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自由是最好的教育

[怀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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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最好的教育/智效民

——讀潘光旦譯《赫胥黎自由教育論》

潘光旦不僅是著名社會學家、優生學家，還對教育問題頗有研究。抗日戰爭期間，他寫過許多關於教育的文章，在當時影響很大。後來他看到阿爾杜斯•赫胥黎的《目的與手段》一書，其中有一章專門談論教育問題，便把它翻譯出來。抗戰結束後，商務印書館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論》為名出版了這本小冊子，並納入“新中學生文庫”。為此，潘光旦在“譯者弁言”中介紹說，這個赫胥黎並不是《天演論》的作者湯姆斯•赫胥黎，而是他的孫子。老赫胥黎除了《天演論》之外，還寫過《自由教育》等論著，對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起過重要作用。儘管我們對小赫胥黎不太熟悉，但是這本書對於反思當代教育，同樣具有很好的啟蒙作用。

一、教育不是訓練

應試教育大行其道，並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頑症，首先與錯誤的教育觀念有關。大約自漢代以後，中國就有“上施下效”謂之教，“養子作善”謂之育（《說文解字》）的說法。直到最近，我們還把教育解釋為“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對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體育諸方面施以影響的一種有計劃的活動。”（《辭海》1980年縮印本）大家以為，教育是一種上對下、父對子施加積極影響的活動，因此受教育者必須服從，必須聽話。但是在阿爾杜斯•赫胥黎看來，這並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種“嚴峻的、有系統的、毫不能寬假的……泰山壓頂式的訓練。”他指出：倘若教育蛻變為訓練，就會使青少年“產生一副黷武主義的頭腦”，形成一種“對上專會順從，對下專事陵暴”的雙重人格。這種對上畢恭畢敬、對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為大多數，就會讓獨裁者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從而強化其專制統治。因此他認為：“受此訓練的無產大眾從青年進而為成年之日，便是民主政治開始退步之時。”也就是說，把教育當作訓練，是現代專制制度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

無獨有偶的是，潘光旦于1941曾在一篇文章中也對教育與訓練作過辨析。他說：從字面上看，“訓是有言之教，”，所以人們往往把“教”與“訓”混為一談；但是在“儒家講教育的兩大作品”《論語》和《學記》中，不但“根本找不到一個訓字”，就“連教字也用得很省，……並且與狹義的教育沒有多大關係”。相比之下，在“中國第一種的政治作品《尚書》裏，……（卻）有五十五個訓字”。可見至少在先秦時代，教與訓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還說：由於儒家創始人認為學是主動的，教是被動的，主動地學比被動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論語》中有56個“學”字，在《學記》中有48個“學”字，遠遠超過“教” 字出現的頻率。為了提倡主動學習，反對強加於人，孔子不僅有“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等感受，還有“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等教誨。這說明“真正的教育不應有，也不會有訓的成分”；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教學相長”是什麼意思了。

那麼，中國教育為什麼會由主動變成被動，由啟發變成訓練呢？潘光旦認為這種變化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一是古代教育“理學與科舉的流弊”，二是近代教育對知識的偏重，三是當代教育政治化、主義化的傾向。

與潘光旦相比，赫胥黎則是從西方近代史上探討了教育變為訓練的原因和危害。他指出，由於受工業革命和大機器生產的影響，許多改革家認為一旦普及了初等教育，就可以讓“這個世界從桎梏中解放出來”，從而推動民主政治的進步。但事與願違的是，普及教育不但沒有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反而“替獨裁政治和世界大戰，做了一番清宮除道的工作。”這是為什麼呢？赫胥黎認為這種狀況的形成，與手段與目的背離有關。他說：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麼你就必須把獲取自由的藝術以及自立自治的方法教給學生。如今你教他們的不是這些，而是一種非自由的訓練，那麼他們就只能學會媚上欺下的勾當。在此基礎上，他還進一步指出：如果 “通國的兒童都得接受一些紀律化的訓練，都得受這種訓練的折磨”，那就會使我們走進“水深火熱的境界”。他舉例說，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史達林不約而同地反對蒙特梭利的啟發式教育思想，就是要把教育變成訓練。

