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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論在香港還是台灣，一股思潮不約而同地興起，新興的青年政黨高呼“自決、獨立”等政治口號，并以此鼓動民眾參與他們的政治行動。但對于學界而言，這股潮流著實不是什么新鮮事，它的名字就叫“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是興起于歐洲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哲學思潮，至今仍然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徘徊在港台兩地，叫人迷惑，亦叫人疑惑。理由不是别的，只因“存在主義”作為一股思潮，并非一兩位哲學家紙上談兵那樣簡單，它是時代的產物，是当時思想家們的集體創作。如果我們不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把握，而僅僅從只言片語去理解或照搬，則無異于蒙著雙眼摸索散落的花瓣，最后將陷入捕風捉影的尷尬中，不可能對它的過往今來和孰是孰非有准確的認知。

20世紀30年代巴黎咖啡館，存在主義精神在四處洋溢 （圖源：VCG）

存在主義的起源

任何事物皆须扣連历史脈絡來掌握，更何況是由人腦產生的思想呢？思想家的精神結晶必然受制于他身處的历史條件和社會氛圍。每种哲學都是其所處時代的產物，都是為了解答那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時代不是被它擁有的東西所界定，而是由它所欠缺的東西，或所面對的問題所界定。

換句話說，一個問題的獨特性就等同于時代的獨特性。因此，要了解存在主義的核心，就要理解它所處時代所面對的問題是什么。二戰后的歐洲，知識界渴望在頹垣敗瓦中重新找到人類于啟蒙時代許下的允諾，即人類透過自身的能力而不是靠上帝直接通向真、善、美。在二戰殘酷現實的嚴重打擊下，歐洲人发現有一种不完全認同理性的哲學思想最能夠填充他們的創傷，那就是存在主義。

要探討存在主義課題，我們有必要對存在主義的历史淵源作初步探索。所謂存在主義，其實并沒有一面統一的旗幟。它的源頭可以追溯至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是他首先把人存在的獨特性提升到比普世理性更高的位置。在齊克果之前，也就是黑格爾（G.W.F.Hegel）稱霸的時代，思想界對普世理性的信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們甚至相信人類已經找到了历史運行的必然邏輯。

但是，如果所有人類历史和存在都有某种必然性，所有東西“經已注定”，甚至乎所有個人行動也只是历史進程中的一個環節和工具，那么人就不再有任何自由可言，因為不論你想做什么，都注定無法擺脫历史或某种邏輯的限制。

黑格爾历史觀破產

現回到存在主義產生的背景問題上。存在主義最為興盛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一個迷惘的時代，悲觀、懷疑的情緒四處彌漫，因為它剛剛經历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殘酷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集體狂熱、法西斯主義等瘋狂現象混集在這個絕對信奉啟蒙理性的時代中，以致于人們不得不去質疑：“這一切都是注定的嗎？”如果历史自有其邏輯，那么這种邏輯有時殘酷得令人難以接受。德國學者白瑟（Frederik Beiser）這樣認為，黑格爾把他的賭注押在历史上—或者，我們應該補充，是押在德國历史上—当時看來，黑格爾是賭輸了。

之后，社會思潮陷入了虛無主義的危機。虛無主義是一种病，使社會和個人脫離真實生活、失去行動力和創造力。即使是尼采（Nietzsche）式的虛無主義者，也尽力要和這种病態的“壞”虛無主義區别開來。

為了把行動與意義的維度還給人類，一眾“存在主義”思想家奮力在存在（being）中尋求突破空間，使得人的實存（existence）可以安置其中，讓人成了行動或意義的賦予者。

青年的新信仰

由此，人不再是單純被存在的范疇所決定，尽管各個存在主義派别術語上有分歧，但這是所有存在主義者都接受的觀點。不論人被看作是生命力、權力意志、“此在”（dasein）、虛無或是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主體，即使它們在各自的理論上互相對立，但都肯定了人—至少在某個維度上—有著不受外物決定的力量。同樣，年輕人對一切決定他們生命的外力的抗拒和反抗，都和這种對啟蒙理性的信仰的破產有直接关系。

反抗成了青年人的新信仰，以取代過往對宏大历史和理性主義的向往。就如存在主義作家加繆（Albert Camus）筆下的西西弗斯一樣，日复一日、無止境地反抗下去。難怪存在主義再次成了這一代青年人的思潮，看來存在主義正從历史的瓦礫中复苏。

 

美國國防部舉行首次黑客大比武，懸賞邀請民間高手尋找五角大樓網站漏洞，結果找到超過上百處隱患。五角大樓計划今后繼續這類活動并擴大范圍。

五角大樓懸賞民間高手尋找網站漏洞（圖源：Reuters/VCG)

“來黑五角大樓”

据環球網稱，這种做法在企業界不新鮮:“白帽黑客”受邀，搶在真正黑客发動惡意攻擊之前发現并堵住網絡漏洞。而這是美國防部及美國聯邦政府首次進行這种嘗試。比賽名為“來黑五角大樓”，賽期從4月18日至5月12日，吸引超過1,400人參加，在五角大樓5個對外開放網站中尋找安全隱患。

