是一向支持的主要力量。

我們在台北火車站的新光三越，利用我們擅長的活動技巧，在侯立芳小姐協助下，我們辦了一場以陶吉吉為主的募款演唱會，可惜熱潮已過，捐款杯水車薪，扣掉活動開銷，只有區區一萬多元。對於我們希望在當地蓋組合屋先行收容一些災民而言，沒有多大幫助。

這時我們有一個插曲：那就是我們也遇到騙子了！

這必須從我們和當地一些百姓接觸談起：我們在當地工作做了大約二個多禮拜，與當地人熟悉之後，一名災民，家中也多是老弱婦孺，帶頭的大姐深受感動，決定捐出一處他們家荒廢的檳榔園，來供收容災民組合屋的興建，我們隨即向全盟申請，得到的回覆十分失望，全盟只希望做整合工作，經費不足以應付這麼大的支出。我們又向其他單位求援，各組織募了這麼多款，竟然沒有一個單位願意前來探勘。有一家大型媒體，最近被批露沒有善用921捐款，我們在當地，真的常常看他寧願辦大型演唱會，也很少願意支持災民真實生活需求，當然，我們知道捐款給政府機關，或重建學校、機關等政府設施，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免稅，所以各組織紛紛認養這樣的工程，這個媒體當然也不例外，我們不能批評人家沒有善用資源，但是資源分布不均，在災區缺乏統合單位，各自為政卻是事實。

就當我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一位高雄來的義工，說他能弄到免費的貨櫃，我們只要負擔搬運費和施工費用即可，一時興奮，我們也沒有詳細調查，即向全盟報告這項專案。想不到這位義工一回去高雄，就要求我們負擔搬運費用，我們雖然也一口允諾，但是卻接連兩次約定時間，被放鴿子，貨櫃並沒有來到現場，卻接到這位先生要求匯款的來電要求。我就動身前往高雄一探究竟，一路查到他所說的協會，已經解散，查到他們家，才知道他從出獄至今，已經失業許久。我很肯定我們遇到騙子了。雖然如此，我還是相信他是臨時起意的，因為我從剛剛開始看到他加入志工隊，從他協助人時驕傲的眼神，我看到一個身為人的尊嚴，雖然後來起了貪念，但卻無損他最高尚的那個時刻。我不是牧師或出家人，沒有辦法循循善誘提供他往更光明面來發展，但是我想在獄政的思考層面來說，我們應該不是強調懲罰的手段，而是應該著重提供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不是嗎？我們看到曙光，雖然只是一剎那，但是卻讓我們對人性充滿了信心。

就在我們屢屢失敗、一籌莫展的當下，被我們感動的村長，終於動用所有關係，找來一家建設公司，願意資助組合屋結構，雖然是日本阪神大地震用過的舊貨，但是終於災民收容有了著落，我們依然是欣喜若狂。孰不知，絕望會帶著希望，希望也總是伴隨著失望，一個人性高尚的曙光，也總是在利益來到眼前時，考驗著人性。

組合屋來的太快、太突然，讓我聯想到八年抗戰，勝利來的太突然、太快，快到來不及規劃下一步該怎麼走。我記得那個時候我還在搞一個現在看來極為荒唐的企劃案。我很喜歡看日本的綜藝節目，日本的綜藝節目總是寓教於樂，雖然有時候有些荒唐，但是總是教導人們要節儉（例如那種省錢大作戰），或者要充滿毅力接受挑戰（各種挑戰節目），不然就是自助而後人助的奮鬥故事（拯救貧窮大作戰），還有考驗人性（料理東西軍）。很難想像日本人會把這些教育通通搞進電視節目裡，既有創意，又讓人深省。當時組合屋毫無著落，看著日本電視冠軍有那種蓋房子比賽，大家心理就想，日本能，為什麼台灣不能？我們就動手寫案子，送去台灣一家知名的DIY建材工具公司拉贊助，然後又去電視台一個電視節目遞了節目企劃，獲得這個節目主持人張小燕大姐大的贊賞，好像有水到渠成的希望。

這個企劃案是這樣，讓村民有建築經驗，無論是木工、水泥工、鐵工…，只要和蓋臨時屋有關的自組幾隊，相互競爭。我們找了一家飲料商贊助獎金十萬元，讓建材公司提供材料和工具，比賽之後的蓋成房子就能提供給災民居住。一切似乎看來很可行，只有被電視台改了參加人員，改成全國大家自願報名，不限於災民，這樣比較能提供多元化的參賽人選。

想不到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又不及贊助商的一通電話，原來這家建材公司高階主管反對，理由也很正當，第一，參賽者施工不見得很精細，萬一發生危險，反而有損商譽，觀眾會以為是建材公司提供的材料不佳。第二，這種臨時搭建的房子，保固期是多久？萬一將來損壞，誰來保固？糾紛會不斷。第三，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風險管制會有很大問題。一切都很有道理，當然這個案子就胎死腹中，我們也白忙一場。

沒想到我們絕望之餘，希望隨之來到。這家台中的建築公司，就允諾提供組合屋，協助災民度過隆冬。更棒的是，我們隨之向全盟提出的補助也撥款八十萬，來做社區的工作。一切希望無窮，但是我們沒有準備好，我們自己卻完全不知道。

現在每次夜深人靜的時候，我都會開始回想過去的一些挫敗，深刻的反省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又學習到什麼新的觀念和思想，還欠缺什麼能力與技巧，還需要進修什麼。我想這個思考方式是很好的方向，對國家大事如此，對個人發展也是如此。對於這個圓夢的過程，我做了很多思考，我想把他推到環境是很不公平的，因為決策、選擇是我們，是我們做的決定，錯誤應該也是我們犯下的。

當時組合屋來了，全盟經費下來了，我們不自量力的開展了很多工作。希望用這個村落的建設，做成全國災區的示範村，而不是只有示範居家環境這麼簡單。因此我們設立了工作站。我們知道第一要務就是解決災民工作的問題。因此，我們開始分析這裡的產業結構，預估發展方向，及所需要的資源。萬事起頭難，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以及居民能力的限制下，我們只能從他們能做的產業著手，來提升競爭力。之前分析過，這裡的產業只有兩種，第一是打零工；第二是務農。打零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尋找工作機會。因為男人通常是做建築工，女人多是幫忙收割檳榔、和其他農作物。