二、宣傳不是教育

除了把教育當作訓練之外，對教育造成危害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宣傳。

赫胥黎說：“生活總須運用智慧，而智慧的運動必須自由”。但由於獨裁政治需要絕對服從，因此“在獨裁政府的眼光裏，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敵人。” 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因，獨裁者“總是千方百計的把智慧壓制到一個不能動彈的程度”，而宣傳就是壓制智慧的“不二法門”。他還說：“在獨裁政治的國家裏，一個人從孩提的年齡起，就成為宣傳的對象，好比他成為軍國民訓練的對象一樣。他的全部的教育過程事實上不是教育，而是宣傳。及其一旦脫離學校，加入社會，他又進入了報紙、電影、讀物、與廣播電臺所合組的一個天羅地網，而這些東西又無一不受政府的控制，無一不是上好的宣傳工具。再過幾年以後，我相信這工具的清單裏，也就是獨裁者的武庫裏，還須添上一項電傳照相，以至於電傳的印刷機，凡屬機關、家庭、公共場所，概須置備一具，從此，政府要傳達諭旨，宣揚德意，可以比置郵傳命還來的快，來得普遍。”可以肯定，如果當時已經發明了電視，赫胥黎也會對它的宣傳作用感到驚訝。

潘光旦是1943年才看到赫胥黎這本書的，但是早在1940年，他就在《宣傳不是教育》一文中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文章說：真正的教育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內在的智慧，並且具有使用這種智慧應付環境、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迷信宣傳的人卻認為智慧是少數人的專利，只有他們才有“改造社會、拯救人群的理想”和才能，其餘絕大多數人只能接受他們的領導，順從他們的意志。正是基於這一假設，當宣傳者把自認為重要的理論和見解編成一套簡潔的說法以後，其他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學習和執行了。難怪赫胥黎要說，在獨裁者眼裏，那些“善於盤詰的自由的智慧”最不利於他們的統治，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宣傳教育讓人們不要思考，不要懷疑，不要盤問。

潘光旦的文章觸動了當局敏感的神經，於是昆明版《中央日報》馬上發表社論，強調宣傳就是教育。為此，潘光旦發表《再論宣傳不是教育》，進一步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說，教育與宣傳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注重啟發，後者依靠灌輸。但是當前從事教育的人卻將二者混為一談。於是所謂教育，就成了宣傳；所謂教師，就成了宣傳家，所謂學校，就成了“宣傳家勾心鬥角出奇制勝的場合”。至於教育界本來應有的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等品質，則無從談起。

正因為如此，赫胥黎強調一定要讓青少年具備一種抵禦宣傳的能力，否則他們就很容易淪為任人宰割的魚肉。他還指出，學校以外的環境也有很大問題。比如那些無聊的刊物、無聊的廣播和無聊的影片，不僅會對青少年產生不利影響，而且還會像鴉片一樣讓他們上癮成癖。這樣一來，青少年就可能成為 “環境的寄生體、社會的可憐蟲、文化的贅疣、民族的負擔——這是多麼一件惕目驚心的大事”！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他告誡人們一定要讓青少年“知道報紙、廣播、影片所給我們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於大部分而言，是微笑裏藏著的刀，蜜口中含著的劍，是餌底的魚鉤，是圖窮的匕首，是廣告家與宣傳家的無上工具。”要想抵禦這些外部刺激，除了相信自己的力量外，還要有解析的技術和質疑的能力。比如面對一個“春眠初醒”的妙齡女子為牙膏所作的廣告，應該知道這個女子其實和牙膏的好壞沒有任何關係；面對國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實含義；面對宏偉的建築、盛大的閱兵、冠冕的講話、堂皇的文告以及嚴密的組織、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們與獨裁政體沒有必然聯繫。

這種解析的技術和質疑的能力，其實是一種智慧的防身術，赫胥黎希望學校能把這種智慧的防身術教給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知道，當大部分學校由國家直接控制的時候，這種希望很難實現。