美國防部17日宣布，競賽結束后，參賽者共報告1189項薄弱點，其中138項被認定為“獨特、有效”。

“有我們沒有发現的漏洞，而現在我們能夠修复它們，”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說，“這比花錢請人來做好得多，也比出事后再发現好得多。”

五角大樓還制定了一系列后續計划，打算把這類活動擴大到部隊，還將鼓勵軍方承包商效仿。另外，任何人今后如果在軍方網絡中发現漏洞，都可以報告而不必擔心受到起訴。

五角大樓為這次競賽花了15万美元，其中半數是獎金。一名參賽者发現多處漏洞，获得最高獎1.5万美元，其余获獎者最少拿到100美元。卡特認為，這筆錢花得很划算。“這不是一筆小數目。但是，如果按照通常做法，請承包商來查找和評估安全隱患，花費至少超過100万美元，”他說。

中學生获表揚

卡特当天特别表揚了兩名參賽者，一名是一家網絡安全公司的安全谘詢師，另一名是中學畢業生戴維·德沃肯。
 
18歲的德沃肯几天前剛從中學畢業，將去美國西北大學上學。他利用課余時間參賽，发現6處漏洞。

德沃肯上10年級時對黑客技術產生興趣。当時，他正在學習計算機課程，與同學一起在學校網站上发現了一些安全漏洞。

德沃肯說，他在五角大樓網站上发現的漏洞中，其中一些能使黑客有機會改動網頁顯示內容甚至竊取賬戶信息。

尽管如此，德沃肯沒有得到獎金，因為别的參賽者先于他報告那些漏洞。而他還是很高興。“（參賽）還是很值，鍛煉了技術，還出了名，”他說，“你要知道，我才是中學生，就有一些招聘的人聯系我，讓我這個夏天去實習。”

 

 

美國是世界上发生大規模槍擊事件最多的國家，從1966年至2012年期間全球发生此類槍擊案共292宗，其中90宗是在美國，占比接近1/3。

大量的槍擊事件成為美國社會難隱之痛（圖源：VCG）

綜合媒體報道，對于一個人口占全球比重僅5%的國家，美國槍擊案发生頻率確實高得不同尋常。是什么讓美國出現了那么多的大規模槍擊案呢？

模仿效應

去年7月份发表在國際學術期刊《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的研究報告顯示，有證据表明，校園槍擊案和大規模槍擊案有“傳染性”，20%至30%的此類槍擊案是“被傳染”的結果，而且“傳染期”長達13天左右。也就是說，在一宗槍擊案发生后的兩周時間里，发生另一宗槍擊案的概率會上升。

CNN援引報告主要作者、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研究教授Sherry Towers的話說，新聞媒體的关注就像是一個“傳染的媒介”，讓那些能获得槍支、可能又有精神疾病的“易感人群”受到影響。數据顯示，一旦此類易感人群從媒體上获得了槍擊的消息，他們更有可能采取類似的行動。

媒體報道量的多少是決定是否出現模仿效應的关鍵。西北大學犯罪學家Jack Levin指出，過度的媒體关注才會產生模仿效應，“我們把惡魔變成了明星”。

美國的模仿效應格外明顯，因為人們在美國比在其他國家更容易获得槍支，Lankford認為，能否获得武器是預測此類槍擊案的重要指標。

“人手一槍”

美國擁有的槍支數量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調查顯示，美國人擁有的槍械數量大概在2.7億至3.1億支之間，按美國3.19億人口計算，平均每個美國人就擁有近一支槍械。而實際擁有槍支的美國人比例略高于1/3，据皮尤的調查顯示，37%的美國人說他們自己或者家人擁有槍支。

Lankford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寫道，美國人持槍狀況是它和其他國家最為不同的地方。根据他的研究，一個國家持槍比例和大規模槍擊案的发生數量存在明顯的相关性。由于美國人持槍數量在全球名列前茅，這直接導致了該國大規模槍擊案发生頻率高于其他國家。

大量的槍支帶來的結果就是槍擊案頻发。此前有報告顯示，美國每天平均超過90人死于槍下，既有他殺，也有自殺。

在擁有槍支第二多的國家印度，民眾持槍的數量大概有4,600万支，尽管印度人口數量超過12億，但該國在大規模槍擊案數量排名中，連前五名都排不上。

更為嚴格的槍支管理是槍擊案減少的重要原因。比如在澳大利亞，在1987年至1996年发生了4宗大規模槍擊案之后，該國輿論開始反對持槍，之后國會通過了更為嚴格的控槍法案，從那以后澳大利亞再沒发生過大規模槍擊事件。

然而，美國情況和澳大利亞十分不同。皮尤研究中心另外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发生轟動一時的大規模槍擊案后，美國人反而更傾向于擁有槍支，而不是像澳大利亞那樣支持更嚴格的控槍法案。

