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來自缺席未來的宣言:學生生活的終結》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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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researchanddestroy.wordpress.com/2009/10/04/communiquefromanabsent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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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對於龐貝的七點>

  我們活著如同死去的文明。除了一系列為了我們的困惑而預選的奇觀,我們不再能夠想像一個美好生活:一份眾假象的閃爍清單。達成個人志向的生活以及我們自己的想像,兩者都已經被一套比我們自己所能構想的還要更加無節制及無人情的圖像有系統地取代了,並且同樣的在可達範圍之外。沒有人再相信這個終點了。

  在大學之後的真實生活,是與我們的朋友及陌生人為了資源卑下且瑣碎的競爭。為了一個將會持續(運氣好的話)幾年,較下級的管理位置的忙碌,伴隨著焦慮、恐懼與增長的剝削裂──直到公司倒閉並且我們嘀咕著「備用計畫」。然而這是今日大學生活的精確描述;卑下且瑣碎的生活已經抵達了。

  僅僅為了存活,我們被迫使採用朝向失敗的承諾與被販賣的現實兩者之間的裂縫的各種態度。有些人採取天真的樂觀想像的姿態朝向著為了他自己著想的教育,告訴著他們自己他們不再有更多的期待。有些人繼續著殘酷的犬儒主義與奚落,全速越過荒唐可笑的字謎遊戲,朝向在未來的不通風的地窖中最後一疊現金。而一些人對他們古老的信念保持信心,如果他們僅如一個人所相信的行事,僅僅出席,承受更多學位與債務,努力工作,他們向上提升的辛苦勞力無疑地將會被獎賞。

  時間,我們存在的實際原料:我們日常生活的時刻,消失了。未來已經預先自我們之中被奪走了,被交託在債務的利息與使我們的鄰居貧窮之中。在我們的無聊之上我們或許會賺到租金,更可能不會。將不再有七十七個處女,甚至不再有電漿螢幕看管著美國作為一個全球霸權的死亡劇痛。資本主義最終已經變成一個真實的宗教,在此天堂的富有被到處承諾而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履行。唯一的差別是,每個極端且殘酷的方法在不斷重複的同時之中被積極的慫恿。我們活著如同死去的文明,龐貝城最後的居民。

  浪漫的天真、嚴厲的犬儒、輕蔑、信念。大學及生活所再生產的已經依賴於這些事物。他們已經指望於人類忍耐的能力,並且對世界的災難性失敗在多扶持個幾年就好。但為什麼不促進他的崩潰呢?大學已經從裡頭腐化了:職員的「人力資本」,老師以及學生就如同捍衛死城一樣捍衛著它。

  浪漫的天真、嚴厲的犬儒、輕蔑、信念:這些不需要被遺棄。大學強迫我們如同工具學習他們;他們將會做為武器回歸。大學使我們沉默與枯燥的,他自己再生產的手段必須被摧毀,好讓我們能夠生產我們自己的人生。關於可能性的浪漫天真;對於秩序的嚴厲譏諷;蔑視那使大學蒙羞的,它那關於它的情況及它的良善意圖的謊言;對於全面轉變的信念──不是大學的,而是我們自己的生活。這是想像力回歸的開始。我們必須再次開始採取行動,使我們自己自那凍結的歷史,自那被埋葬的生活的熔岩柱中解放出來。

  我們必須活在我們自己的時間,我們自己的可能性。儘管大學從來沒有達成他們,這些是對於大學的存在唯一真實的理由。在他那一側:官僚、惰性、無能。在我們這一側:其他的一切事物。

<如同那已扮演忠誠僕人的社會,大學已經徹底失敗了>

  如同那已扮演忠誠僕人的社會,大學已經徹底失敗了。這場失敗不只是金融上的。這是更為根本的無能為力的跡象,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已經在很長的的一段時間裡形成中。不再有人知道大學是「為了」甚麼而在。我們直覺地感受到這一點。一旦學位的持有者在工作市場上被掌控,消逝的是創造一個有知識的與有教養的公民的古老計畫,額外的利益也同樣消逝了。現在,這些夢想,鬼魅般的殘餘緊抓著被貧乏地維持下來的大學講堂不放。

