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蒙‧卡佛 〈關於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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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蒙‧卡佛 〈關於寫作〉

瑞蒙‧卡佛 Raymond Carver 1938-1988 美國近代小說家

還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發現我對長篇的敍事小說失去了興趣。在一段時間裡,別說是寫,我連讀完一篇長篇都感到吃力。我的注意力很難持久,不再有耐心寫長篇小說。至於為什麼會這樣,說來話長,我不想在這兒多囉嗦了。但我知道,這直接導致了我對詩和短篇小說的愛好。進去,出來,不拖延,下一個。也許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失去了雄心大志。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倒是件好事了。野心和一點運氣對一個作家是有幫助的,但野心太大又碰上運氣不好的話,會把一個作家置於死地。另外,沒有才華也是不行的。

有些作家有很多才華,我還真不知道一點才華都沒有的作家。但是,對事物獨特而準確的觀察,再用恰當的文字把它表敘出來,則又另當別論了。《蓋普眼中的世界》其實是約翰厄文(John Irving)自己不可思議的世界。對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而言,存在著另外一個世界。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有他們自己的世界。對奇佛(John Cheever),厄普代克(Updike),辛格(Singer),埃爾金(Stanley Elkin),貝蒂(Ann Beattie,安‧貝提),奧齊克(Cynthia Ozick,辛西亞‧奧茲克),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巴撤美),羅賓森(Mary Robison),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漢娜(Barry Hannah)和勒奎恩(Ursula K. LeGuin,娥蘇拉.勒瑰恩,美國著名科幻及幻想小說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與他人完全不同的世界。每一個偉大的作家,甚至每一個還可以的作家,都是根據自己的規則來構造世界的。

以上所說的和所謂的風格有點關係,但也不儘然。它像簽名一樣,是一個作家獨特的、不會與他人混淆的東西。它是這個作家的世界,是把一個作家與另一個作家區分開來的東西,與才華無關。這個世界上才華有的是,但一個能持久的作家必須有自己獨到的觀察事物的方法,並能很藝術地對所觀察到的加以敍述。

黛因生(Isak Dinesen,伊莎‧丹尼蓀,丹麥女作家)曾說過,她每天寫一點。不為所喜,不為所憂。我想有一天我會把這個抄在一張三乘五寸的卡片上,並貼在我寫字台正面的牆上。我已在那面牆上貼了些三乘五的卡片,「準確的陳述是寫作的第一要素」──龐德(Ezra Pound),就是其中一張。我知道,寫作不僅僅是這一點。但如能做到「準確的陳述」,你的路子起碼是走對了。

我牆上還有張三乘五寸的卡片,上面有我從契可夫(Chekov)的一篇小說裡摘錄的一句話:「……突然,一切都變得清晰起來。」我發現這幾個字充滿奇妙和可能性。我喜歡它們的簡潔以及所暗示的一種啟示。另外,它們還帶著點神秘色彩。過去不清楚的是什麼?為什麼直到現在才變得清晰了?什麼原因?還有個最關鍵的問題──然後呢?這種突然的清晰必然伴隨著結果,我感到一種釋然和期待。

我曾無意聽到作家沃爾夫(Geoffrey Wolff)對他的學生說:「別耍廉價的花招」這句話也該寫在一張卡片上。我還要更進一步:「別耍花招」句號。我痛恨花招,在小說中,我一看見花招或小技巧,不管是廉價的還是精心製作的,我都不想再往下看。小手腕使人厭煩,而我又特別容易感到厭煩,這大概和我注意力不能長時間集中有關。和愚蠢的寫作一樣,那些自以為聰明和時髦誇張的寫作也使我昏昏欲睡。作家不需要靠耍花招和賣弄技巧,你沒必要是個聰明絕頂的傢伙。儘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一個作家要有面對一些簡單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隻舊鞋子,而驚訝得張口結舌的資質。

