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看到dust的文章想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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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dust的感人文章,看到他的经历,让我想到我自己的。所以也模仿他的写法,讲讲自己的想法,望大家指教。dust的文章里有一句大概是“三十岁前是激进派,三十后是保守”的话。我们这有一句从香港传过来的是“一个人如果在40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那是个没理想的人,一个人如果在40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那是个愚蠢的人”

我以前也是很激进,也是经常的出去辩论。研究如何才能改善我们这个变态的社会。如何让工人可以生活得好起来,如何才能做到那种真正的平等而不是有钱人可以开着奔驰到处撞人的平等,不是那种外国资本家在东莞可以动不动就克扣工人工资,逼工人下跪,搜女员工身的平等,不是那种为了在福建引进外资而当外资企业因拒发工人工伤赔偿金时政府居然批示不要惹怒××的平等。我以前也是一直说一个已经开放资本家入党鼓励剥削不保护工农的共产党已不成为共产党了,说现在的共产党对不起党旗上的镰刀和锤子,讨厌看中央台的新闻,讨厌看什么“三个代表在基层”那些冗繁无味的政治宣言等等。

但当我上了大学后,我接触了很多香港民主派那种逢中必反的“老师”,听了很多类似的言论,和接触了很多真正西方的政治学行政学名著,也系统的学习了台湾,香港和大陆的选举学。我反而意识到我原来的想法有很多是多么的幼稚。可能是学行政学的缘故,我很接受美国尼布尔(虽然这句话被批判得很厉害,包括行政学开端的伍得罗威尔逊)的一句话“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宪法上怎么写,而是在于行政上如何做”。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谈到政治就像清末甲午战争前夕的那些年轻的翰林。仁义、道德喊得通天响,请与日本开战的条陈一张接一张的上。但结果呢?他们即拿不出具体而可行的强国拒敌之策,一上战场听得几声日本的炮声就吓到腿都软了拔腿就跑了。这和今天的愤青是何其之像啊。只不过时代不同了,措词有点不同尔。不过是用自由换了仁义,民主换了礼义。我听过一些6·4精英说他们当时是多么的勇敢, 敢在学校的代表面前把学校的椅子扔到楼下去 。你说这除了破坏公物之外能对社会民生有什么贡献?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摆脱了愤青的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就应该以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己任,真正的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像鲁迅说的那种只是坐到菩提树下想普渡众生,而不愿意在天冷的时候给快冻死的人一件棉衣的社会改良家。这或许也是当年胡适先生的“多做些实事,少谈些主义”的部分理解吧。

由于在政务院所以常有些老师宣称自己的民主意识是多么多么的高,现在中国多么多么的不民主。但真正到了人大投票的时候又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也有一些同学甚至问我, 又不发钱 ,为什么要去投票啊?我不禁感到悲哀,如果一个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不用什么“割喉战”这个社会的民主已经事实上宣告死亡了。很多人总是好高骛远而又不加深思。在他们那里民主就等于直选。似乎只要哪天广州的市长是直选的而不是现在这样代议制通过人大选的,那广州的塞车问题就解决了。哪天广东省的省长是直选的,外来人口问题就解决了。大家是否觉得好笑,但在很多人那里民主就是等于直接选举。

今天我已经不再和别人辩论意识形态的东西很久了。虽然我依然很崇拜保尔·苛查金,但我觉得即使别人和我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他依然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只要能为社会真正的做出贡献那就是个杰出有位的人。这或许就是“多做些实事少谈些主义”的含义吧。

这篇文写得很乱,配不上dust的美文啊。功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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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 文笔不太好 显得主次不分了 接受冬风轩的批评

我本来想多说些自己的描述的 但有很多事情似乎没什么代表性就又没写了

我的意思更多的是想表达激进的岁月谁都有(广州抗日大游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了,因为是绝对民间组织的可能消息传不出去) 但更多的时候青年应该更立志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为社会做贡献。比当口头巨人有本事。

有一句我们老师给我们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的

“人应该形成自己的思想,但不能把学习变成不断寻找新的证据佐证自己原有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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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文章,希望你我在未來都能持續堅持自己的理想。