  不協調的建築群,已逝理想的幽靈們,一個死去的未來展望:這些是大學所剩下來的事物。在這些殘餘之中,我們之間的大多數人只是一整套愛抱怨的習性與責任。我們以一種由壓抑的憤怒所支撐的,不經思考與一成不變的服從,對我們的考試與作業裝裝樣子。沒有事情是有趣的,沒有事情可以使自己去感受。世界性的歷史,伴隨著其大災難的壯觀場面,不再比他在其中呈現的櫥窗來得真實。

  對於那些他的青春期被在911之後國族主義的歇斯底里所毒害的人,公共言論只是一系列的謊言,而公眾區隔出一處東西可能會爆炸的空間(雖然他們從來沒有爆炸)。被甚麼事情要發生的朦朧渴望所折磨──從來沒有想像我們可以自己使他發生──我們被網路枯燥乏味的同質性所拯救,在我們未曾謀面的朋友之中找到庇護,他整個的存在是一系列的驚嘆與愚蠢的圖片,他唯一的交談是商品的八卦。接著,安全與舒適已經成了我們的暗語。我們沒有被碰觸或移動地滑過一個肉慾的世界,我們在任何地方看守著我們的空虛。

  但我們可以對我們的貧乏感到感激:啟蒙現在是一個條件,而非一個計畫。大學生活終於正好如他一直所是的那個事物顯現出來:一台為了製造順服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機器。連閒暇/有閒也是工作訓練的一種形式。兄弟會的白癡成員們他們自己沉醉到一個伴隨著在辦公室裡工作到晚的律師的全然獻身的麻木之中。如今,在高中抽菸並且翹課的孩子突然服用注意力集中的藥物並且回去工作(課堂)。我們在體育館中的踏車上提供學位工廠動力。我們在橢圓的軌道中孜孜不倦地奔跑。

  所以,認為大學是世外桃源中的象牙塔是荒謬的,同時是浪漫的想像或者是毫無根據的。「認真工作,努力玩樂」已經是一個世代過於熱烈的格言,在為了訓練……什麼之中?──在卡布奇諾的泡沫中畫愛心或是輸入名字與數字進資料庫中。美國資本主義的顯著技術未來為了在多幾年的廢物而早就被打包並且賣到中國了。現在,一張大學文憑比不過一張通用汽車的股票了。

  為了能夠工作與借貸,我們工作與借貸。我們工作所朝著的職業是我們已經有的職業,將近四分之三的學生在校園就讀時同時工作著,許多是全職;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我們在做學生時獲得的工作水準,與我們畢業之後等著我們的水準是一樣的。同時,我們獲得的不是教育;是債務。我們為了賺我們已經花掉的錢工作,而我們的未來勞力在最糟糕的市場四周被販賣了。助學貸款的平均債務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五年提升了百分之二十──對於有色人種的學生提升了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助學貸款的額量──與州的教育基金成反比的金額──從1977年到2003年幾乎提升了百分之八百。我們借貸來的學費所購買的是,為了我們剩下的人生賺進月薪的特權。我們所學到的是貸款的戲碼:沒有被提供另一張課百分之二十利息的信用卡,你不能走到課堂。昨日主修金融相關科目的學生用今日主修人文學科的淒涼未來買下了他們的避暑小屋。

  這是我們自小學起便已經準備著的期望。我們之中那些來到這裡使我們的特權得以證實的人,使我們的青春投降於導師的攔阻、一系列的心理測驗、必修的公共服務活動──關於豐富多彩的申請資料半真半假憤世嫉俗的編物。無怪乎我們逃離家長勸告鞭策的那一刻,我們開始著手摧毀我們自己。另一方面,我們之中那些來到這裡超越我們的家庭經濟與社會的不利條件的人知道,我們之中每有一個「成功」,有十個人取代了我們原來的位置──這裡的邏輯是零和。總而言之,社會經濟地位仍是學生成就的最佳預言者。我們之中那些被人口統計學稱做為「移民」、「少數」以及「有色人種」的人們,已被勸告信任那些成功的精英階層。但是我們知道我們不僅是因為我們的成就而被討厭,而更精準的是因為他們而被討厭。而我們知道通過這個循環,我們只可能透過對其他地方現今的他者再生產出過去的悲慘,才能使我們自己從我們源起的暴力中解放出來。

