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在必然性和虛無主義中掙扎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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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論在香港還是台灣,一股思潮不約而同地興起,新興的青年政黨高呼“自決、獨立”等政治口號,并以此鼓動民眾參與他們的政治行動。但對于學界而言,這股潮流著實不是什么新鮮事,它的名字就叫“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是興起于歐洲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哲學思潮,至今仍然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徘徊在港台兩地,叫人迷惑,亦叫人疑惑。理由不是别的,只因“存在主義”作為一股思潮,并非一兩位哲學家紙上談兵那樣簡單,它是時代的產物,是当時思想家們的集體創作。如果我們不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把握,而僅僅從只言片語去理解或照搬,則無異于蒙著雙眼摸索散落的花瓣,最后將陷入捕風捉影的尷尬中,不可能對它的過往今來和孰是孰非有准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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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巴黎咖啡館,存在主義精神在四處洋溢 (圖源:VCG)

存在主義的起源

任何事物皆须扣連历史脈絡來掌握,更何況是由人腦產生的思想呢?思想家的精神結晶必然受制于他身處的历史條件和社會氛圍。每种哲學都是其所處時代的產物,都是為了解答那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時代不是被它擁有的東西所界定,而是由它所欠缺的東西,或所面對的問題所界定。

換句話說,一個問題的獨特性就等同于時代的獨特性。因此,要了解存在主義的核心,就要理解它所處時代所面對的問題是什么。二戰后的歐洲,知識界渴望在頹垣敗瓦中重新找到人類于啟蒙時代許下的允諾,即人類透過自身的能力而不是靠上帝直接通向真、善、美。在二戰殘酷現實的嚴重打擊下,歐洲人发現有一种不完全認同理性的哲學思想最能夠填充他們的創傷,那就是存在主義。

要探討存在主義課題,我們有必要對存在主義的历史淵源作初步探索。所謂存在主義,其實并沒有一面統一的旗幟。它的源頭可以追溯至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是他首先把人存在的獨特性提升到比普世理性更高的位置。在齊克果之前,也就是黑格爾(G.W.F.Hegel)稱霸的時代,思想界對普世理性的信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們甚至相信人類已經找到了历史運行的必然邏輯。

但是,如果所有人類历史和存在都有某种必然性,所有東西“經已注定”,甚至乎所有個人行動也只是历史進程中的一個環節和工具,那么人就不再有任何自由可言,因為不論你想做什么,都注定無法擺脫历史或某种邏輯的限制。

黑格爾历史觀破產

現回到存在主義產生的背景問題上。存在主義最為興盛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一個迷惘的時代,悲觀、懷疑的情緒四處彌漫,因為它剛剛經历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殘酷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集體狂熱、法西斯主義等瘋狂現象混集在這個絕對信奉啟蒙理性的時代中,以致于人們不得不去質疑:“這一切都是注定的嗎?”如果历史自有其邏輯,那么這种邏輯有時殘酷得令人難以接受。德國學者白瑟(Frederik Beiser)這樣認為,黑格爾把他的賭注押在历史上—或者,我們應該補充,是押在德國历史上—当時看來,黑格爾是賭輸了。

之后,社會思潮陷入了虛無主義的危機。虛無主義是一种病,使社會和個人脫離真實生活、失去行動力和創造力。即使是尼采(Nietzsche)式的虛無主義者,也尽力要和這种病態的“壞”虛無主義區别開來。

為了把行動與意義的維度還給人類,一眾“存在主義”思想家奮力在存在(being)中尋求突破空間,使得人的實存(existence)可以安置其中,讓人成了行動或意義的賦予者。

青年的新信仰

由此,人不再是單純被存在的范疇所決定,尽管各個存在主義派别術語上有分歧,但這是所有存在主義者都接受的觀點。不論人被看作是生命力、權力意志、“此在”(dasein)、虛無或是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主體,即使它們在各自的理論上互相對立,但都肯定了人—至少在某個維度上—有著不受外物決定的力量。同樣,年輕人對一切決定他們生命的外力的抗拒和反抗,都和這种對啟蒙理性的信仰的破產有直接关系。

反抗成了青年人的新信仰,以取代過往對宏大历史和理性主義的向往。就如存在主義作家加繆(Albert Camus)筆下的西西弗斯一樣,日复一日、無止境地反抗下去。難怪存在主義再次成了這一代青年人的思潮,看來存在主義正從历史的瓦礫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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