所以我們從這兩個方向去找，可惜的是，建築方面，我們失敗了，因為各方重建工作都不找當地人，都從台中等大都市找人來做，甚至遠從台北來的都有，無論是公家單位，還是民間企業。我們很納悶，為什麼當地工人這麼多，會沒有工作機會呢？我終於找到機會和捐組合屋的建設公司高階主管聊到這個問題。他的解釋讓我茅塞頓開，他分析道：「第一，當地人素質不高，不能操作機器工作，只能用手工，這不僅牽涉到效率，更牽動到施工品質。第二，當地人穩定性不夠，因為素質差，待遇低，士氣低落，所以常常買醉，情緒不穩，益生事端，所以施工單位為什麼要自找麻煩？第三是地方勢力介入，今天在這裡找工人，就會有議員等來請託，請了這個，那個就不能不請，最後增加工作成本，還養了一堆不能操的閒人。」當時李家同校長遇到埔里對於遷校的最大反彈，據學校資深教授轉述，也是學校那些皇親國戚的工友、辦事員….即將失業，因此地方勢力的反撲。這個問題我們在社區營造和公民社會建立上，我們也遭遇到，而且更嚴重，稍後我再談。

打建築零工的希望破滅，有些問題就變得變本加厲，因為缺乏工作，這些居民們雖然在面對我們客客氣氣，但是家暴問題卻頻傳。讓我們不得不正視社區的社會問題，經濟發展對社會的影響真是無遠弗屆，我們有深刻的體驗。加上收割農作物有季節性，收入不穩定，也讓居民的狀況不是很好，還有一個糟的地方，就是萬一有收割收入，女人經濟力成為家庭來源，男人的心理不平衡，更加重了家暴的情形嚴重。在這個沙豬文化盛行的社區，你很難說服男人不採取暴力行為，甚至地方警察也視為理所當然，這又牽扯到我們開始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而這種教育還不只是學校教育，還有社會教育，甚至公民參與都息息相關。每個問題真的都是千頭萬緒，糾結纏繞，每一個問題的背後都會牽扯出另一個問題，真是剪不斷，理還亂，讓人不知從何著手。不過，畢竟「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首先還是要解決民生經濟的問題，我們還是把心力放在振興經濟上面，幸運之神總是在關鍵的時候眷顧我們，一件意外事件，讓我開啟了另一扇大門，當然後來也把我們送進地獄，這倒是一開始始料未及的。

這個意外是當地在餘震之外，還在11月底下起罕見的豪雨，土石流災情慘重，我們是全盟在當地唯一的工作站，消息傳開，大家都把我們當成中央政府的助外單位，有問題都會來請託，要求協助。這天，這個請託，來自另一個村落，另一個富有的村落。這裡的居民以種香菇維生，香菇是高經濟作物，外銷日本利潤很高，雖然他們還是被層層剝削，但是收入還是比一般農家好，但是土石流帶來的災難，讓他們損失慘重，到處呈情未果的情況下，他們找上我們，全盟的領袖李遠哲院長畢竟威名遠播，他們想到這應該會是上達天聽的好機會。（這就是我說傳統的想法，更本沒有意識到民主社會人民的力量）

我當時因為寫碩士論文的關係，不用到學校上課，所以成為這個工作站的第一任站長，我卸除大專聯盟執行長的願望並沒有達成，還是兼任，但是職權都交給小萬處理，他擔任副執行長。因為身為站長，加上雞婆，我就動身前往開車要30分鐘的這個村落探視狀況。災情的確有點糟，災民的農舍和香菇培養場幾乎被沖倒。土石流的威力，我第一次當面見到，它的流速比水慢，或許我不是在豪雨的時候去，但是土石的威力比洪水強，不僅把樹木連根拔起，房屋也應聲推倒，你在高處只看到倒塌的屋頂隨著土石流向下緩緩前進，房屋底座早就和土石流融為一體。

我拍了幾張照片，回去用電腦做了一份圖文並茂的報告，寄回全盟總部，竟然得到的回覆是：「請不要扮演議員的腳色，把社區營造做好。」無奈之餘，只好向災民說明全盟的立場。他們竟然很天真又開心的說，那我們加入你們的社區營造工作，不就好了！一下子，我們突然有了兩個社區工作要做。當然為他們設法解決問題，就變成我們的工作一部分了。不過，因為這樣，他們竟然也提出讓另一個村落的居民來這裡打零工的建議，香菇的採收沒有季節性的問題，男女也都能做，香菇農也有二十多戶，工作需求量也很大，這個方式真是一石二鳥。我們也盡力把他們土石流災害向地方、中央等主管機關回報，也向議員求助，學生什麼資源都沒有，有的就是時間與耐性，終於相關單位，耐不住我們一直煩，終於來向災民解釋他們的防治方法，也使得土石流的問題獲得心理上的紓解。

看到國家情勢變成這樣，大家都在玩「肯德基」賴皮的遊戲，實在讓我十分憂心，自倡導新政主義、新政黨以來，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半年多，看情況似乎在原地踏步，組織沒有建立，宣傳沒有獲得良好成效。我自己反省起來，不覺得是理論根基不夠紮實，因為我們至少有一群人願意改變態度，重新來思考台灣未來的方向，重點應該是在於行動的方向。

大家對於行動的方向很難明確的定出一個大方針，很難讓大家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團體來做一些什麼事。政治本來就是這樣，包羅萬象，大家關注的焦點都不一樣，有人關心教育，有人關心憲政，也有人關心經濟發展，更有人關心環保，很難只用一個方向去讓大家積極投入，組織起來，所以台灣的新興政黨才會都是圍繞在一些政治明星之下，其實您問這些政黨的黨員有何目標，他們大概也講不大出來，擺明和那些追尋演藝界明星的追星族的型態毫無軒輊。這也是我目前不會想積極投入參選的原因。因為如果不能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又搞一堆支持者，激情絕對是有餘，理性思考、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態度卻一定是闕無。大家期待「別人」來解決問題的習慣模式已經建立很久了，要改變也不是一朝一夕。

回想我在921災區的狀況也是類似，工作千頭萬緒，但是投入的人員不足，訓練不良，資源過少，長期的支撐力不夠，終至潰散。所以現在我們要重新推動社會改造、國家進步，一定要有明確的共同語言，有足夠願意獻身工作的人士，各種專業的訓練，確切源源不絕的資源，足以支應長期的發展，我們才能正式的推動一個組織的建立，不然組織建立千辛萬苦，人員募集耗盡苦心，但是最後曲終人散，換來的是更多的失望與冷漠，這樣絕非國家社會，甚至百姓黎民之福。

當然，依據我的經驗，有了具體的工作目標和工作事項，就能充分發展組織，吸引更多人員投入，募集更多資源。但這似乎是和前面的說法，又互相矛盾。其實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雖然糾纏不清，但是卻有解套的辦法。也就是雖然最終的目標很遠大，開始的時候把工作縮小一點，做目前能做的事，等到人員、資源足以支應下一個階段的工作，再加以擴張，按部就班來執行，這樣才能紮實的解決問題。不過，新政主義要找哪一件事來作為開始入門的工作呢？我們似乎還沒有共識。連宣傳都很難開展，因為大家都還是不能掌握我所提的原則，很容易陷入藍、綠糾葛當中，所以就算我們要建立宣傳品，無論是報章雜誌，還是網路電子報，也很容易掉入藍、綠的爭執，或方向不明確，後繼乏力的情況。這點恐怕還要各位賢達來集思廣益，找出一條出路來。雖然我個人認為關切教育改革是一個很棒的開始，但是有興趣，或有這方面專精的朋友們並不足以支應這樣工作的開展。而且關心國家實力大幅衰退的朋友們，更是不耐這種長期推動的工作，而躊躇不前。