  如果大學主要教導我們如何負債,如何浪費我們勞力,如何沉淪到攫取瑣碎的慾望,由此他教導我們如何成為消費者。教育像是所有其他我們沒有特別在乎過的東西一樣,都是一件商品。它是一件物體,而它使它的購買者成為物體。在系統中一個人未來的位置,首先以金錢,而接著是用服從的證明被購買。首先我們付出,接著我們「努力工作」。而在那裏是這個分裂:一個人既是指揮者也是被指揮的,是消費者也是被消費的。這是一個人所服從的系統自身,強制從屬的冷酷結構。那些教導的人們被用機械化的訊息系統的所有方面處理。在這裡只存在消費者滿意的邏輯:這一科輕鬆嗎?這老師熱門嗎?任何愚蠢的混蛋都能拿到A嗎?當知識可以用幾個鍵盤被召集的時候,學習知識的重點又是甚麼?當有網路的時候誰需要記憶?思考的訓練?你不是認真的吧。道德的預備工作?有為其準備的抗憂鬱藥。

  同時畢業的學生,在我們之中大概是政治上最被啟蒙的,也是最服從的。他們努力爭取的「職業」只不過是脫離社會,或者是勞動市場的幻夢。每個畢業生都想要成為魯賓遜,夢想著一個消去市場危機的島嶼經濟。但是這場幻夢本身是透過不斷對市場屈服被支撐著。白天時教導資本主義的整體批判,而晚上潤飾某人的工作面談,在這之中不再感到一絲絲的矛盾。由此我們的滿足是我們的勞力使我們的症狀更加容易控制。多虧藉由意識形態歷史的代換,美學與政治崩解了:酒會與美術,以及另一個關於存在議題的研討課程,每個字體不變的汙點,每個由某個地方的某個人,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所付出的圖像,在那裏,陳列展出的東西是好的,而所有好的東西藉由信用呈現出可達到的姿態。

  研究所僅僅是被資本主義的邏輯使之適應的,一個封建系統的凋零殘跡──從明星教授的指揮頂點到大多被不守信對待的助教與助理的林立階層。在此,一種修道院式的生活,伴隨著一座本篤教堂的所有中世紀儀式,以及所有宣稱這份工作的高貴性的奇怪理論,支配了其本質的利他主義。屬下們只是太熱衷於扮演主人的學徒,而不能夠數學運算指出,我們之中十分之九的人每個學期會教四堂課,來浮報那十分之一,支持著我們都可以成為那一位的虛構想像的人的薪水。我當然將會成為明星,我將會在一座大城市中獲得終身職的工作,並且搬進一個新重建而成的社區之中。

  我們結束於詮釋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論鋼》第十一條:「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詮釋這個世界,然而重點在於改變這個世界。」充其量,我們在達到極限並且在那枯萎著的批評,學到了如鳳凰般重生的技巧,只在那看似根深蒂固的根中再次展開。我們欣賞這份啟示的第一部分:它點明了我們的路途。但我們想要各種工具來打破那個自毀性想法的論點,它在實踐中的樞紐。

  那些同樣實踐著「批判」的人們,也是最容易受犬儒主義影響的。但如果犬儒主義僅僅是熱情的顛倒形式,那麼在每一個失意的學院左派分子之下是一個潛在的基進份子。當討論美國在2003到2006間謀殺了一百萬伊拉克人的事實時,無奈的聳肩,陰沉的面容,困窘的忸怩不安,從每個美國最貧窮的公民身上所擠出僅剩的每一角硬幣被拿來餵養銀行工業,海平面會上升,數百萬人會死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無計可施──這個挫敗的心境來自於一個人感到自己在當前的左派思想中,在實然與應然之間被拉扯著。一個人感到沒有替代方案,然而,另一方面又感到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我們不會如此任性。這些立場的綜論就在我們前方:另一個世界不是有可能,它是必須的。應然實然是同一的。全球經濟的崩解是此地與此刻的。

<大學沒有他自己的歷史,它的歷史是資本的歷史>

  現代的大學沒有他自己的歷史,它的歷史是資本的歷史。它本質上的功能是資本與勞力之間的關係再生產。儘管不能被特定的公司購買以及銷售,支付收益給其投資者,但是公共的大學盡可能有效率的,藉由自始至終仔細的模仿他的夥伴的公司形式,完成了這個功能。藉由完全讓步給公司使之有效率化的教育制度的表面,現在我們正在目睹的是這個過程的最後階段。

  甚至在緊跟在二次世界大戰持續到六零年代之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歲月之中,自由的大學已經被使之從屬於資本了。在五零年代,在那為了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高峰,已經是以擊敗「共產主義」必要的技術分配,以及美國霸權的維持被重新設計為生產出技術專家了。在冷戰期間,他的角色是使自由民主合法化,以及重新生產一個自由與平等公民的社會想像──精確一點的說,因為沒有人是自由的且沒有人是平等的。