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年初頒布控槍令時，立刻遭到了共和黨人的反對，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控槍令只會傷害守法的美國人。当時正在參加總統競選的共和黨人盧比奧說，禁槍令只會讓守法公民更難買槍、更難以保護自己的家人。

“渴望出名”

Lankford認為，渴望出名是這代美國人追求的最為重要的目標之一，人們甚至可能通過一項類似伊斯蘭聖戰這樣的“事業”來達到出名的目的。毫無疑問，無論是為了事業還是為了他們自己，恐怖分子們都想名揚四海。

他說，如果這一次奧蘭多襲擊是由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推動的，可能也符合這類恐怖分子不能容忍同性戀、想通過聖戰“事業”出名的特點。

Lankford說，那些渴望出名的大規模槍擊案凶手們會試圖屠殺更多的受害者，我們把這個看做類似一場競賽，讓人不寒而栗的是，如果殺更多的人能帶來更大的名氣，下一個槍手可能會試圖找到“創新的”辦法获得更多的关注。

“現在讓人擔心的是，下一個希望得到同樣多关注的槍手可能正在躍躍欲試，”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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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年時間內迎來的訪日外國游客人數已經突破了2,000万。同時，外國人在日本被卷入事件、受害的情況也在增多。尤其是存在拉客宰客現象，讓外國游客深受困擾，且得不到相應的權益保障。

日本東京新宿歌舞伎町（圖源：VCG）

日本經濟新聞網5月31日報道，雖然日本政府打出“觀光立國”政策，但一系列問題反映出被害人救助和入境審查等接納外國游客的體制還未完善。

多語种拉客宰客

“為什么不退我錢?”在東京新宿歌舞伎町，兩名中國男子操著生硬的日語和警察對話。兩名中國男子向另一名男子交了10万日元(約合900美元)的“定金”和“保證金”，因為這名男子說可以帶他們去夜總會，可收了錢之后人就不見了。店家則表示“我們沒收到錢。”警察也很困惑：“我們無法立刻逮捕這名男子”。聽了警察的話后，兩名男子失望地抱怨道：“我對日本的印象簡直差到了極點。”

從2015年夏天開始，歌舞伎町出現了許多專門針對外國游客的拉客詐騙案件，其中以亞洲和非洲的游客居多。

首先會用英語搭訕，如果語言不通就換其他人用中文，再不行就用韓語。“這都是有組織的活動”，在歌舞伎町防止宰客行為的律師中村剛這樣說。

由于外國游客不了解情況，并且在日本停留時間短，即使被騙也無法提起訴訟。日本警視廳負責人對此表示：“我們想了解詳細情況，但受騙游客經常說因為還有其他地方要去，就離開了。店家也以‘沒人報案’為由對此不屑一顧。”

孤立無援的外國被害人

“我兒子生不如死啊!”2015年9月底，在東京霞之关警視廳總部，一名馬來西亞婦女淚水漣漣。2013年，她的大兒子(38歲)來日本出差時，和歌舞伎町一個攬客的中國男子起了冲突，面部被打傷。回國后卻一直沒有恢复意識。犯人受到了法律制裁，卻沒有給予賠償。

如果被害人是日本人或定居的外國人，可以申請國家給予被害補償金。但是短期訪日的外國人不能申請。她的大兒子也沒有上傷害保險，手術費等1,000多万日元對這個家庭來說是一筆巨大的負擔。警視廳負責人說：“雖然很可憐，但我們也無能為力。”

隨著跨越國境的人越來越多，對被害外國人的救助制度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問題。

2020年東京奧運會前后，訪日外國游客將大幅增長。日本常磐大學前校長諸澤英道表示，指出：“日本缺乏保障外國游客在日本安全的制度，以及外國游客在日本遇險的支援制度。若不能尽快對現有制度進行完善，日本觀光立國的政策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在2016年德國科隆跨年夜性騷擾事件后，5月的柏林文化狂歡節也出現了類似事件。近日，性騷擾事件再次出現，据当地警方消息報道說，德西南部城市達姆施塔特音樂節期間曝出性騷擾事件，目前已有26名女性報案。

德國科隆2016跨年夜发生大規模行騷擾事件（圖源：AFP/VCG）

据新華網介紹，達姆施塔特5月26日至29日舉行一年一度的大型露天音樂節。当地警方5月29日发布公報說，当天凌晨有3名女性報警，稱遭到多名男性猥褻。警方隨后抓获3名嫌疑人。被抓获的3名男子年齡介于28歲至31歲，均為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

德國媒體5月31日報道說，截至当天下午，因遭性騷擾而報案的女性已有26人。当地警方目前正在尋找目擊證人，同時呼吁其他受害者尽快報案。

在2016年的跨年夜，德國西部城市科隆发生大規模性騷擾、盜搶事件。警方共接到1,000多起報案，其中約一半與性騷擾有关。由于不少嫌疑人為難民，該事件引发德國社會對難民和安全問題的大討論。

5月中旬，柏林“文化狂歡節”期間也发生多起性騷擾事件，有9名女子報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