當時我們在災區並沒有這樣的情況，因為工作一件接著一件的來，初步解決就業的經濟問題，社區依賴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我們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申訴案件，小到鄰居借東西不還，大到有新的土石流災情發生。大家一定不能想像，這些大人們倒底怎麼了，難道連生活都不會過了嗎？其實他們都很有能力，但是缺乏信心，讓他們習慣仰賴其他人來為他們思考。為什麼這麼說呢？前面我有提到地方勢力在這裡的恩怨情仇，就好比是藍、綠在社會上的對峙一樣，壁壘分明，但是和我們熟悉的藍綠對抗又有些許不同，這裡不是那種「肯德基」式的胡鬧，而是親戚間的不好意思開口。這個村落大家幾乎都有親屬關係，因此大家對於公共問題，在我們還沒來的過去，大家都是用忍耐的方式來息事寧人。但是忍耐嘛！其實不是解決問題，是積怨於胸，久而久之，要嘛！不是情緒性的大吵大鬧，之後冷戰到底；不然就是一開始就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的態度讓各家之間的往來疏遠，在公共利益上也不能整合出一致的意見來，解決問題。所以內部不能團結對外，一旦有外來組織來關心，告「洋狀」的心態就出現了。拉這個單位打擊另一個勢力，成了常態。我們一開始就是接受「告狀」的單位，但是在我們努力持平之下，我們角色開始轉換成仲裁單位，一旦兩派有紛爭，我們似乎就變成法院或調解委員會，大家都等待我們的仲裁。這點實在讓我們不堪其擾，因為至少我們得一天撥一個時段來「開庭」。所以我們決定開始用會議的模式來解決這些問題，透過會議的當面溝通，讓其他人來仲裁。不知道是不習慣大家「公審」，還是害羞，還是兩派角力，這種會議都是徒勞無功。我們反覆思考，決定將會議改成一致對外的會議，我們找鄉公所來報告，找議員來報告，找縣府人員來報告，大家把公共利益先在之前的會前會討論出共識，然後槍口一致對外。這樣一來，反而讓村民團結在一個對外的氣氛下，很多內部的誤解就冰釋無疑。這個方法的成功要歸功於阿弘在法律上的專業素養與堅持，才能威脅利誘政府單位來村裡面接受呈情及開會。後來縣府還來這裡成立辦理重建事宜的單一窗口，兩周來一次，避免民眾舟車勞頓的辛苦，功勞可不謂不大。後來很多村落也紛紛仿效，讓公務員疲於奔命，雖然對我們這些始作俑者頗有微詞，但是我們這些義工都無怨無悔的投入了，身為政府官員，這些本來就是你們份內的事，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這種一致對外的氣氛是建立起來了，大家自己來討論解決事情的態度也有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其實它沒有變成大家的習慣。公共問題在這裡就像一個餅，你多分一塊，我就少吃一塊，是個零合遊戲，真正的原因在於缺乏願景。大家已經習慣這個村落的貧窮，比較有錢、有能力的人認為這些生活差的人不努力，一天到晚買醉，不務正業，是咎由自取。生活困苦的人又分兩種心態，一種認命，不求改善；另一種認為社會不給他們機會，雖有怨尤，卻不知從何開始。所以規劃這個村落的發展變成我們下一個目標。

但是願景用想的比較快，要發展起來，就又是大工程。

第一個麻煩事就是眼界不同，觀察角度的方向不同就會有不同的作為，缺乏共同的語言，這讓人很苦惱。舉個例子來說：對於組合屋在重建後的功能，大家意見就分歧，村長認為拿來賣給種檳榔的當休息小屋，還能小賺一筆，當作社區公基金。地主認為這應該補償他們，未來他們拿來當「休息站」營業。我們則主張要把這個組合屋保留起來，當作一個紀念館，當然設計成體驗的度假小木屋，來招攬遊客，振興經濟未嘗不可，以公司化的方式經營，地主可以多在股份上獲得補償，一部分收入可以納入公基金，作為社區發展之用。這樣大家都蒙受其利，爭議也比較小。但是大家意見分歧，尤其是對公司化經營完全沒信心，所以這種討論完全沒共識，最後的結論都是等兩年後重建完再說。什麼都不做，就是唯一的共識。

眼界不一樣，也發生在做事的態度上，我們希望一切合法，但是村民們都習慣便宜行事。以整地蓋組合屋而言，事先沒有估價，沒有發包，村長就自己找來山貓挖土機，卡車搬運廢土，找來他的親戚、朋友施工，做基礎建設，如化糞池，水電管線…等等。分不到工作的另一派，當然抱怨連連，但是礙於組合屋興建都是和村長接洽，他是地方父母官，大家就不便干預什麼，只能令其安排。而事後丟來一堆沒有商家印章、商號名稱的收據，總工程費大約40萬，要我們追認，從全盟核發的經費裡面支出。雖然有人發出「我們被騙了」的說法，但是經過我們訪價，價格都比這個支出高，所以雖然感覺不舒服，沒有按照我們熟悉的程序來，但是也不能就此認定村長沒有盡心盡力，只能請他補齊收據，不足的部分，我們向全盟報告，專案處理。如果不能吸收的部分，我們只能用薪資方式抵扣，算是大家捐款了。

雖然做事方法很難協調，但是總是開始大家一點一滴的累積，有了具體的成果。我們擔心村民飲用的山泉水有安全的疑慮，我們透過大專聯盟的關係，找到淡江水環系的老師和研究生義務協助，採樣回去化驗，發現這是一個水質特優的泉水，（他們用幾度來表示，我忘了是幾度）這個水，放在桌上都會引來螞蟻，不知道成分，但是似乎喝起來有甜味。但是有一個麻煩就是水量不穩定，如果乾旱的時候，會缺水。因此我們約集村民一探水源究竟，看看能不能找到儲水的方法。意外的，我們發現了一條清朝採茶的步道，途中還有一個石碑，隱隱約約看出來有「嘉慶年間」的字樣。和村裡面的耆老請教，才知道這裡原來是荷蘭人最早移植阿薩姆紅茶的地方，一方面我們尋找專家確認這件事情，一方面拜訪附近的農林公司的茶場和茶葉實驗所，「台灣阿薩姆紅茶的故鄉」這個宣傳稱號已經在我們心中形成雛型。

有了具體構想，我們得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法。我們發現我們真的得透過一些教育來教導村民不同的眼界。辦演講、辦會議，你得到的不是吵翻天的場面，就是呼呼大睡的一片寂靜。