  但如果公共大學的意識形態功能至少在二戰之後是被充分資助的,在1960年代那個情況不可逆轉的改變了,因而沒有一個空想的社會民主人士能夠挽回戰後繁榮的世界的死去。在1965與1980年之間獲利比例首先在美國,緊接著在其他工業化中的國家開始衰退。對於資本來說,豐餘如同生產過剩出現,源自工作的自由如同失業。在1970年代中開始,當頂端的那些人因為他們那些已經被自身證明為無法維持的,晦澀的金融妖術而被暫時地獎勵時,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末期的衰退,在這之中固定的工作被臨時化而勞動階層的薪水停滯了。

  對於公共教育而言,由於經濟成長以及由於受困的公司所得稅的優先化,兩者的比例正在衰退,長期衰退意味著稅收的衰退。在1970年代之中,公共財源的盜用打擊了加州,而緊接是國家的其他地方。他藉由每個商業週期日趨沒落的衰微持續打擊著。儘管大學不是直接被市場所把持的,他與他的眾系所如同其他產業是隸屬於相同的削減支出的邏輯:稅金收益的衰退已經使工作無可避免的臨時化了。退休教授的讓步不是為了終身職的工作,而是為了不穩定地僱用那些為了較少薪水做著相同工作的助教、助手與講師。當職業學生為了提升自我付費而被訓練時,為了補償費用的削減,學費增加了。

  當在當今將會漫長且拖延的危機當下,在左派的許多人想要回歸到公共教育的黃金時代。他們天真地想像目前的危機是要求回歸過往的一個機會。但依賴於高比例收益與強健的經濟成長的社會計畫已經無可挽回了。當忽視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不可能有自主的「公眾大學」這個明顯的事實時,我們不能夠被吸引去在無法挽救的情形中創造微不足道的占領。大學是隸屬於資本主義的真實危機,而資本並不需要自由的教育計畫。大學的功能一直都是按照資本正在變化的需求,透過訓練未來的工人再生產勞動階級。今日大學的危機是勞動階級再生產的危機,這個時代的危機是,資本在這個時代中不再需要作為工人的我們了。我們不能夠藉由公共教育系統的回歸需要,來將大學自市場的各個緊要關頭之中解放出來。我們活在這個系統被奠定在其中的,完全的市場邏輯終結的時代。我們能夠期望達到的唯一自主權力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結構之外

  對於我們的衝突而言,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夠走回頭路。舊的學生衝突是一個已逝世界的殘跡。在1960年代中,當戰後繁榮剛剛開始解體時,在大學的限制之中的基進分子了解到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以技術專家的管理茁壯起來,想要打破一個因循守舊社會的束縛,並且在豐餘的年代中拒絕不必要的異化工作,學生們試圖使他們自己與勞動階級的基進階層結盟。但是他們的基進化模式,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連結太過微弱,阻礙了這場結盟的深化。由於他們對越戰的抗拒聚焦在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殖民戰爭機器的批評之上,不過在他國內勞力的剝削之上聚焦的不夠充分,學生們很輕易地從一個勞動階級中被分離出來面對不同的問題。在戰後繁榮的黃昏年代,大學不像現在這樣藉由資本被歸入階級之中,學生不像現在這樣被負債與一個荒蕪的勞力市場強烈的無產階級化。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的衝突本實上是不一樣的。學生生活的貧窮已經到達極限:在那沒有被許諾的生路。如果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顯示克服1960年代的政治危機,事實是今日經濟危機優先於臨近的政治起義,意味者我們或許最終接替了那些過往衝突的選舉與中立狀態。在那裏將不會回歸正常。

<我們試圖將大學衝突推向他的極限>

  我們試圖將大學衝突推向他的極限。

  儘管我們指責大學的私有化以及它的支配的獨裁系統,但我們不尋求結構性的改革。我們要求的不是一個自由的大學,而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一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的自由大學就像是在監獄中的閱覽室一樣;他只如同從日常生活的悲慘中分散注意的娛樂消遣一樣的服侍著。做為替代,我們尋求將無依無靠的學生與勞工的憤怒導向一場戰爭宣告之中。