幾個月前,巴思(John Barth)在《紐約時報》的書評專欄裡曾提到,十年前,參加他寫作短訓班的學生,大多對『形式創新』著迷。而現在不太一樣了。那些自由開放的實驗小說不再時髦,他擔心八十年代的人又開始寫那些老生常談的小說。每當聽見人們在我面前談論小說的『形式創新』,我總會感到不太自在。你會發現,很多不負責任、愚蠢和模仿他人的寫作,常常是以『實驗』為藉口的。這種寫作往往是對讀者的粗暴,使他們和作者產生隔閡。這樣的寫作不給人們帶來與世界有關的任何新資訊,只是描述一幅荒涼的景象,幾個小沙丘,幾隻蜥蜴,沒有任何人和與人有關的東西。這是個只有少數科學家才會感興趣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實驗小說必須是原創的,它是艱苦工作的回報。一味地追隨和模仿他人對事物的觀察方法是徒勞的。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巴塞爾姆,另一個作家如果以「創新」的名義,盜用巴塞爾姆特有的靈感或表達方式,其結果只會是混亂,失敗和自欺欺人。真正的實驗小說應該是全新的,如龐德所說。而且,不能為創新而創新。如果一個作家還沒有走火入魔的話,他的世界和讀者的世界是能夠溝通的。

在一首詩或一篇短篇小說裡,我們完全可以用普通而精準的語言來描述一些普通的事,賦予一些常見的事物,如一張椅子,一扇窗簾,一把叉子,一塊石頭,或一付耳環以驚人的魔力。納博科夫(Nabokov)就有這樣的本事,用一段看似無關痛癢的對話,讓你讀後脊背發涼,並感受到一種藝術享受。我對這樣的作品才感興趣。我討厭雜亂無章的東西,不管它是打著實驗小說的旗號還是以現實主義的名義。在巴別爾(Isaac Babel)的那部絕妙的小說《蓋‧德‧莫泊桑》裡,敍述者有這麼一段有關小說寫作的話:「沒有什麼能比一個放在恰當位子上的句號更能打動你的心。」這句話同樣應該寫在一張三乘五的卡片上。

康奈爾(Connell)在談論小說修改時說,當他開始刪除一些逗號,隨後又把這些逗號放回原處時,他知道這部小說差不多寫完了。我喜歡這種認真的工作方式。我們作為作家,唯一擁有的只是些字和詞。只有把它們連同標點符號一起,放在恰當的位子上,才能最好地表達我們想說的東西。如果詞句因為作者自己的情緒失控而變得沉重,或由於某種原因而不能夠準確,讀者的藝術感官就不會被你寫的東西所觸動,從而無法對它感興趣。詹姆士(Henry James)稱這一類不幸的寫作為「微弱的陳述」。

我有朋友曾對我說,因為需要錢,他不得不趕著寫完一本書。編輯和老婆都在後面催著呢,說不定哪天就會棄他而去,等等。對自己寫得不好的另一個藉口是:「如果再花點時間的話,我會寫得更好。」當我聽見我的一個寫長篇的朋友說這句話時,我簡直有點目瞪口呆了,直到現在我還有這種感覺。雖然這不關我什麼事,但是,在寫一部作品時,你如果不把全部的能力都用上,你為什麼要寫它呢?說到底,一個盡自己最大能力寫出的作品,以及因寫它而得到的滿足感。是我們唯一能夠帶進棺材裡的東西。我想對我的那位朋友說,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幹點別的什麼吧。這個世界上總還有些既容易又能保持誠實的賺錢方法吧。或者,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寫,寫完就完了,不要找藉口,不要抱怨,更不要解釋。

在一篇叫做《短篇寫作》的文章裡,奧康納把寫作比作發現。她說當她準備寫一部小說時,常常不知道她到底要寫些什麼。她懷疑大多數作家在一開始就知道小說的走向。她用《善良的鄉村人》這部小說作為例子,來說明她的寫作過程。她常常是在小說快寫完時才知道該怎樣結尾。