一個志工提出生活體會的學習方法，讓這些習慣鄉村生活的居民體會都市人對於旅遊的精緻要求，從而啟發他們對於旅遊業經營的深度思考，而不是停留在開休息站、賣名產、搞路邊攤的方向。

這個活動由一位年輕的女志工開展，阿瑛一直夢想著有自己的咖啡店，在警察局會計室的日復一日單調的工作，綁得她喘不過氣來。她精心的籌畫晚會需要的手工餅乾，耐心的研究茶葉實驗所所贈送的茶葉如何才能調出更好喝的飲料。也帶來都市叢林裡都難得一見的好咖啡，細心找來精緻的茶具、餐具，還弄了一堆耶誕節才會用到的七彩裝飾燈具，彷彿是自己準備開店般的細心。村民也七手八腳的幫忙，慢慢體會都市人要的感覺，阿瑛還指導居民參加晚會的服飾，大家突然都覺得自己像一個貴賓般的禮遇，當然也就謹慎起來裝扮。

那天晚上我一轉頭差點沒把口中的熱茶吐了滿地，隔壁的阿滿姨整天是斗笠、雨鞋不離身，這天竟然穿了一件洋裝，還塗了血盆大口的口紅，像太陽般的腮紅，還有一頂路邊攤買的遮陽草帽，雖然這個時間是晚上七點，根本沒有太陽。雜貨店的楊媽媽，是最支持我們工作站的長輩，不顧她先生長期洗腎的經濟壓力，還常常捐物資給最需要的村民。她這天也是類似和阿滿姨一樣的裝扮，口中還嘟噥著：「娶媳婦都沒這麼慎重！」當然地主一家也是穿著她們最慎重的衣服，連村長都穿西裝打領帶來致詞。天啊！我穿大專聯盟的制服T桖，還穿著牛仔褲耶！「沒關係啦！你當餐廳的服務生啦！人家電視不是都這樣演，麥當勞都和你差不多啦！」楊媽媽類似安慰我，又像開玩笑的說著。這天幾乎全村都到齊了，連坐輪椅的王婆婆都推著輪椅來參加，當然她也是換了「那種」最盛裝打扮的衣服。現場每個人都是「盛裝」打扮，從小孩到老人家。我突然覺得我出現在50年代的瓊瑤電影裡面一樣。不過，雖然覺得很爆笑，但是那種感動，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我相信…改變社會…我們真的做得到！

那天的晚會總共花了約三千元，我們意識到這樣「勞民傷財」的活動，還是不能經常辦，雖然成效輝煌，但是對於逐漸已經枯竭的資源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壓力。

經過一些體驗之後，我們決心在比較實用的方向開始提供教育，也比較能讓我們發揮所長。我們在分析了居民的需求與我們未來觀光服務產業規劃要求下，我們決定從電腦網路課程和英語教學開始。因為志工小喬的豐富經驗與流利的外語能力，所以先由她從英語教學開始進行。而電腦課程則由交大資工所的小任展開招募師資的工作。社工所畢業的小其則是擔任社工、志工員訓練與一般貧困學生的課輔課程之類的安排。我則負責連絡事務與公共關係。當然，由我們這裡每週派出山區巡守隊，探視原住民災區的需要，也在災民的支持下，由我負責調配工作與派遣任務。這個同時，台北方面卻傳來不大好的消息。大專聯盟總部資源不足，人才疲累，已經到了需要重整的地步，小萬已經屢發緊急消息，希望我能回台北主持。我們已經把組織張力拉到極限了。

雖然在小萬聲聲催促之下，這裡的工作依然是我的重心，我把時間拆成三份，一份回台北參加全盟會議和聯盟的會議，另外兩份都給了這兩個我們心之所繫的村子。正式回到台北開展另一項重要的長期募款工作，幾乎是在三個月之後，也就是到了2000年總統選舉完之後的事。

英文課開課的第一天，這是一個周六的早晨，居民們扶老攜幼的來參加，人潮之多，超乎我們的想像。本來預定是小朋友的教學先開始，但是杵在門口的阿滿姨和楊媽媽，一付「我不能學嗎？」的狐疑表情，讓我們不知道怎麼解釋，成人班必須和兒童班分開的教學模式。「算了！就先一起開吧，之後有機會再分班。」小喬無奈的說。人太多，一個小小十二坪大的組合屋，擠進了二、三十人，其他擠不進來的大人只好站在外面窗邊跟著學習。我們撤掉從已成危樓的居民活動中心所借來的椅子，讓小朋友盡量能席地而坐，大人們只好站在後面。

小喬準備的是兒童美語教材，從A、B、C…開始教，小孩們都很投入，跟著唱那些教學歌曲，大人則很靦腆，一句「very good！」的稱讚都會讓楊媽媽和阿滿姨臉紅了半天。

當時其實我們有發現，似乎有些小朋友的英文程度不錯，但是在歡歡喜喜的慶典式活動下，我們沒有發現這後來是我們最大的麻煩。後來在兩週後，在當地小學願意利用寒假時間，無償的把電腦教室借給我們使用，我們開始電腦的教學，這個小朋友程度參差不齊才在電腦教師小任的提議下，獲得我們開始重視，而展開調查小朋友的家庭背景，之後我們突然受到來參加電腦課程的成人學員的建議，我們才恍然大悟，我們的學員裡面不是只有貧困的村民。我記得當時一個看來盛裝打扮（還是那種盛裝，後來我們辦活動都蠻習慣這種爆笑式的盛裝打扮）的中年婦女，在課堂上舉手發言：「你們能不能教一些實用的課程，例如設計程式，做網頁，而不是入門的課程？」我們當時很訝異，因為就我們的了解這個村落的村民並沒有對電腦這麼熟悉，我們還以為來自另一個種香菇的香菇村村民。後來我們發現，情況並不是這樣的，這是一個來自日月潭的村民，她是當地一家知名飯店的老闆娘。她的目的是希望能免費獲得經營飯店的相關程式設計，例如會計系統、房客訂房系統及招商網頁的設計。

知道這件消息，我們其實有點憤怒，因為眾所皆知我們的課程式設計來幫助貧困村的村民脫離貧窮的設計，連香菇村那裡我們都沒有大肆宣傳，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彌補貧富差距所不能提供的教育落差。但是我們並沒有採取激烈的行動，只有委娩的解釋。因為我們知道這又是當地有錢有勢的代表，成事固然不足，敗事卻是綽綽有餘。果不奇然，很快的鄉公所就派人來關切我們的課程，從核准命令的補發到是否擁有教師證（過去從事補教業多年，我根本沒聽過補習班和家教要教師證的）一路查下來，讓整個課程為之停擺。後來我們才知道，當地的小朋友除了貧困村之外，其他較富有的村落都把小朋友送來這個免費的補習教育，大大的影響了當地補教業者的生計，加上我們拒絕了這些當地士紳的要求，他們兩者竟然聯合起來利用公權力的勢力，來阻擋這個計畫的推廣。當時我真的突然很想把戶口遷來這裡，參選這裡民意代表，我發現只有熱忱與信心真的不足以對抗這些既得利益者的知法玩法，更糟的是執政者的無能，幾乎任由他們有玩弄的空間，因為執政者想到都只有選票和利益，而弱勢的人民在制度設計上，除了投票，幾乎沒有什麼對抗的功能，加上根本毫無自信，不曾也不會希望做什麼抵抗，無怪乎李家同教授說，社會福利與制度是建立在知識份子的良知上。當然我知道我們這些在當學生的，根本稱不上知識份子，在社會上只能算半個人，當然無異螳臂擋車，自不量力，不過重新改變台灣政治環境，才是台灣社會改造釜底抽薪之計的思想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們每個成員的心中。