  我們必須由防止大學發揮作用開始。我們必須打斷事物與身體的正常流通,並且使工作與課堂終止。我們將會封鎖、占領並且拿走我們的東西。我們不將如此的分裂視為是對話與彼此理解的阻礙,而是視他們為這是我們所必須表達的,這是我們如何被理解的。當危機毫無遮掩地在社會的基礎之中放置相背的利益時,採取這個姿態是唯一有意義。統一性的需求基本上是無意義的。在那些維護現狀的人與那些試圖摧毀現狀的人之間沒有共同點。

  大學的衝突是在許多衝突中間的其中一個,一個拒絕的新循環以及已經開始的革命的一部份──在工作場合、社區以及貧民窟之中。我們所有的未來是連接在一起的,因此我們的運動將必須參與其他的這些運動,在大學調停的圍牆上製造缺口並且流入街頭之中。在最近幾個禮拜灣區公立學校教師、灣區大眾運輸系統的僱員,以及待業中的人們已經揚言示威與罷工。每個這些運動回應了在一場危機之中,對勞動階層發動,使資本主義復甦的攻擊的一個不同面向。分開來看,每場衝突顯現的渺小、短視,沒有成功的希望。然而,放在一起看,他們啟發了廣泛拒絕與抵抗的可能性。我們的任務在於創造共通條件的平原,就像是一個隱密的地下水源,餵養著每場衝突。

  在最近的過去之中,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情形高漲,一場暴動開始於課堂之中,並且向外散播圍繞整個社會。僅僅在兩年以前,在法國的反第一次僱用契約運動,反抗一條允許雇主沒有原因的開除年輕人工作的新法案,使大量群眾走上街頭。高中與大學學生、老師、家長、公會的一般成員,以及待業中的年輕人,自郊區中發現他們自己一同在街壘的同一側之上。(然而,這個連結性過去經常是脆弱的。郊區移民年輕人與市中心大學生的暴動未曾合流,而有時兩個團體之間會爆發緊張情勢。)法國學生看穿了大學作為避難與啟蒙的地方的幻象,並且承認他們僅僅是為了工作而被訓練著。他們如同工人開始在街頭上抗議著他們危機重重的未來。他們撕下學校與工作場所兩者之間的區隔,並且在無產階級抗拒的群眾姿態中,立即地引發許多有薪工人與與待業民眾的支持。

  隨著運動的發展,它顯露出革命與改革之間一個增長的緊張關係。它的形式比他的宗旨更加基進。當學生領袖的雄辯僅僅聚焦在回歸現狀上的時候,學生們的行動──暴動、推翻車子並且放火、鐵路與道路的封鎖,以及關閉高中與大學的佔領浪潮──顯示了一個新世代的醒悟與憤怒的延展。然而,儘管所有這些行動,當第一次雇用契約法案最終被中斷時,運動很快的瓦解了。當大多數運動的基進部分試圖使反叛擴張到一個對於資本主義的普遍反抗時,他們不能夠保證有效的支持,而示威、占領以及封鎖規模逐漸萎縮並且很快逝去。最後,運動不能夠超越改良主義的限制。

  希臘在2008年十月的暴動打破了許多這些限制,並且標誌了一場階級衝突新的過程的開始。由學生們開始,回應一個雅典青年遭到警察殺害,這場暴動包含了幾周的暴動、劫掠以及佔領大學、公會以及電視台。整個金融消費區域被燒毀,而這個運動所缺乏的是大量在地理廣度上組成,在城市之間散播包圍整個希臘。如同在法國這是一場年輕人的暴動,對於他們而言經濟危機代表了未來的全然否定。學生、不穩定的勞工及移民是主角群,並且他們能夠達到遠超過反第一次僱用契約運動碎裂連結性的一個統一性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幾乎沒有提出要求。當然當一些示威者尋求改革警察體系或是批判特定政府政策時,普遍上他們沒有在政府、大學、工作場合或是警察中要求任何東西。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而是因為他們所想要的,任何這些體制甚麼都不能提供。在這裡內容與形式結盟在一起;反之樂觀的口號出現在法國各處的示威之中,與燃燒的車子與碎玻璃不和諧的共存,在希臘,暴動明確的意味著開始制定整個政治與經濟體系的毀滅。