台灣的抗爭與改革行動有比較大的空間可以實踐,我們算是很幸運的;在大陸的大環境下,這條路也許會走得很艱辛,祝福你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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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岸哪里改革的空间比较大,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复杂拉。往往在一些坛子上,看到两岸的学生各说各的好。互相诋毁对方,然后就变成一片谩骂。我认为主要是互不了解造成的,对对岸的情况加入了很多想象。

当然我不敢说我了解对岸,毕竟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从未踏上过对岸的土地一步。我对对岸政治的了解基本上就是基于我们台湾宪政史的那堂专业课和那个据说在台湾的中研院呆过的老师。但这样或许我能比其他和我同样的人了解一点吧。

说道改革空间,我认为是各有各的长处与短处的。大陆这边正处于一个改革的高峰,基本上没有什么束缚。因为中国现在搞的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是前无古人的。没什么借鉴就没什么束缚。用老一辈的话说就是思想乱得很。像前段时间的大陆几乎通过了一个物权法那个草案恐怕比美国还要崇尚自由化经济,不过后来是北大的教授上书人大认为这样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并在辩论中占了上风,方才在人大没有通过。又比如说开放资本家入党,记得当时法共的报纸是用震惊来形容的。

所以说思想开放什么都可以说这一点在大陆其实是一大优势,但你说了有没有用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像广州市政府前中央公园那里专门辟了一块地给大家静坐示威用的。当然你要申报的,但基本上是都批的。但你坐完喊完交完请愿信后,问题解不解决那就不包了。所以基本上改革都是要从上而下的,也就是知识分子借权(见章太炎的定义)的方式。而不是用街头斗争的方式。而且也不太支持街头斗争的方式,用老工人的话说是”文革十年你还闹不够啊,好不容易闹完了现在还想来?“

而民主制度的问题在于。大陆的政治理论是议行合一的不讲究分权制衡。但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却开会太少了。虽然开会的时候很威风,一群代表坐一边,政府官员坐一边接受问询。但问题是不满意的话,只能让他再接受一次问询或开除他。但不犯严重的错误在职官员是不能轻易开掉的,所以也就威慑力不足。而在不开会时,就像美国建国初到马歇尔大法官之前那样行政权架空其他权力。行政权下的财厅几乎把人大的财政权夺了过来,因为他每次都搞一份很专业的到外行根本看不懂的财政预算出来,看你人大批不批。不批他就弄份更专业的,让你更看不懂,逼到你批为止。这就导致更是在改革方面出现大政府的情况。

所以说在大陆现在是各种思想激烈竞争争夺政府,谁掌握了政府谁就掌握了主动。谁要是到了街头谁就等于是失败。

而对于台湾个人感觉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单记非让度的选举方法似乎不太合理。一个有那么大权力的总统只要相对多数就可以当选了。参看韩国使用单记非让度的经验,这往往导致不稳定啊。而台湾说是双首长制 看到台湾的政令似乎是同时有总统和行政院长的签名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总统怎么能够有权撤行政院长呢?至少也该像美国那种只能立不能撤才对啊。如果即是双首长制又可以撤行政院长那样的行政院长岂不就是天生的替罪羊?似乎台湾也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我不太了解台湾改革真正可操作的模式。真的就是像电视上那样通过街头斗争吗?那么行政问题的改革又是如何呢?大陆这边政治与行政几乎是严格划分的。像广州电视台和电台基本上是像香港那样政府出资,但很批政府的。但行政问题怎么骂都可以,而且往往可以得到很好的回应,搞到大家经常说什么问题一上电视就解决。但政治问题基本上是自觉不提的,提了基本上就有麻烦了。不知道台湾那边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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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所說的「比較大的實踐空間」是指民主法治的保障,我們有許多管道可以作政治參與與改革,而且各種議題都可能實現,這部分我感覺大陸似乎比較侷限、也較為危險的(也許只是我的偏見)。

至於首長的體制我是沒什麼研究,雖然高中教過但也忘得差不多了。

台灣的改革方式,除了透過民代的彙整意見與立場權衡以外,對於許多特定議題會有任務性會議(開放的研討會、論壇)、常設性會議,地方也有公民會議機制,而比較重要的則是民間團體的權益爭取、不同的政黨理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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