「我開始寫那部小說時,並不知道裡面會有一個有一條木腿的博士。有天早上,我在寫兩個我較熟悉的女人。我給其中的一個安排了一個有條木腿的女兒,我又加了個推銷聖經的人物,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在小說中會做些什麼。我不知道他會去偷那條木腿,直到我寫了十幾行後才有了這個主意。但這個主意一形成,一切都變得那麼必然。」

有一次,我坐下來寫最終成為一部很不錯的小說。開始,我只有開頭的一句話:「當電話鈴響起的時候,他正在吸塵。」接下來的幾天裡,這句話在我腦子裡轉來轉去。我知道有一個故事在那兒躍躍欲試,我能從骨子裡面感到那句話是一個故事的開頭,如果我能有時間,那怕只有十幾個小時,我會寫出個很好的故事。我終於在一個早上坐了下來,並寫下了那句開頭。很快,其他句子接踵而至。就像我寫詩時那樣,一句接著一句。不一會兒,一個短篇就成形了。我知道我終於寫出了一個我一直想寫的故事。

我喜歡小說裡有些恐慌和緊張的氣氛,起碼它對小說的銷售有幫助。好的故事裡需要一種緊張的氣氛,某件事馬上就要發生了,它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小說裡的這種氣氛,是靠實實在在的詞創造出來的一種視覺上的效果。同時,那些沒寫出來的,暗示性的東西,那些隱藏在平滑(或微微有點起伏)的表層下面的東西,也會起到同樣的效果。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英國小說家及評論家,以嘲諷的風格與對中產階級生活的生動描述著稱。)給短篇小說的定義是:「眼角閃過的一瞥。」請注意這『一瞥』。先是有『一瞥』,再給這『一瞥』賦予生命,將這『一瞥』轉化成對當前一刻的闡明,如果運氣好的話,還能進一步對事情的結果和意義加以延伸。短篇小說家的使命就是充分地利用這『一瞥』,用智慧和文學手法來展現作者的才華,尺寸感,適度感,以及對外界事物的看法──我強調與眾不同的看法。而這一切,是要透過清晰準確的語言的應用來完成的。靠語言賦予細節以生氣,使故事生輝。為了讓細節具體傳神,語言必須精準。為了準確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詞。只要運用得當,它們同樣可以產生一字千斤的效果。

【瑞蒙‧卡佛 簡介】

「用普通但準確的語言,去寫普通的事物,並賦予這些普通的事物,以廣闊而驚人的力量,這是可以做到的。寫一句表面上看起來無傷大雅的寒暄,並隨之傳遞給讀者冷徹骨髓的寒意,這是可以做到的。」-瑞蒙‧卡佛〈RAMOND CARVER〉

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 1938-1988)美國近代短篇小說家,20世紀70年代短篇小說復興的一員主將。主要作品有《請你安靜些,好嗎?》、《大教堂》、《憤怒的季節》等短篇小說集。中年嗜酒近酗,曾四次因酒精中毒入院,他的短篇以極簡派風格著稱。

「簡約派」是後現代文學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它力求以最簡單明快的表現形式重現生活與社會風貌。美國簡約派小說的先驅作家卡佛以其簡約而峻峭的筆法,把美國六、七十年代中下層人民的困窘境遇作了深刻的反映,代表了這一文學流派的獨特風格。

村上春樹在翻譯卡佛小說的後記中說:「典型『卡佛式』的小說情境就是『家庭劇』的崩解,也就是妻子離棄丈夫的情境」。日常生活的瑣碎和其中蘊含的龐大張力,是村上和卡佛作品的共通點。故事通常描述丈夫和妻子、朋友和同事的關係,運用信、電話電視機、汽車等圖像,敘述場景經常是與一杯咖啡、一張廚房桌子,一罐啤酒等等。而電話、信,或者像售貨員這種意外的來賓是平常的生活的入侵者,酒精、香菸則是他小說中用來表現人物混亂內在的一種象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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