  最終,創造暴動的動力也會建立他的極限。在城市地區,特別是在雅典的Exarchia社區之中,這透過相當大量的基本建設的存在而使之成為可能。學生與移民青年時常出入其中的,被占據的空屋、酒吧、咖啡廳以及社區中心,創造了脫離暴動形成的環境。然而,這個環境對於大多數不把這場衝突視為他們自己的衝突的中年勞工是不相容的。雖然他們大多數人表達與暴動青年們的團結,但他們將這場衝突理解為是新成員的運動──意即,尋求勞動市場的入口,但不是被正式聘僱為全職的勞工階級的部分運動。這場暴動,在校園與郊區移民中很強盛,但沒有散播到工作場合。

  在當前的衝突中我們的任務將會是使宗旨與形式之間的矛盾清晰,並且對改革主義者的要求創造超越的條件,以及一個真正共產主義內容的履行。當工會跟學生以及大學團體推出他們多樣的「議題」時,我們必須增加張力,直到我們想要的其他完全不同的東西變得清楚。我們必須不斷地揭發對民主化與透明的要求的不著邊際。擁有權利去看事情是如何的讓人無法忍受,或者選舉那些將會欺騙我們的人有甚麼好的?我們必須離棄行動主義學生的文化,包括他的非暴力道德真言以及他在單一議題目標的注目。我們唯一能夠滿意的成功,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以及他對二十一世紀所許諾的悲慘化與死亡的廢止。我們所有的行動必須把我們推向共有化;意即,根據自由給予與接受的邏輯,以及薪水、價值形式、義務勞動與交換的即刻廢止的社會改組。

  在我們的衝突中,占領將會是一種批判策略,但我們必須抗拒在一種改革主義的方法中利用他的傾向。在今年一月,當學生們在紐約的New School占領一棟建築時,占領的不同戰略運用變得清晰。一群朋友,大多是研究生,決定接管學生中心並且將它宣布為學生與公眾的一個自由空間。很快的其他人加入其中,但他們之中許多人傾向利用這個行動作為手段贏得改革,特別是攆走校長。當這場占領展開時這些差異到達了緊要關頭。當學生改革者被聚焦在帶著來自管理部門的明確讓步離開建築時,其他人完全地避開了要求。他們將占領的重點視為在資本主義的時間與空間之中一場短暫開始的創造,草擬一個新社會輪廓的一場準備工作。我們支持反改革主義的立場。當我們知道這些自由地帶將是局部且短暫時,他們在真實與可能性之間所揭露的緊張關係能夠將衝突推往一條更為基進的方向。

  我們打算利用這個策略直到它成為廣泛的。在2001年阿根廷公會糾察隊們建議了在人群的衝突應該首先採取的形式:道路封鎖將使貨物在各處之間的流通進入停止狀態。幾個月之中,在團體之間沒有正式協調的情形之下,這個策略散播橫跨了這個國家。在同樣的方法複製中可以建立占領,作為從裡到外占用大學反叛的一種本能與直接的方法。在美國,這幾年來我們已經看見一波新的接管浪潮,在大學與工作場合之中皆然:New School以及NYU,在芝加哥的Republic Windows Factory的工人們也一樣,藉由占領捍衛他們工廠的關閉。現在輪到我們了。

  要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不能仰賴那些把他們自己當成我們的代言人的人。當我們發現他有用時,我們樂意與工會與學生團體合作,但我們不認可他們的權威。我們必須在沒有媒介的情況下,直接在我們的行為上行動。我們必須中止與那些藉由告訴我們回到工作或課堂之中、協商、調停,試圖限制衝突的任何團體合作。這也是在法國的情況。原本抗議的呼聲是由公立高中與大學學生社團以及一些貿易工會所發出。最終,當代表團體呼籲冷靜,其他人已經先了一步。而在希臘工會藉由取消罷工與呼籲克制顯示出他們反革命的角色。

  作為藉由代表被集結的替代方案,我們號召學生與工人遍及生產線上組織他們自己。我們呼籲大學生、助教、講師、學系、服務業勞工以及職員開始會見彼此並且討論他們的處境。我們愈多開始跟其他人討論以及找到我們共同的利益,對管理部門而言變得愈難使我們在一個為了減少中的資源毫無希望的鬥爭之中對抗彼此。最近在NYU以及NewSchool的衝突因為這些深層的聯結而受到損害,而如果從他們之中我們有學到甚麼的話,那就是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奠基於對共同敵人的認識,團結的密集網絡。這些網絡不只使我們抵抗挽救與中立狀態,也使我們得以創造集體連結的新本質。這些連結是我們衝突的真正基礎。

  我們將會在街壘中見到你。

探究並且摧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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