很多天沒有繼續談我們的圓夢的故事了，在紛紛擾擾之後，我更確信我們如果要做一些改變，絕對不能靠口頭講講，因為這樣大家根本不會有一致的共識。我記得我們家當初是買預售屋，當然建設公司當時有蓋一個很漂亮的樣品屋供購屋者參考。在施工的時候，我們家還常常跑來工地巡視，看看建設公司會不會在材料上偷工減料。不過，當完工之後，我踏進新家的第一步，我都快傻眼了！有人看過一個房子的樑柱如此之多的嗎？我們每一個房間幾乎都是三面牆上面都是樑，真的是連床要放哪裡都不知道（台灣人忌晦把床放在樑下），而且這些大樑還高低起伏不一定，根本連裝潢都不知道怎麼做。礙於預算，我們也只能將就的住下，然後弄一個甚不舒服的居家環境。

政治環境不就是我們的生活嗎？也不就是我們共同家園的環境嗎？我們想要一個甚不舒服的環境來居住嗎？如果不要，那我們又怎麼能輕信一些語言上的宣傳呢？又怎麼能不用行動先來描繪一個生活願景呢？有成屋，我們當然會買成屋，不然至少也會看看樣品屋，有人會輕信售屋員天花亂墬的描述，就輕易花錢買下一間空中閣樓的房子嗎？買房子我們不會這樣做，選擇我們的環境建築師，我們怎麼會這樣做呢？

當我們在那個貧困的村子處處受到限制，很難開啟任何工作的時候，我們想的不是整天在那邊抱怨，整天等著環境變好的那天到來，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先營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讓居民了解什麼是更好的生活，所以社區的管理變成我們更重要的課題。我們不是嘗試用高壓的管理模式，而是勸導居民自己建立一套生活公約，我們召開社區的會議，提出我們觀察之後所做的公約提案。當然，很多居民已經習慣政府統治者提出辦法，然後遵守，之後再來違規、偷跑的生活方式。她們很難想像要自己定規定、定罰責，然後要切實遵守的生活。

我們在阿弘的法律專業建議和小其社工專業溝通模式的引導下，我們在會議上，公開對這項公約被限制的成員，提出要他們反對的理由。很奇怪吧！一般都是要會議一致通過，怎麼會是要人家在會議上反對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現在就違反未來公約的成員，是經由我們觀察，並以都市人的生活觀，所制定出來的規範所限制。如果現在的生活，就是他們原本的生活價值觀，他們怎麼會誠心遵守呢？如果不讓他們發表他們的生活態度，其他人又怎麼能知道他們的生活觀，並以包容的態度來看待他們呢？一定是以是非對錯來論斷他們。

一向作風大膽的阿滿姨首先發難，她針對公約規定：「不准把垃圾、廢棄物放在居家門口」甚感不滿。「組合屋這麼小，你們難道會把垃圾放在家裡發臭喔？我放在我家門口，又沒有礙著別人，規定這麼多幹麻？」這當然引起很多人的共鳴，紛紛建議刪除這條。楊媽媽的公公一個人住在這裡，她很憂心的說：「是啊！可是蚊蟲、蒼蠅又不會分那是你家的垃圾，就不會來咬我家『搭官』（台語：公公），老人家抵抗力低，萬一生病，我找妳還是妳家垃圾？還有小孩這麼多，妳一個人住，小孩在當兵，當然覺得沒關係！」一下子，各家居民就在下面議論紛紛，當然今天就算表決，我們也建議她們不要做成定案，讓大家回去想想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大家也就沒有升高針鋒相對的衝突。

接下來是一個瘦弱又蒼白的女人站起來發言，她是阿貴叔的太太，一個剛剛嫁過來的大陸新娘。「你們要求不能把廢水倒到社區旁的小溪裡，但是我只是洗個米、洗個菜，還有洗衣服，那又沒有毒，那有什麼關係？」她操著廣東國語小聲的說著。這是都市人基本的環保常識，但是到了這個村莊，大多數的鄉人，也都頻頻點頭。這種事只得由我們都市人來說明，小瑛站起來緩緩的說：「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水，對我們人類來說，是沒什麼毒，但是對於溪裡的小蝦小魚，卻是有一定的傷害性。大家現在小朋友到小學上課，自然課不是常常要一些標本，還是要養一些小動物，如果溪裡的小生物都死光了，大家就要跑到很遠的河邊去撈，那不是很累人？」簡單的說法，沒有什麼理論，又讓大家紛紛點頭認為有道理，畢竟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成績優秀，但是又忙著工作，不希望太麻煩。

後面還有原住民阿青的生活習慣問題…等等，大家練習說和聽，然後再來表決或決定延後一點決定，讓大家再想想，看看有沒有其他解決的方法。終於第一個問題，大家決定去要求村長到鄉公所去申請一台子母車，能加蓋的，放在社區門口，供大家到垃圾，大家還順便要求垃圾非類箱，讓大家做起環保來，這倒是公約草案當中沒有提到的（因為我們覺得不可能）。廢水也透過村長要求加裝廢水簡易處理器來集中解決。大家只是走遠一點點，到社區口，就能解決這些問題。這些結果倒是令我們很意外。

在這個組合屋社區裡面做社區營造，有點像洗三溫暖，忽冷忽熱，有時候有意想不到的結局，有時候卻是意料中的麻煩。

大約三次的社區會議，我們終於敲定好社區生活公約，並公告施行，因為是大家齊心搞出來的遊戲規則，所以無論在內容上、罰責上，大家也都樂於遵守。尤其是罰責，因為我們不是政府，不可能採用刑罰；大家生活都很艱困，也不太想用金錢來處份已經面臨山窮水盡的居民的無心之過。所以大家決定，如果一時生活習慣改不過來，而無心犯錯的人，將讓他們參與社區勞動服務，平時就灑掃環境，如果有活動，就負責場地佈置或善後工作。