三、聽話不是好孩子

“聽話才是好孩子”，幾乎是每一個中國家長的口頭禪，但是讀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論》之後，很可能會動搖這一觀念。比如在該書第二小節“童年後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嬰兒對糞便的認識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麼關係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介紹了近代心理學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奢蒂博士在《愛憎的由來》一書中指出，在嬰兒稍微懂事之後，成年人對其便溺行為最好不要“過分的申斥儆戒”。這種不知清潔的兒童雖然不大惹人喜歡，但是他們長大以後，性格卻比較“溫柔寬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會和別人多爭閒氣。”這一研究成果告訴人們，如果成年人對嬰兒“清潔的訓練，略微放鬆一些，或開始得比較晚一些，我們的情緒生活便會安閒鎮靜得多”。這樣一來，大家就容易和諧相處。

這一發現與我們的教育觀念正好相反。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才強國戰略和望子成龍思想的影響下，加強兒童的早期教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這很可能是許多獨生子女缺乏溫柔寬厚的性格、不容易與別人和諧相處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說許多中國家庭在兒童早期教育中已經陷入一種誤區的話，那麼由學校介入的“兒童後期教育”，又是什麼狀況呢？

自從恢復高考以後，由於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再加上“知識改變命運”的宣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死灰復燃，使青少年一代陷入應試教育的惡性競爭之中。這種教育要求學生必須遵守學校紀律、服從組織管理，聽從老師指揮，接受知識灌輸，以便在高考中取勝。近年來大家對應試教育多有批評，並提出素質教育來彌補其缺陷。但由於素質教育並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因此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現有局面。

這種局面與赫胥黎在書中批評的情況極其相似。為了讓大家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學家羅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關論述。早在上世紀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羅素就憂心忡忡地指出：“在實行軍事獨裁的國家，包括俄國在內，……教育是大大的退步了，這種退步包括四點：一是嚴格的紀律的恢復；二是絕對而不問事由的服從；三是對老師的唯命是聽，已經到了一個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識方面消極的接受灌輸，而不是積極的自求啟發。”他認為這種教育只能培養出雙重性格的人。所謂雙重性格，是指“對在上的人要服從，要怯懦，對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蠻不講理”，對其他國家的人，當然也是這樣。因此羅素認為：“童年的紀律訓練和成年的戰爭愛好有前因後果的關係。”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則從人格培養的角度分析了強迫教育的危害。她說：“一個兒童，如果沒有學會獨自一個人行動，自主的控制他的作為，自動的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後，他不但容易受到別人指揮，並且遇事非依賴別人不可。一個學校裏的兒童，如果不斷的受教師干涉，禁止，呵斥，以至於詬罵，結果會變成一種性格上很複雜的可憐蟲。”之所以“可憐”，是因為他有一種“內疑外懼”的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在年輕時表現為“羞縮”，成年後又表現為頹喪、萎靡不振和逆來順受， “而一遇危機，連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氣，……都拿不出來。”因此她認為，強迫被動的教育對一個人來說，“第一步是養成一種永久的自卑與自餒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後一步，是教他們……一種五體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補充道：“我以為蒙特梭利博士還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種自餒的心理倒並不是完全消極的，而是有它的積極的補償的，而其補償的表現就是對於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為如此，他認為這種教育是獨裁政治玩弄的新花樣。

看來，我們不僅要重新認識“聽話的孩子”，更要反思他們所受的教育。（轉自《書摘》）

[天上人間 10]

你的文章太長了……實在是沒能讀完，但是自由二字，是再強調都不過分的……

[Vincent stay 10]

看來，我們不僅要重新認識“聽話的孩子”，更要反思他們所受的教育。（轉自《書摘》）

嗯嗯，同意+1

不聽話的孩子常常可塑性很高，小孩上課不安分走來走去玩耍，便被貼上「ADHD」的標籤；其實可能只是小孩覺得老師上課的課程太簡單，他不想聽，或是他的興趣與天份其實是在美術、設計方面，這時他當然會覺得上數學課無聊了。被診斷有「亞斯柏格症」的小孩，或許在他身體裡隱藏著極高的天賦，只是完全不被學校重視而已。

[leiwin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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