這些立意都可以看出來居民的善良與務實的一面。但是問題卻在後面，誰來判定違規呢？遇到這個問題，大家就開始躊躇起來。辦理社區管理總幹事的選舉，竟然沒有人要出來參選；大家互推，也沒有人提名；用輪流的，大家藉口更是一拖拉庫。楊媽媽跟我們說：「大家都有親戚關係，誰也不想得罪人！」雖然聽來很鄉愿，但是大家都習慣「天高皇帝遠」的法律觀念，我們真的也很難一下子扭轉過來這個生活觀。最後一次會議，我們真的沒辦法，一定要逼他們自己選一個總幹事來開始自治的生活，於是我們堅持大家一定要提名！狡猾的阿滿姨竟然大聲叫著：「我提名志工隊！」一時歡聲雷動，彷彿大家心裡都卸下一顆大石頭。雖然千百個理由認為這不是自治的工作方式，我們應該是只是顧問形式的協助，但是無奈居民根本聽不進去，還認為這就是民主的表現。

最後只好在與居民協定我們只擔任半年的任期，並示範自治工作該如何進行，才讓雙方皆大歡喜的結束這場自治踢皮球賽。但是心中的不安，後來果然成了整個夢碎的主因。

工作站的最大問題還是在於資源不足，我們在這裡長期推動的工作很難一直靠著大家的熱情燃燒來支撐，或許生活就是平平淡淡，但是一個社會的改造運動卻不能持續只靠造勢的方式來維持大家的信心。因為一次又一次的造勢會讓大家的期待一步步升高，萬一沒有持續的資源來實現，那麼大家受到打擊也是一波波的持續來，很快的，大家的信心就會降至谷底。

當時大家信心滿滿的開展了很多工作，絲毫沒有想到資源的問題，一方面是全盟的支持，一方面是大專聯盟的支持，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些活動是讓我們覺得有需要，而且有意義的工作。無論多有意義的工作，當全盟的支持如杯水車薪，一年才80萬，大專聯盟的人力支援卻遠在天邊，只要我們的工作不讓當地人接手，那麼就算是大羅神仙，也很難力圖改變什麼。

當地的居民對於接手我們的工作有莫大的恐懼，有部分原因是來自生活的壓力，必須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農村生活，實在很難會有什麼心力來搞「都市人的把戲」，何況原來的生活方式又不是那麼難於忍耐，牙一咬撐著，生活還是一樣過下去。何況價值觀的落差，從心裡，他們就不認為我們這些工作有什麼重要性。大家想的還是比較實際的問題，所謂「倉廩足而後知榮辱」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同樣地，比較實際的問題解決就需要更多、更大的資源，對於工作站開展五個月之後，長駐人員只剩我一人，假日的工作團隊也從數十人降到七、八人的工作窘境，連一般例常工作都做不好，還能談什麼開創新局呢？

緊接來的2000年總統選舉，由重新把這個寧靜的小鎮撕裂的支離破碎，三個支持陣營的支持者，讓整個社區營造的對話更難開展。到底我們是關心我們的家、我們的生活，還是關心誰當總統呢？這個問題讓我疑惑著。「誰當總統，就會有不一樣的做法，重建政策說不定就會全部改變，我們就有希望了啊！」熱衷選舉的居民跟我這樣說。是嗎？事後證明，日理萬機的總統實在不會管到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再用「總統每天要關心的事很多」來安慰自己，不就是證明自己當初選前的熱衷，講到「生死存亡之地、危急存亡之秋」是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情嗎？

總統大選帶來了幾件和社區工作比較無關的小事。其次，又讓我和宋楚瑜先生做了一次隔空的交往。

第一件事是我自己的麻煩，不過這是在選後才發生。那年由陳水扁先生獲得選舉的勝利，第二天，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急急忙忙打電話來要和我見面。不由得讓我全身神經緊繃了起來，因為這大半年來，全心全意都投入這裡的工作，不僅論文一個字都沒動，還停留在地震前的階段；我也疏忽的完全沒有給老師一通電話。

趁著總統選舉返鄉投票還沒有回到我的第二故鄉報到，我和老師約了時間，請老師吃個飯。我的老師是個優雅的外省中年婦女，她擔任過李前總統的秘書，後因為與李總統理念不和，轉任教職（據她說法是：她不恥李先生暫時性失憶症和選擇性記憶的不負責任態度，因為那些下令的小紙條，所謂「附簽」，都會經過她的手中，事後再來否認，雖然證據不在，但是她當然熟知甚詳）。

一見面，老師劈頭就要求我另找「指導教授」，我一臉狐疑「我做錯了什麼？」老師很快的解釋著：「現在陳水扁當總統，國家一定會亂到不得了，我要回美國僑居地了，我當時是留學歸國華人，身分我已經重新申請了，很快應該會下來，我沒辦法在指導你了，趁著你還沒正式向學校繳交論文發表的申請，趕快換一個老師，這樣對你我都好」，「搞什麼啊！誰當選真的這麼嚴重嗎？」我心中訥悶著，不過人各有志，我也不能說什麼，只是接下來找另一個指導教授卻花了我將近一年的時間，這是後話。之後我就沒有再見過這個老師，不知道她的美國生活是否一切如意？

第二件事情是大專聯盟的分裂。選舉的影響力真是無遠弗屆，一向只討論合作，很少討論意識形態的大專聯盟，因為成員的大量換血（舊成員畢業之後，不是當兵，就是念研究所，或者另有工作），而逐漸氣氛改變。大家開始會在會議上用選舉的語言來怒斥對方，什麼「黑金的打手」、「社會的亂源」、「誰誰的走狗」…，返鄉回來參加聯盟的會議，卻令我感到完全的不耐煩，只想回我的新故鄉去。

最麻煩的是路線爭議終於爆發，「我們主要任務不是應該捍衛學生權益？幹麻把時間耗在那個爛村莊，扶不起的阿斗，浪費我們的時間。」這句話竟然出自來自台中，早先最熱心的中區秘書長阿中的口中。我十分訝異，困境已經擊潰大家的信心。似乎不回來重振局勢，我們的根基也將消滅。但是我當時卻採取發表訓話式的談話，更是加速後來聯盟的分裂。等到後來我回來重新主持大局，聯盟已經分裂成三個，大勢已經不可挽回。而且後來我們因為資源匱乏，又採用更多「務實路線」的夥伴，不僅功利主義更加盛行，也讓理想主義者紛紛求去，喪失了聯盟的理想性，讓局勢終於導向最差的結果。

第三件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當陳總統當選之後，聯盟主席阿弘要求我和他騎著摩托車，舉著阿扁的桃太郎旗幟，繞著淡水地區歡呼一圈，慶祝民主的勝利。本來我是不肯，因為實在太難看了，但是敖不過與阿弘的交情，我只得真的和他繞場一周。本來也只覺得丟臉，沒想到竟然被淡江的聯盟成員遠遠撞見，誤以為我們有立場的取向，（他們支持另一個陣營）會排擠他們在聯盟的參與，所以後來竟然刻意和我們疏遠，終致脫離聯盟。聯盟創始的成員的小萬如果知道這個後來發展（他後來到台中念研究所，失去聯繫）不知作何感想？這件事情後來讓我深深體會，在上位者一定要謹言慎行，恣意隨性而為，帶來的影響有時候很難意料。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在選舉之前，到各災區去訪查，和各區災民聊對於各候選人的觀感，讓對於政治人物的作為有了不同的想法。

過去我一向認為造勢活動是拉抬聲勢的做法，沒有必要太認真對待，反正就是衝人氣就對了，不管搞煽情還是鼓動現場同仇敵愾的心理，一概都沒有關係，反正當選就好。

但是當時宋先生的態度，卻讓我的想法有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大家都知道南投山多平原少，其實要每個地方都拜到票，實在有點困難，就算要遊街式的車隊拜票，其實都要考慮一下經濟效益，沿路都是山川樹木，走幾個小時，然後才到達的地方，其實沒什麼經濟效益，我想除了我們這種志工之外，應該也沒有候選人想投資。

當時連先生都只到大都市，南投分東西兩支，西部是平坦平原，南投市、竹山鎮人口密集的地方多集中在這個區域，當然也是選戰必爭之地。東部山多平原少，最大的地方應該就是埔里盆地，人口最密集的也在這裡，當然選舉宣傳車和活動每天川流不息。至於往南一點魚池鄉、信義鄉，位居山區，人少路途遙遠，除了當地的選舉後援會插插旗子，大概也很難獲得競選團隊的青睞（行程大部分是幕僚排的）。而連先生的團隊就是很中規中矩的做法。

陳先生呢？他不僅到大都市，還到稍大的鄉鎮去拜會，這點就可以看出來陳先生團隊的用心，當然也是為地方選舉將來的候選人打好基礎，比起國民黨來說，資源稀少的在野民進黨，這當然也是務實的做法。

最令人訝異的是宋先生，我當時因為土石流災情，勤跑山區原住民部落做報告，遠到紅香部落，光是開車就要2-3小時經過人煙罕至的地帶，更不用說，還要徒步一、兩個小時才到達的了。我一進入這個部落，滿坑滿谷只見宋先生旗幟，沒有其他兩黨候選人的旗幟。當時十分訥悶，詳問之下，我才知道宋先生前一天才剛剛來探視過，還帶著一些救濟物資前來，這令我大為感動。

或許有人批評宋先生作秀做過頭了，我自己倒不這麼認為，因為作秀沒有人會跑這麼遠，這麼沒有效率的作。就算真是作秀好了，這個秀也做的很實在，也更能打動人心，因為這個村子加起來恐怕還不到200票，重要的是還沒看到什麼報章雜誌報導，就秀來說，還真的灑下鉅資來投資，回收還真的不盡理想呢！

我常常在想，無論政治人物的語言多麼的天花亂墬，如果他願意用行動來做一場這個秀，我想日子久了，他很難不獲得百姓的支持，因為關心百姓的生活是他唯一的工作。當時雖然宋先生落選，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南投區的票源，幾乎大部分都是投給宋先生的，那不是語言換來的，是行動感動來的。後來宋先生落選之後，反而採取在語言上的攻防，而不再回到這個行動的路線，我倒覺得他真正退步了，難怪這次選舉不僅沒有大幅的選票成長，還一直處於拉鋸戰當中，因為真的樣品屋不如成屋，當然只是草圖一張的語言和破落疏於照顧的樣品屋，更難讓人家相信啊！

我對於宋先生當時的觀感，一定會影響大家對於我的立場的判斷，而沒有辦法認真的來看待我強調這件事是對於政治人物的行為要求。

不過我並不在乎，因為喜歡帶著有色眼鏡來看事情的人，無論多溫和、多理性的文章，總是會被在語言上找到色彩，而大作文章。清朝的時候最有名的文字獄就是「清風不識字，隨便亂翻書」，就是被解釋為影射清廷沒有文化，亂興文字獄。就算作者真有這個意思好了，那也只顯得清廷器量狹小，一個文人又能耐朝廷何呢？

在台灣有一句競選口號叫做「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往好的方向想，叫做擇善固執，也代表著一個人的誠信；往壞的方向想，叫做頑固如石，冥頑不靈，蠻幹到底。這兩種情況會同時存在，也會讓人不知分辨。但是台灣有一個更糟的情況，叫做「通通包起來算」。舉個例子來說，我曾經商議要和朋友做生意，這個朋友A跟我說要拉朋友B進來，我就老實跟他講，我覺得朋友B不太適合一起合作做生意，只能當朋友。朋友A事後就跑去和朋友B說：「你不要以為人家把你當朋友，人家可是把你說到一文不值呢！」事後朋友B來質詢我，還拉著朋友A來，朋友A還振振有詞的說：「你不要否認，你這個對待朋友不忠心的傢伙，沒有誠信！」天啊！這是什麼道理啊！做朋友就一定什麼都要攪在一起嗎？這樣才算是很「麻吉」嗎？絲毫沒有就事論事的空間嗎？自己把公司的人事機密流傳出去，還自認正義使者打抱不平，他不感到慚愧，我倒要覺得不好意思？

這種情況隨著選舉的風氣推廣，也越演越烈。當然我在那個夢的故鄉也遇到一模一樣的狀況。本來地主提供土地給大家興建組合屋，大家甚是感激，但是隨著我們擔任社區管理者，麻煩就一件件跟著來，地主先是對居民改變組合屋的造型有意見，這倒也無可厚非，因為變更設計會影響連棟組合屋的結構安全；接下來小孩晚上哭鬧，擾人清夢，也必須要去制止；人家喝酒，我們也要限制….，簡直快要把一個社區變成集中營了。緊接著鄰居糾紛我們要排解，小孩吵架我們要勸阻，警察也沒管這麼多事吧！耐著性子越是努力達成他們的期望，大家就越依賴，稍加拒絕，那種包裹起來的態度就來了，「你是不是好朋友呢？」這個年頭，好朋友還真難當！

我還是得專心一點講故事，不然真的可是沒完沒了。其實要請大家多見諒，我每次回想這段往事，總是輾轉反撤，整晚失眠。雖然大家可能都拉哩拉雜聽我的一堆抱怨，但是大家很難體會我心中的惋惜和懊悔。

我惋惜的是我們曾有這麼一個好機會去實現台灣未來的夢想，建立一個示範的生活，但是自不量力和決策不當，讓我們錯失良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還有這樣的機會呢？

懊悔的是我們才疏學淺、自以為是，才會讓當地的居民又走回原來的生活模式，生活更加困苦，對人更加不信任，這不會是別人的錯，都只能把責任算到我們頭上。

楊媽媽怎麼樣了？阿滿姨兒子退伍了，應該有工作了吧，生活應該改善一點了吧！他兒子原本是洋蔥餐廳的廚房學徒，不知道還有沒有在那裡工作呢？洋蔥在我退伍後，發現開了很多家了，不知他在哪一家呢？

這段往事真的讓人很難回憶，不僅參雜著我對她們的回憶，也參雜著我對家人的最後記憶。我終於得從南投回來台北了，不是因為阿弘的聲聲催促，而是我爸的一通電話，我奶奶住進了加護病房，我媽也病倒了。多年像大禹治水般三過家門而不入，現在我得把一切都放下，先回到這個我很少注意的家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一開始就做不好，這也難怪天下不能太平。

還好家裡的情況稍稍穩定下來，我又開始「蠢蠢」欲動，現在回想起來，還真的是「蠢」啊！

我們一直認為事情做不好，是因為資源不夠，災區重建做不好、聯盟分裂主義盛行，都是資源不足，只要把餅做大了，自然就什麼都有了，自然就什麼都解決了。所以我們開始往增加資源方向去思考。「災區什麼能賣錢？能募款？」「和聯盟的工作如何結合，一起賣錢？一起募款？」這些思考已經完全佔據我們的腦袋，已經不是我們「能」做什麼改善？而是我們「應該」做什麼？這樣的思考一出現，我們就開始離「實際」越來越遠，我們的理想性也就越來越低。一切都必須屈服在「錢」下面。「社區營造要錢，先等一等」；「什麼能賣錢，優先！」

越來越多的志工離我們遠去，越來越多的「生意人」向我們靠攏，「這種工作，我不擅長，等需要我，再叫我」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這種聲音，但是並沒有把它當作警訊，而是當作自我安慰：「等我們實力好一點，大家就回來了」。

沒有嘗試去做一些調和，提出更大的願景，只有屈服在金錢的壓力下的現實作為，終於使我們迷失了方向。

「凡事要搞大」已經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但是「事情變大」其實也變的複雜，要解決的問題也變多。越想通通包起來，「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就越難做到，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漏洞。這好像打仗一樣，戰線拉的越長，能被突破的弱點就越多。

我從南投回來之後，我們聘任一位研究生專職擔任社區的管理工作，把他的工作範圍縮小，把所有的主力遷回台北做資源開發的工作。當時沒有想到，現在回想起來還真像希特勒的歐洲戰略，先攻擊西歐，等到只剩英國一處孤立無援，就把資源轉向東邊征俄，但是俄國急切不能下，英國卻和美國從北非、南歐、西歐突破成功。歷史真的像一面鏡子，有時候反射起來，真是令人不敢直視。

在小任的帶領下，我們有了石頭、阿傑、阿鵬、阿東…等等堅強的資訊工程團隊，他們開發出一套整合了ICQ、留言版和搜尋引擎的新程式(後來還能切割畫面，讓各種功能在同一個畫面運作)，我們成立了一家公司，剛開始目的是為了推廣災區的農產品在網路上銷售（後來幾乎都是在為廠商廣告）。我們成功的重新整合了新的聯盟（舊聯盟已經一分為三），但是吸引來的新夥伴總是在問：「我們能得到什麼？」而不是像過去都問：「我們能做什麼？」理想已經放在磅秤上秤，我們做的已經是斤斤計較的討論「效益」與「回收」，而不是我們關心、在乎的是什麼價值。

業績量出奇的開展起來，一下子到那士達克上市的呼聲響徹雲霄，吸引了不少「創投」的注意，我們已經忘了剛開始的目標與初衷，熱衷討論的是將來的財富與股票。面對災區災民一通通問我何時回去的電話，我從敷衍兩句到懶的解釋，其實已經種下夢碎的結局。雖然我自我安慰的說：「這裡更需要我」。放一個完全沒經驗，也沒有熱忱，更沒有訓練的人在那個社區駐守，天天都接到「他什麼事都沒有做」的回報，我只是安排一個慰問團去視察，絲毫沒有任何進一步行動的作為，終於使得問題從那裡開始爆發。

先是居民直接打電話去全盟反應我們怠忽職守，社區完全不管理。接下來全盟派了一個調查團到現場去勘查，居民不知道脣齒相依的情況下，猛吐苦水，檢舉我們連社區管理都做不好，還讓竊賊闖進社區行竊。本來用意是希望全盟增加經費增設「保全」。但是居民們完全不懂社區營造，就是「自己來」的道理。全盟在衡量「社區營造」方面更本沒有達到「居民參與」的目的，停止了我們經費的援助，讓本來就有點有心無力的我們和居民展開一段「推卸責任」的爭論，而情緒的發展，讓我們都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沒有再思考社區如何經營下去。而是「趕走他們，要求補償」和「如何全身而退」當中的兩項拔河。

這個問題在我的家中爆發一件重要的事之後，讓我全面的退出這個圓夢與夢碎的過程，倒是另所有人十分訝異的結果。

那天我到台中開會，返回台北，在車上接到我爸的電話，我媽的情況惡化進了急診室，但是不嚴重，請我有空去看一下。因為本來是我駕駛，我從夥伴那裡聽來這段留言，倒也不十分在意，心理盤算著，先回公司開完會，明天再前往探視。沒想到冥冥當中自有安排，我在新竹交流道突然尿急，因為休息站遙遠，只得下了交流道，到加油站上廁所。返程的時候，突然一陣暈眩與疲勞，我要求同伴駕駛，自己在車上小憩片刻，以應付等一下的會議。

沒想到夥伴們不認識路，意外的上了北二高，到台北的時候，我驚覺發現我們是由辛亥路下來，心中有不祥的預感，我立刻請他們轉向到我媽的醫院。果不期然，我媽已經進入彌留的狀態，第二天就病逝了。剛好後來的告別式就是在辛亥路旁的第二殯儀館舉行。

這項打擊，讓我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來，終致公司被創投逼倒，聯盟徹底瓦解，災區工作在「不負責任」的指摘下，黯然落幕。接下來我個人一連串的打擊，祖母也愕然逝世，本來沒有兵役問題的我，突然收到體檢異動的通知而入伍，臨行前，我只接到楊媽媽輾轉稍來的消息：「不要太沮喪，一切都會好轉的，你已經為我們做很多了，接下來要靠的是大家的努力，不是你一輩子的責任，你也要加油！」或許夢碎了，或許有很多不諒解，但是楊媽媽的這句話給了我無限的希望。

故事說完了，我一向不認為做過的事，會沒有責任，這個夢碎的過程，我一定要負擔全部的責任。但是我更加深切的反省的是我們得到什麼教訓？我們陷入什麼困境？什麼是經驗不足？什麼又是決策不當？

我深信不要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我們才有成長的空間，我們才有機會進步。我也學到不能只是仰賴別人來構築自己的生活與理想，我們能做的只是找到有共同想法的人，構築一個生活模式，讓更想加入的人加入，一起努力，這樣才能滾雪球，越滾越大。期望外在的事情會依照我們的想法，給予奧援或破壞，其實都只是「期待」，在等期待的當下，我們又能做什麼呢？這才是我關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